（2）义田、义仓、义赈、义冢等义举义行
戴骝，字致远，号宏斋，市东人，成化甲午举人，授福建建安知县，下车首询民瘼，除避差诡籍，减贡外馈遗，毁化人亭，撤僧寺为养济院，理官地被侵者为义冢，以忧去，民思之。补山东堂邑县，治奸豪，恤孤老，兴学校，治河堤。其孙嘉猷，字献之，嘉靖丙戌进士，知浙江乌程县，地卑赋重，奏乞均减并除额外茭芦银，置义田数百亩，建仓储谷备赈。暇往学宫与诸生讲论，毁淫祠，立义冢五十余所。又孙嘉谟，字陈之，构东山书院（嘉庆《绩溪县志》）。
胡思伸，字君直，号充寰，市北人，万历乙未进士，知浙江上虞县。出补怀隆兵备副使。捐置学田以赡多士（引同上）
程嘉禶，字汝华，号岳西，城西人，由监生授两浙三江盐运大使，迁知永嘉县。南安岁饥，赈粜兼施，捐万金，采买义赈，凡四阅月乃止，全活十万余人（引同上）。
汪安学，字子仕，孔灵人。嘉靖甲辰大侵，守令劝民出粟，安学首以百石助赈。
石如金，字品南，旺山人，县学生，灵环子。全体父志，甃修杨桃岭路绵亘数十里，建三步桥、清宁亭于其间。又西有黄坑岭，路险仄，极力修治，磊石为级，长数百丈。筑迎风亭，建南山桥，所费不惜浩繁，皆以成父德。康熙己丑壬寅，岁侵，族内计口赈粮三月。雍正甲寅，又赈，几无留粟。尝置祭田，设义塾，完绝粮，捐义冢，于丧葬婚娶不给者恒周之。（引同上）
章大满，字惟谦，市西人。幼贫，负薪易酒肉养亲。后外贾，家稍裕。尝展墓遇江北流民百余，煮粥食之。岁旱，斗米钱至五百，于亲戚犹时捐焉。大满不识诗书，而行事卓卓有古人风。（引同上）
章必泰，一名善津，字体舒，号苏桥，一号南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则吟诗以记其事。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蒲城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祏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偕兄必达，协力捐输，以为将伯之输。厥后诣蒲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东山书院鼎建，自备资斧，襄蒇其事。邑建考棚，捐银二百两以助。（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
章炜，字友白，好学能诗，以兄长矢志读书，遂推腴田让之，以助其学。同庾汪某及妻弟分销歙盐，资本亏耗不能营运，炜解櫜鬻宅匡其不逮。邑建文峰，族修家庙，皆首倡以董其成。（引同上）
余文彬，字自英，市南人，太学生。父雅好义乐施，文彬继之。有族叔落魄在外，五子已鬻其三，彬闻遣人觅归，并割己资与之抚养。后贾于衢，值岁饥，民相抢夺，总戎闭城，将授甲，时宰西安者歙人许执中，彬急觅之，谓连赈平粜可弥变。愿先出二百石为诸商倡，许韪之，言于总戎。后果以平粜怙服。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衢人德之。（嘉庆《绩溪县志》）
王中梅，字开先。家贫，力不能读书，犁雨锄云，耕于盘川之野。工计然，尝远出经商，臆测往往而中。积数年，家渐裕。诸子第有请营宅第者，公怃然曰，记有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今祠宇未兴，祖宗露出，而广营私第，纵祖宗不责我，独不愧于心乎？乃慨然有建柌之志。（绩溪《盘川王氏宗谱》）
章定春，字应茂，居磡头，幼极贫，为人食牛。长贸于浙之孝丰，家稍裕，不居积贮，即以修本村路及胡乐死=司路各数百丈，大河口观音庵捐资助茶，复置田为永久计。邑中善举，无不倾囊乐输，遇年荒施粥倍于常。凡穷者及无人祭祀者，治钱、米、纸泊之惠者尤多。（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
石凤翔，字采五，如金子。能体父志，述事无违，兄弟友爱。有乳母贫，迎养终其身，并为其子谋娶。家非富极，好施予赈济，族中贫者，计口给粮数月。生平急人之急，助棺衾，置义冢，施茶坦路，乐行不倦。卒之日，族众为立“孝义长存”之额于家庙。（嘉庆《绩溪县志》）
曹显应，一名文，性质朴，居家孝友，乐善好施，周恤贫乏，捐建石桥四所。郡治北门外万年桥，九门尽筑石基巩固，以俟众捐成功，有司屡请宾宴，不赴。（旺川《曹氏宗谱》）
许金（磡头人），奏表祖母节行，建柌，捐田以奉先祀；立义塾以训族姓，修桥赈贫。都御使胡宗明行状其事。（绩溪磡头《许氏宗谱》）
胡鸣珙，字凤亭，号带溪，龙川人，江防议敍通判。尝寓苏州，一时待举火者数十家，倡建普济、育婴、广仁三堂，恤孤穷，助殡殓。康熙己卯春，恭逢圣驾南巡，珙上书乞下“三堂法”于各省，奏允，复赐“仁惠”二字。及归里，修祖庙，隆文会，辑社祀，捐置义田，抚昆、季及从子，均恤田宅。（绩溪《龙川胡氏宗谱》）
胡立诚（宅坦人），字时夏，府庠生，济窘迫，捐山地数亩为义田。坦里东路，未就而病笃，嘱其子成之。（绩溪《明经胡氏宗谱》）
章极，字惟一，太学生。独扩前业，与弟均分。暑月，制药济人，贫病死无归者，髆之。（绩溪《西关章氏宗谱》）
胡裕星，字苑卿，经商松江东门外，生意日以盛起。二十八年春返里扫墓，请捐祖遗基地入东山书院，以为寒畯涓滴之助。（绩溪《遵义胡氏宗谱》卷七.行状）
红顶巨贾胡雪岩经商致富以后，热心慈善事业，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如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八府”的联系并设船为乘客提供方便。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旱涝地区捐款赈灾。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以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就达二十万两白银，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誉。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胡雪岩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捐献国家。（据《名人故里绩溪》）
上海汪裕泰茶庄创始人王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他的家乡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年水灾，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王立政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实现，但他的儿子汪惕予完成了此项义举。
汪惕予，茶叶大王王立政之子，原名志学、字自新，又字觚哉。1899年3月，汪惕予怀着“博通中外医学”大志，赴日本入筱崎医校学习西医，1903年返沪行医。1904年创办自新医科学校及附属医院，开始了医学教育与新的医务工作，并于同年发行《医学世界》月刊，行销各省“以新学术灌输内地”。1908年2月，又添设医学补习学校于校内，“以便中西医士公余之暇，得以研究最新、最重要之学理”。1909年，汪惕予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子看护学校，学制二年。因此，民国初年，各省赤十字社的看护妇，大多毕业于该校。19，又创办了医学世界社。武昌起义爆发时，汪惕予和同志共同组织赤十字社于上海，并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镇江以及湘汉间设立分社，集200多名有志青年授以救护伤兵的知识，又抽派看护学校的学生赶赴战地救护。191月，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女子产科学校，学制二年，每年招收60名中学程度者授以最新助产学，学费全免。继又开办协爱医科专门学校，每年招生60名，学制4年。同年，汪惕予被选为全国医界联合会会长（据《名人故里绩溪》）。可以说，汪惕予先生既是中国西医之父，也可称是我国红十字精神与事业的先行者之一。我们今天研究红十字精神，切莫忘记了这位对于中国红十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贤。
三、绩溪现当代徽商义理精神与红十字精神的无缝对接
在徽州或是在徽州以外，无论是古代徽商还是现代当代徽商，都一直奉行着程朱理学的义理精神，在他们办企业或者经商致富以后，都在自觉地进行公益性慈善活动，体现出现代红十字精神，为家乡和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民国初年，绩溪徽商胡良祥，众生致力于兴办水利，创立私塾，开辟荆州对外山路等公益事业，名著乡里。光绪三十年（1904），与里人方国卿募修借磡岭山道20华里。宣统元年发起募修竹岭山道30华里，栉风沐雨5载，铺成蜈蚣岭脚至栈岱头险段的梯形石级。民国2年3月，督建黄泥岭段石砌山路。在建公兴石桥时，因年迈积劳，病倒工地，3日后卒于家。安徽省政府嘉奖“一乡善士”匾额；其子胡学汤，字商岩，号福生，14岁博通经传，尤通土木农桑货殖之学，后弃儒经商。学汤兄弟四人遵父临终嘱咐和母亲遗愿，由弟福春经营店务，二弟福和种地理家，三弟福顺教义塾，协助商岩续修竹岭山道。先由自家出资和举债维持，后赴上海、汉口等地向旅外徽商同乡募捐，经营7载，修成竹岭山道30华里，筑路面石梯1万7千余级。商岩致力公益事业30余年，倾其家庭所及，主持修筑借磡岭、竹岭、栈岭、芦塘岭、浪广岭、灰石岭、小九华和绩城南至歙东仙茶等道路，主持修建桥、堨、坝、水碓、校舍、图书馆、寺庙、路亭、茶亭、社仓工程百余处。其中有绩城北王堨、宣城水东拦河坝、黄山洽舍集成大桥、浙西古岭脚石桥等。他还捐巨资创办荆山学堂、荆州小学及绩溪中学荆州分部等学校5所。民国31年，命其子胡锺吾将家藏昌化鸡血石310颗义卖慰劳抗日军队，安徽省政府颁赠“乐善不倦”匾额。被称为“辛亥老人”的著名出版家汪孟邹先生，除了支持陈独秀、胡适和陶行知等人的新文化事业以外，还热心公益事业，支持家乡创办女校、图书馆和公墓等。民国时期徽馆大亨许文瑜，慷慨支援家乡公益事业，1937年，出资和募资将水村永明初级小学建成中心国民学校。40年代，又自捐和募款资助中小学教育。解放战争时期，资助中共绩溪路东工委游击队药品、棉布和收音机等物资。
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的绩溪徽商企业家，继续秉承了古代徽商的优良传统，给程朱理学的义理精神注入了新时代的气息。绩溪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航佳集团总裁姚民和先生，数十年来，捐资助学、修桥补路、赈灾扶贫，抚养鳏寡，累计捐出800多万元，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全国“爱心敬老之星”，其义举义行遍布绩溪城乡，人称“及时雨宋江”再世；美籍华人、港商曹浣自改革开放以后，踏上故乡的土地之日始，就孜孜不倦的投入故乡的慈善事业，诸如捐资助学、救济贫困、修桥补路、文化保护等等，共投入700余万元；“全国慈善之星”、宣城市政协委员、绩溪县政协常委、黄山建工集团绩溪公司总裁张国协先生，仅近五年来，就向社会公益事业和汶川、玉树等地的赈灾募捐就达上百万元。;宣城市劳动模范、慈善家、光彩之星、绩溪县跃宇公司董事长高彩安先生十几年来扶贫救困、赈灾捐款65万多元。在他们身上，自然地表现出当代徽商对于古徽商义理精神的传承。这种乐善好施行为，完全符合“人道、公正、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的红十字基本原则与精神，是现代社会应该大力提倡的优良品德。因此，古代徽商和现当代徽商慈善活动所体现出的义理精神对于红十字精神的传承，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示作用：
（1）古徽商所奉行的义理精神，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所谓人道，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亦即他们发达以后不忘回报社会，不忘生养他们的家乡，因此，他们便会以各种义举义行来实施。这在徽州有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就是程朱理学的思想熏陶和社会氛围。所为徽商的亦儒亦贾，儒贾相通，以义取利，义字当头，利在其中。这个义字，不仅仅是诚信不欺那么简单，还包括发财以后的行为在内。徽商生活在一个程朱理学盛行的环境中，从小到大以及经商的每一个细节都受到程朱理学的毅力影响，所以，其人道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自觉自愿的条件反射。即如今天的新徽商也是这样。
（2）徽商的慈善行为不带任何功利，完全由心而生，公正中立，带有仗义行善的普遍性，这也与红十字精神不谋而合。绩溪县嘉庆《县志》上有着很多这样的记载可以证明。
（3）“人道、中立、独立、公正、志愿服务、普遍和统一”的红十字精神，实际上是徽商义理精神的精华传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贫富不均，因灾受贫，因病受贫，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现象，需要社会救助。这种救助，虽然是由红十字会等组织运行，但其骨子里仍是一个“义”字，只不过这是一种更大的“义”，全社会的“义”，有组织的“义”，更规范的“义”。
（作者系绩溪县政协原文史委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制作：童达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