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完美,是否还是你的宝贝。”
这是电影《宝贝儿》海报上的一句话,也是一句说给所有先天缺陷儿童的话。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生儿出生数量中约有 80 ~ 120万新生儿属于出生缺陷病例, 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 4% ~ 6%,也就是说,18个新生儿就有1个有出生缺陷。这些先天缺陷儿的出生不仅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也给患儿自身带来巨大的痛苦。
《宝贝儿》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这部电影,以冷峻、严肃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先天缺陷者的压抑、困惑的生活现状。
即使社会具有残障人士的保障制度,但他们具体的生活中,依旧面临诸多的不友好。我国大部分城市,并没有专门开设为方便残疾人出行的交通工具;而盲人赖以生存的盲道,也常常被各种车辆霸占着;遍布大街小巷的隔离石墩,何尝不是残障人士的绊脚石,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
而比起这些障碍,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差别对待的态度,更是常常在不经意间伤害先天缺陷者的心。我们在同情缺陷儿童悲惨命运的同时,不禁会疑惑,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接纳他们呢?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在影片中寻求答案吧。
1.不服输,是接纳自己最好的方法
《宝贝儿》讲述了一位患有严重先天缺陷的弃婴江萌,为了能够跟寄养自己的“妈妈”继续生活在一起,不得已在儿童医院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一个与自己患有相同疾病的女婴,而女婴的亲生父亲徐先生,却因为担心孩子没有未来而决定放弃治疗。
于是,同病相怜的江萌踏上了拯救女婴生命的征程,她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想让女婴父亲继续治疗,而后者不得不面临女儿被救后,将会一辈子不能过正常人生活的悲惨未来,就在这救与不救之间,双方痛苦挣扎,人性的困境,昭然若揭。
《宝贝儿》后半段的剧情,一直围绕在徐先生和江萌之间的矛盾中展开,是抛弃与拯救,不仅是他们的纠结所在,也是整个社会要面临的问题: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是否还有活下来的必要?
而故事中的江萌,不容置疑地给了肯定回答,她展现的是一种态度,一种不服输的态度,如果想让别人接纳自己,首先要自己接纳自己,而这种态度,就是接纳自己的最好方法。
即便她是个残疾人,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它在面对各方面的有意无意的歧视时,选择固执地坚持己见,在赡养母亲,认真工作的问题上,虽然艰难,但也一定要靠双手过上与正常人相差无几的生活。
看似这种拼搏精神是她的倔强,但同时也是残障人士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个人抉择。
残障人士在身体机能上的缺失,恰恰使得他们努力和坚持,难能可贵。比起张海迪,贝多芬这样的知名人士,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普通人励志的典范,如上海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黄宇,就因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导致下肢严重残疾,自小被成为玻璃人,就连打喷嚏和在床上翻身都可能导致骨折。
即便如此,他依旧坚信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1991年,自主创办了“小雨亭”刻字工艺品商社,间从100元的启动资金滚动到坐拥百万的企业,并解决很多残障人士工作,全力回馈社会。
和江萌一样,他们都在底层经历与常人一样的摸爬滚打,在并不有利于他们的条条框框里生存和拼搏,他们知道,只有凭借自己的双手,自强不息,才能够真正摆脱心里的阴霾,释然生活。
2.父权为主,传统家庭的决策缺陷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在医院走廊上,决定缺陷儿生死命运的全部是家里的男人,我们看到了父亲,姥爷,叔叔,舅舅……导演刘杰曾说过,这一段细节的来源是他的一次真实经历。
他在拍摄时,为了调查先天缺陷儿的诊断过程,他会经常来到医院进行采访。医生告诉他,孩子最后的一次确诊,往往是爸爸和家里男性亲属,而他们会站在走廊里商量,结果通常不会告诉家里其他人。
“等什么时候,你看到舅舅、爷爷、姥爷、叔叔这些家里的男人们一哄而散了,只留下那个父亲一个人在那里,这就说明,他们决定放弃了,来让那个父亲充当最后的‘刽子手’,然后回去骗妈妈说,孩子没救过来。”
所以,影片中,当警察上门询问时,母亲还处于全然不知情况的状态,而孩子的姥爷仅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成功强制让母亲压制住内心的悲痛,被迫点头同意父亲对婴儿命运的决定。
这是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父权主义的表现,孩子的生命,现在就躺在医院里悄然流逝,而他生死,只在这些男人的掌握中。
所谓父权主义,就是一种认为“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在我国,不少家庭都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决策观念,遇到重要问题和困难,也是愿意依仗男性,久而久之,父权制便成了理所应当。
但是,父权主义对于家庭和孩子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武断常常是它的代名词。最常见的,莫过于《摔跤吧,爸爸》中那个从小就逼迫女儿训练摔跤的父亲,即使出发点是为女儿的将来着想,但他的方式却依旧是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
对于患有先天缺陷的孩子,比起普通人更需要关怀宽容,而一旦病情恶化,单方面的隐瞒和决断,都是在给家庭生活和孩子的未来埋下隐患。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当母亲想起这个孩子,会作何感想呢?
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有孩子病情的知情权,同样也有爱他和照顾他的权力,如果在不能接纳一个孩子的不完美,我们又怎么做到好好去爱他呢?只有父母间的共同承担,才能让整个家庭走得更远,也让本就不幸的孩子得以疗伤。
3.面对不完美,选择没有对错,逃避才是最大的错
影片中,缺陷儿的父亲徐先生,对女儿的问题,其实一直是逃避的。面对江萌的质问,他先是装作没听见,要不就是只看一眼,就一言不发地低头离开。
后来,江萌冒险把孩子偷出来,想要去到医院救治孩子,却被警察当作人贩子。此时为了核实信息,警察不得不把孩子的亲人找来对峙,徐先生避无可避,却还是一味地说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不是不想救她,自己也很纠结等等。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直面自己孩子的先天缺陷,试问,如果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的病情,只有纠结和无奈的话,孩子的病还怎么会有信心救治成功呢?
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因为只有面对,才有解决问题的勇气,有了这种勇气,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实,社会上除了残障人士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底层民众,在痛苦的生活中无助挣扎。虽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他们每个人即使都有小团体,也很难完全融进到社会的大团体当中。
病患仅仅是这种边缘社会群体的代表,他们是边缘社会里人微言轻的个体,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人还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不是一中正确的态度,然而我们却觉得他们的选择都是再平常不过的。这样的人每天都存在于社会新闻中,每一个苦难故事可能仅仅化成推送里的几个字符进入我们视野,连我们都麻木了。
至于这位父亲,也许我们会觉得也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的层面去谴责他,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事情没落到自己头上,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呢?
可让他们倍受煎熬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一味地避而不想,苦难就还在那里,折磨也如影随形。
我们常常把“走出舒适圈”挂在嘴巴,这走出舒适圈的第一步,就是直面困难并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并不可怕,我们害怕地往往是思考问题的过程。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事情才会向下一步进展,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都应该欣然地去接纳,而不是回避和拒绝,然后在其中寻求转机,希望才有到来的可能。
《宝贝儿》被定义为是一部纯粹的艺术片,除此之外,它还像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一部反应社会现实题材的电影,是娱乐至上、商业至上的艺术世界里的一股清流。它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议题关乎法律和人性,也关乎道德和伦理,我们无法给出精准答案,但我们却可以直面所有的不完美,用勤奋去找回尊严,敞开心扉地去关怀,拿出勇气去做出选择,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找到不完美中的完美人生,也会让所有的不完美,得到最好的善待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