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社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和繁荣为界,隋唐之前、东汉之后,中国实行的是以门阀士族为主的“皇权——贵族”的统治模式,从宋朝开始,则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权——官僚”的统治模式,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代表着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而唐朝,恰好是两种模式的过渡时代,也是门阀士族逐渐衰落的时代。
门阀士族
从东汉到唐末700余年,宫廷中的所有达官贵人,都只是表面现象,他这些所谓的显贵背后,撑腰的是“门阀士族”。
门阀,是门第阀阅的简称,门第就是人的家世出身,阀阅则是家世的功绩和阅历,士族就是时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士族合起来,就是指拥有权力的世家。
门阀士族萌芽于东汉,兴盛于魏晋——曹魏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只看家世出身,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诡异局面,直接导致了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这些士族又互相通过联姻彼此扶持,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贵族门阀特权制度。
纵观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实际上就是一场门阀士族的争霸史,曹操出身官宦,刘备贵为皇族,袁绍更是四世三公,荆州和益州的刘表、刘璋,也都是皇室宗亲,江东的孙氏,则代表了江东门阀,最后由司马氏捡漏,在争霸中胜出,建立晋朝。
东晋南渡,受益于九品中正制,琅琊王氏的势力足以与皇族司马师共分天下,形成了“王与马,公天下”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南朝本质上是汉人政权的延续,士族制度自然也被继承了下来,而北朝,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发端,北魏皇帝也十分重视士族,集中在范阳卢氏、清河崔氏、颍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士族。
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有所没落,但到了隋唐又再次兴起,以地域划分,可分为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大士族,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山东士族,也叫关东士族,即所谓“五姓七宗”: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颍阳郑氏、太原王氏。
唐朝的士族
关东士族的势力有多大,地位有多显赫,从李世民册封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就可以看出——关东士族占据了15位,在小说演义中那些响当当的英雄名字,如房玄龄、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出于关东士族。
这还不算,唐朝的达官贵人,都以和“五姓七宗”联姻感到荣耀,比如唐高宗年间的薛元超,他贵为宰相,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他一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娶到“五姓七宗”的女子为妻。
更过分的是,这些士族甚至连皇族李氏都看不上眼,唐宪宗曾经就想在门第较高的公卿家族为女儿招驸马,但是,那些士族子弟个个装病推辞;唐文宗继位后,继续为唐宪宗的女儿们操碎了心,想找个士族下嫁公主,士族子弟还是老一套装病推辞,文宗皇帝十分悲愤地跟宰相吐槽:“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士族虽然势力大、地位高,但经历了从汉末到唐朝数百年的门阀制度,唐朝皇帝比谁都清楚士族对于帝国统治的干预有多强大,若不打压士族,他们将永远是李家皇权的最大威胁。
所以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着力于让社会阶层健康流动,以打破士族垄断,李世民命高士廉等人修撰《氏族志》,就相当于唐朝版的《百家姓》,然而高士廉等人显然不会揣摩圣意,他们仍将关东崔氏、卢氏与皇族李氏并列为第一等士族,李世民气得跳脚骂娘,完全不顾及皇帝的威严:
“我与山东崔、卢两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为何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为一等?列为第三等!”——《唐会要·氏族》
山东崔氏、卢氏,祖上阔过,但世代衰微,士族中既没有出过官宦人才,还通过天价彩礼贩鬻婚姻,他们只会依托祖上留下的富贵地位,真是无礼无耻至极,连皇帝本人都不免发出灵魂一问: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重视他们?
从唐太宗这段怒骂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士族确实根深蒂固,难以清除,实在也不怪高士廉等人不懂皇帝的心思,李世民不直截了当地说要把崔、卢降级,高士廉又岂敢轻举妄动。
按理说,士族排位越靠前,就越感到荣耀,但是到了唐高宗时期,这一观念发生了转变——高宗修《姓氏录》,把四大皇后家族:独孤氏、窦氏、长孙氏、武氏都加入了一等士族,又把官品对应到士族等级中,比如太子三师、仆射列为第一等……总之,只要在朝廷中能混到五品以上的官职,你就有机会进入《姓氏录》。
这一来,门阀士族就被注入了不少水分,还动了过去那些士族的蛋糕,一时“咸以为耻”。
士族与科举
现代人教育孩子,常说“赢在起跑线上”,对于古代的士族来说,一出生就在终点线上,根本没法比。隋唐开创科举制度,并逐渐完善,寒门学子有机会打破禁锢的阶级,光耀门楣,但是,寒门又岂能跟士族门阀相比呢?
刚开始改变,学子要凭自己的学识去考试、去做官,士族子弟可能有些不适应,但是很快现实就告诉人们,门阀士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本不需要太多时间去适应科举制度——寒门子弟只能苦读圣贤书,而士族子弟从小就能接受最高端的教育。
清朝徐松著《登科记考》,其中把唐朝的进士进行了统计,有唐一代共有进士及第830人,若按照出身分类,其中士族有598人,占比非常可怕————这说明,科举制度虽然给寒门子弟带来了希望,但他们需要走的路,依然比士族子弟多了无数倍的坎坷和曲折。
进士及第后,要当官吧?在官员任命上,依然逃离不了士族的束缚,有唐一代,宰相共369人,98姓,其中门阀士族就占据了将近一半,有167人;而这一半中,五姓七宗又占据了一半,共78人;剩下89个名额,又被五姓七宗之外的士族占据了65个,如弘农杨氏——初唐诗人杨炯的家族,也是隋朝皇室家族——占据了11个宰相名额;剩下24个名额,被更低一等的士族分摊了。
以上数据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士族与庶民
从唐太宗修《氏族志》,以及科举制度、宰相人数的数据看来,我们可以发现,李唐王朝并没有彻底消灭士族的意思,否则李世民也不会因为崔、卢和自己并列第一而气急败坏了,他们只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打压士族门阀,减小其对皇权的威胁,再用科举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阶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士族与庶民的阶层差距。
比如说,唐朝人虽然看重士族,但主要体现在朝政和婚姻方面,通过士族联姻,巩固在朝政上的话语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士庶的差距微乎其微,比如穿着方面,除了朝廷官员有特定的官服之外,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日常服饰都穿着襕(lán)衫,除了赤黄色为皇帝专属以外,其他颜色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随意穿着。《舆服志》
但是在士族与庶民之下,还有一个非常凄惨的群体——贱民。
贱民统统为奴隶,又分官贱和私贱,杂户、官户、工乐户等属于官贱,有的来自前朝遗留,有些是俘虏或者犯人,或者是最底层的乐工,这些人都没有户籍,但是如果表现好,或者运气好,是可以脱离贱民,恢复庶民身份的。
依附于门阀士族的贱民,男的叫部曲、女的叫客女,由士族直接进行管理,称为私贱。最最可怜的私贱要数随身和私奴婢了,一旦命运捉弄,落入这个阶层,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作为士族的终生奴仆,命运之悲惨,《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奴婢等同财产,等同畜产,是畜生、是猪狗,不被看做是人。
一些不严谨的唐朝影视剧,里面的大臣面对皇帝称奴婢,这相当于大臣对皇帝说:臣是猪狗,臣不是人。我骂我自己,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由于奴婢的财产属性,唐朝也形成了一条完善的奴婢买卖产业链,敦煌出土的《唐代奴婢买卖市券副本》记录了详细的奴婢买卖过程,一个13岁的奴婢价值21匹生绢,并且还要有5个人作为担保,为了防止恶人把劫掠良民当奴婢买卖,《唐律》规定一经发现,处以绞刑。
可能是具有异域风情的缘故,最受欢迎的奴婢是来自附属国新罗的“新罗婢”和“昆仑奴”,富豪家族争相购买之。又因为这个原因,新罗到唐朝的海域,形成了一股专门掠夺新罗良民贩卖到唐朝的海盗势力。
唐朝多次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收效甚微,即便是产生了效果,被恢复良民身份的新罗婢也因为无依无靠,没有办法回到家乡,后来新罗人遭不住了,派遣使者入唐,诉说惨状,请求唐朝用便船送他们回家,唐朝廷这才下令:“是新罗百姓,情愿归者,送其归去”。
士族的没落
唐宪宗年间,有唐一代最大的党争——牛李党争愈演愈烈,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是这场党争的牺牲品,有人认为牛党的首领牛增孺出身庶民,而李党的李德裕出身士族,本质上牛李党争就是一场士庶之争。
科举制度的完善,让曾经的门阀士族逐渐向文官体制过度,是士族没落的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节度使割据的时代,以往那些门阀士族不得不放弃地方势力,全力拥抱唐王朝新的官僚体制,这就造成了门阀士族在朝廷内虽然还有话语权,但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越来越弱,朝廷连自己都保不住了,门阀士族又怎么可能有力量自保呢?
到唐末藩镇割据,地方上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还诞生了以“牙兵”为主的职业军人,而那些显赫数百年的门阀士族,没有一个掌握过藩镇大权。
最后,黄巢和朱温这两个唐帝国的魔星降临,先是黄巢屡次考试落地,最后起义,一把火烧毁长安城,丧心病狂地屠戮曾经让他屡次失望的士族和官僚,然后朱温登场,采用比黄巢更血腥的手段,九个宗室王爷被灌醉后杀死,扔进九曲池,唐朝宗室被一网打尽,秉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原则,又在白马驿把幸存下来的唐朝官员共30余人全部扔进黄河,其中包括六位宰相。
这一段充满血腥和泪水的历史,被韦庄写入《秦妇吟》中: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自此,从东汉到唐末700余年的士族制度,正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五代十国的乱世后,赵匡胤统一天下,建立宋朝,中国走向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统治模式。
声明:
参考资料:《唐人时代》、《新唐书》、《唐律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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