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完美，是否还是你的宝贝。”
这是电影《宝贝儿》海报上的一句话，也是一句说给所有先天缺陷儿童的话。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生儿出生数量中约有 80 ～ 120万新生儿属于出生缺陷病例, 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 4% ～ 6%，也就是说，18个新生儿就有1个有出生缺陷。这些先天缺陷儿的出生不仅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也给患儿自身带来巨大的痛苦。
《宝贝儿》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这部电影，以冷峻、严肃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先天缺陷者的压抑、困惑的生活现状。
即使社会具有残障人士的保障制度，但他们具体的生活中，依旧面临诸多的不友好。我国大部分城市，并没有专门开设为方便残疾人出行的交通工具；而盲人赖以生存的盲道，也常常被各种车辆霸占着；遍布大街小巷的隔离石墩，何尝不是残障人士的绊脚石，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
而比起这些障碍，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差别对待的态度，更是常常在不经意间伤害先天缺陷者的心。我们在同情缺陷儿童悲惨命运的同时，不禁会疑惑，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接纳他们呢？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在影片中寻求答案吧。
1.不服输，是接纳自己最好的方法
《宝贝儿》讲述了一位患有严重先天缺陷的弃婴江萌，为了能够跟寄养自己的“妈妈”继续生活在一起，不得已在儿童医院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一个与自己患有相同疾病的女婴，而女婴的亲生父亲徐先生，却因为担心孩子没有未来而决定放弃治疗。
于是，同病相怜的江萌踏上了拯救女婴生命的征程，她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想让女婴父亲继续治疗，而后者不得不面临女儿被救后，将会一辈子不能过正常人生活的悲惨未来，就在这救与不救之间，双方痛苦挣扎，人性的困境，昭然若揭。
《宝贝儿》后半段的剧情，一直围绕在徐先生和江萌之间的矛盾中展开，是抛弃与拯救，不仅是他们的纠结所在，也是整个社会要面临的问题：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是否还有活下来的必要？
而故事中的江萌，不容置疑地给了肯定回答，她展现的是一种态度，一种不服输的态度，如果想让别人接纳自己，首先要自己接纳自己，而这种态度，就是接纳自己的最好方法。
即便她是个残疾人，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它在面对各方面的有意无意的歧视时，选择固执地坚持己见，在赡养母亲，认真工作的问题上，虽然艰难，但也一定要靠双手过上与正常人相差无几的生活。
看似这种拼搏精神是她的倔强，但同时也是残障人士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个人抉择。
残障人士在身体机能上的缺失，恰恰使得他们努力和坚持，难能可贵。比起张海迪，贝多芬这样的知名人士，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普通人励志的典范，如上海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黄宇，就因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导致下肢严重残疾，自小被成为玻璃人，就连打喷嚏和在床上翻身都可能导致骨折。
即便如此，他依旧坚信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1991年，自主创办了“小雨亭”刻字工艺品商社，间从100元的启动资金滚动到坐拥百万的企业，并解决很多残障人士工作，全力回馈社会。
和江萌一样，他们都在底层经历与常人一样的摸爬滚打，在并不有利于他们的条条框框里生存和拼搏，他们知道，只有凭借自己的双手，自强不息，才能够真正摆脱心里的阴霾，释然生活。
2.父权为主，传统家庭的决策缺陷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在医院走廊上，决定缺陷儿生死命运的全部是家里的男人，我们看到了父亲，姥爷，叔叔，舅舅……导演刘杰曾说过，这一段细节的来源是他的一次真实经历。
他在拍摄时，为了调查先天缺陷儿的诊断过程，他会经常来到医院进行采访。医生告诉他，孩子最后的一次确诊，往往是爸爸和家里男性亲属，而他们会站在走廊里商量，结果通常不会告诉家里其他人。
“等什么时候，你看到舅舅、爷爷、姥爷、叔叔这些家里的男人们一哄而散了，只留下那个父亲一个人在那里，这就说明，他们决定放弃了，来让那个父亲充当最后的‘刽子手’，然后回去骗妈妈说，孩子没救过来。”
所以，影片中，当警察上门询问时，母亲还处于全然不知情况的状态，而孩子的姥爷仅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成功强制让母亲压制住内心的悲痛，被迫点头同意父亲对婴儿命运的决定。
这是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父权主义的表现，孩子的生命，现在就躺在医院里悄然流逝，而他生死，只在这些男人的掌握中。
所谓父权主义，就是一种认为“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在我国，不少家庭都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决策观念，遇到重要问题和困难，也是愿意依仗男性，久而久之，父权制便成了理所应当。
但是，父权主义对于家庭和孩子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武断常常是它的代名词。最常见的，莫过于《摔跤吧，爸爸》中那个从小就逼迫女儿训练摔跤的父亲，即使出发点是为女儿的将来着想，但他的方式却依旧是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
对于患有先天缺陷的孩子，比起普通人更需要关怀宽容，而一旦病情恶化，单方面的隐瞒和决断，都是在给家庭生活和孩子的未来埋下隐患。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当母亲想起这个孩子，会作何感想呢？
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有孩子病情的知情权，同样也有爱他和照顾他的权力，如果在不能接纳一个孩子的不完美，我们又怎么做到好好去爱他呢？只有父母间的共同承担，才能让整个家庭走得更远，也让本就不幸的孩子得以疗伤。
3.面对不完美，选择没有对错，逃避才是最大的错
影片中，缺陷儿的父亲徐先生，对女儿的问题，其实一直是逃避的。面对江萌的质问，他先是装作没听见，要不就是只看一眼，就一言不发地低头离开。
后来，江萌冒险把孩子偷出来，想要去到医院救治孩子，却被警察当作人贩子。此时为了核实信息，警察不得不把孩子的亲人找来对峙，徐先生避无可避，却还是一味地说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不是不想救她，自己也很纠结等等。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直面自己孩子的先天缺陷，试问，如果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的病情，只有纠结和无奈的话，孩子的病还怎么会有信心救治成功呢？
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因为只有面对，才有解决问题的勇气，有了这种勇气，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实，社会上除了残障人士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底层民众，在痛苦的生活中无助挣扎。虽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他们每个人即使都有小团体，也很难完全融进到社会的大团体当中。
病患仅仅是这种边缘社会群体的代表，他们是边缘社会里人微言轻的个体，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人还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不是一中正确的态度，然而我们却觉得他们的选择都是再平常不过的。这样的人每天都存在于社会新闻中，每一个苦难故事可能仅仅化成推送里的几个字符进入我们视野，连我们都麻木了。
至于这位父亲，也许我们会觉得也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的层面去谴责他，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事情没落到自己头上，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呢？
可让他们倍受煎熬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一味地避而不想，苦难就还在那里，折磨也如影随形。
我们常常把“走出舒适圈”挂在嘴巴，这走出舒适圈的第一步，就是直面困难并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并不可怕，我们害怕地往往是思考问题的过程。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事情才会向下一步进展，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都应该欣然地去接纳，而不是回避和拒绝，然后在其中寻求转机，希望才有到来的可能。
《宝贝儿》被定义为是一部纯粹的艺术片，除此之外，它还像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一部反应社会现实题材的电影，是娱乐至上、商业至上的艺术世界里的一股清流。它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议题关乎法律和人性，也关乎道德和伦理，我们无法给出精准答案，但我们却可以直面所有的不完美，用勤奋去找回尊严，敞开心扉地去关怀，拿出勇气去做出选择，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找到不完美中的完美人生，也会让所有的不完美，得到最好的善待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