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经历朝代更迭无数。因为战争，百姓的生活往往是水生火热。但这仅仅是穷苦百姓的生活，而那些统治者无一不是高庭大院锦衣玉食。
古人喜宴会，尤其是文人雅客。宴会期间，免不了填词作赋、饮酒高歌，同僚朋友之间相互奉承吹嘘。文人擅赋诗词，吹捧人和自夸都免不了吟诗作赋一番。
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晏殊殁后,门生欧阳修为他撰写挽词,其中有“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晏殊的一生，除了小小的蹭蹬波折之外,晏殊的一生还是令所有凡俗人艳羡的。
历来的文艺评论,总是推崇“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却总是鄙薄“富贵者歌其富贵”。这跟现在的人一样，都是因为仇富心理作祟,实在是太有失公允了。无奈人类心理结构天然如此,富贵只会引发羡慕和忌妒,却很难唤起感动。“富贵者歌其富贵”,即便当事人如何直抒胸臆,如何下笔不隔,如何境界高远,却总难感人肺腑。是的,富贵即便不曾引发羡慕和妒忌,总还算一种令人愉快的事情,而笑的感染力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哭。
从进化史的意义上看,引发悲痛的事情确实比起引发偷悦的事情更加性命攸关,自然容易攫取更多的关切。于是描写富贵心态就变成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稍不留意还会露出暴发户的庸俗嘴脸。素来以奢华生活著称的一代名相寇准写过一联自言富贵的诗句:“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所谓“腰金”,即高官腰间所系的金印,“枕玉”即玉石制作的枕头。诗句的意思是说：人一见老,体力衰弱了便觉得腰间的金印是个好大的累赘;躺下休息,却觉得玉枕凉意太浓,身体不消。
富贵人家的抱怨一定不是这样,他们所嫌弃的一定是普通人所艳羡的。譬如腰金、枕玉,普通人求之而不可得,寇准偏嫌腰金太重,枕玉太凉,而在抱怨的口吻里,富贵逼人的感觉便在有意无意间弥漫出来了。虽然寇准这两句诗很为世人传诵,以为吟咏富贵的典范。但是，这样的“炫富”只会让别人说他矫情、嗤之以鼻。就像晏殊，说寇准诗句里只是一副穷相,真正写出富贵的诗句当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欧阳修《试笔·谢希深论诗》)。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语出白居易《宴散》。白居易长久以来都过着富贵闲人的日子,大约是唐代诗人中最可能与晏殊发生共鸣的一位。宋人周必大独具慧眼地发现:白居易《宴散》全诗其实看不出富贵气象,但“笙歌”一联偶经晏殊拈出,感觉便迥然不同。
白居易《宴散》全文：
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
将何迎睡兴,临卧举残杯。
白居易描写宴会散场,自己趁着夜色缓缓归家,余兴尚未消尽。诗的重点其实只在散宴之后的“余兴”,没有半点炫富的意思,所以读者很自然会被带入诗人的余兴中去,去感受他的心情,在他的心情里去感受当时清凉如水的夜色。“笙歌”一联只是自然落笔,对眼前事、眼前景平铺直叙罢了，在诗歌结构里承上启下,很难引起读者格外的关注。而当晏殊将这一联全诗,单独摆在我们眼前,我们才会觉察到:这场宴会,就连曲终人散有这般惊人的排场,隐隐有一种恢宏之美,那么,我们所无缘目睹的散前的场面又该是如何的盛况呢!
白居易“笙歌”一联,富贵气只是有意无意地流露罢了,但还有人题写富贵。譬如李庆孙,晏殊同时代的文章名家,写有一首《富贵曲》晏殊读到其中“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的句子,颇不以为然笑说:“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晏殊自己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只言富贵气象,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晏殊常常以这些诗句语人:“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晏殊所谓富贵气象,正是贵族或文化精英区别于发户的特质。堆金砌玉,这总是暴发户爱做的事,毕竟这是最直观的财富炫耀,可以在立竿见影间树立自尊。但炫富的太过直接,也就丧失了美感。
梨花落院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美,总需要一点含蓄,需要给人以回味的余地。“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没有华贵的字眼，但这场面越想便越觉得高不可攀,觉得“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的主人未免俗气，未必有资格参加这样一场盛宴。至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落院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遣词造句较之“笙歌”一联更加平朴,仿佛只是寻常的景致，但却是彰显着主人家豪宅的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