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公九谏》是一篇以狄仁杰为主角的话本小说。其成书年代尚有争议。鲁迅先生根据范仲淹所作《唐狄梁公碑》碑文的时间推断《梁公九谏》：“书出当在明道二年以后矣。”陈汝衡先生的《说书史话》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均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而章培恒先生在《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一文中质疑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梁公九谏》应该是明抄本。罗彼玉的博士论文《宋元讲史话本研究》从话；本小说的演进轨迹对《梁公九谏》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保留了较多早期话本的痕迹，并未受到元明时期创作风格的影响。目前虽不能确定《梁公九谏》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宋代明逅二年，但也没有新的证据显示它产生于明以后，因此，本文把《梁公九谏》置于明前的小说中讨论。
这种借用狄仁杰毁淫祠的故事加以附会翻新的故事在后来的笔记小说中时有出现。例如，清人于敏中等人奉教编撰的《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八中，收录了前人编撰的一则狄仁杰毁淫祠故事。故事中白羊幻化成精，建立祠堂并迫使百姓岁一男童祭之，不祭则降下灾祸。狄仁杰到任后，得知这一风俗，独自仗剑前去，斩杀白羊精，并焚毁白羊祠，百姓从此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足以见得，这则故事是后人在狄仁杰毁淫祠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虑构而成，狄仁杰由一个文官发展成了一个敢于仗金！与精怪斗争的侠客。
《梁公九谏》约四千字，现存的赐书楼本，前有序言，后有黄圣烈的跋文和诗。序言中称“中宗得复帝位，而唐作不移者，皆梁公之力也”，首次以小说的形式肯定了狄仁杰反周为唐的第一功劳。小说中狄仁杰大胆直谏，迫使武则天迎回了唐中宗的形象成为明清小说中狄仁杰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刻画方法上，作者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语言对话，并结合人物之间的对比反衬手法，向时运用谶言、解梦的方法来展现狄仁杰的这一光辉形象。《梁公九谏》着力运用人物对话和同类人物之间对比的方法来凸显主人公形象。
故事在庐陵王被贬房州，武则天称帝二十年后的背景下展开。朝堂之上，武则天欲立武三思为太子。此时，大臣的反应是“尽皆拜舞谢敬，山呼万岁，皆称‘贺得人矣’”独狄仁杰不肯随波逐流，引起了武则天的质问，“联想，卿必有异议。纵有异议，岂胜得殿前八十二员大臣？”此语一出使狄仁杰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众人都附和女皇，唯有自己不附和，已有得罪女皇之危险，此时若言语不慎，则开罪于同僚，彼时将彻底陷入孤立无援之境。但狄仁杰并未退缩，直指群臣“似鹤坞抱卵，岂知莺凤之志。
楼蚁攻士，岂知晦朔之朝。”一番比喻，使得攀附武氏的大臣面露羞撮，在气势上占了上风，紧接着他从武则天的皇后身份入手，指出皇后称帝是代为管理李唐江山，而今皇子己长成，理应还政于皇子。第一谏通过狄仁杰形象与群臣形象的对比，突出了狄仁杰不与朝臣同流合污的伟岸形象，侧面反映了当时政局的险恶第二谏狄仁杰从实例出发：面对单于的进犯，武三思花费数十个月都没有招满一百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庐陵王“不经旬日，计兵千万”，而且单于听闻庐陵王前来迎战，不战自返。以此凸显了狄仁杰善于劝谏的品质。
狄仁杰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利用谶言、解梦等形式进行劝谏。谶言一向被统治阶层所利用，早在陈胜吴广起义时就把吊书藏于鱼腹中，以此来获得众人支持。武则天一生中多次运用谶言隐语，以至各地纷纷伪造谶言来博得女皇欢心。狄仁杰正是利用了武则天的这一心理，第三谏他从解读刻有“武后登万万年”的石函切入，这是武则天自认武周朝万年不倒的预示。狄仁杰指出“万万年”暗指周朝经历两个以“万”开头的年号。此时武则天已经用过两个含有“万”字的年号，这就意谓着武周朝的万万年之期己剑，天下又将归于李氏手中。
这种解释，同样被运用于后三谏的解梦中。这三束中狄仁杰为武则天解了“湘轮水上流，车向壁上行”梦、“神女输棋”梦、“鹦鹉”梦。在解梦过程中也运用了对比反衬的手法。同样是解梦，张易之借此向武则天谣媚阿诀一番，而群臣则一片阿附。唯独狄仁杰借解释梦境义正词严地说出了立储的大道理，虽然劝谏的结果是武则天怒不可遏，命人把他拖去殿外。小说还把狄仁杰安排在利益与威胁中，以此来凸显他九死不悔的决心。武则天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希望狄仁杰改变立储想法，否则就把他扔进朝堂上的油锅中。
然而狄仁杰在利益和危险面前不变心，慷慨陈词，“言吃，赛衣大步欲跳入泊锅”。总之《梁公九谏》运用人物语言直接描摹狄仁杰威武不屈、勇于直谏的形象，同时从侧面着笔，通过对同僚昏庸懦弱形象的描摹反衬了狄仁杰的形象。从内容看，小说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各从一个角度切入全面展现了狄仁杰在立储之事上的坚定意志。由于小说处于话本初创期，故事九个部分之间联系不甚紧密，而且人物话语带有定的韵文色彩，如狄仁杰用各种动物比喻大臣，显得过于书面化。而每一节都以“东宫之位，非庐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终当不得”之类的套语为结语，这都使得人物形象不够鲜活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