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边境，比如阿尔山、伊尔施一线，从呼伦贝尔大草原或科尔沁草原边上向西北望去，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蒙古兵甚或一个老百姓。偶尔只是在很远的地平线上看到疾驰而过的骑兵巡逻队，颇有几分不想跟我们“亲密接触”的意思。
在这里感受到的，可以说是与这三国之间最“轻松的”一种关系。
在东北边哨层层叠叠的印象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姓金的司机，一个是俄文翻译，姓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还记得小金的模样。
这是一个憨厚、活泼的朝鲜族小青年，皮肤黑红，四方的脸膛，头顶上扣着一顶显得略挤的皮帽子，一笑，雪白的牙齿*了出来。看他那股子精神劲儿，我想他也就是个两年的兵。
那次我们是奔赴呼玛一带演出。小金是某边防连的志愿兵，负责给我们开车。
我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异常寒冷，满天的大雪，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没经历过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北部的冬天的人，没法想象这几近恐怖的境界。
我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一早就从黑河出发了。小金驾驶的吉普车在前边，车上有范队长和六位队员。我刚刚被提升为副教导员，负责带第二辆车押后。
小金开的是苏制的“嘎斯六九”，我们叫“大屁股吉普车”的。一般的吉普车后边只能坐三人，这种车是脸对脸的双排座，可以坐六人。范队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边坐了六位女演员。
范队长是出奇地胖，有230多斤，再加上棉袄棉裤皮大衣，把个司机小金挤得够戗。
前面突然有一个急拐弯，小金一个轮儿没打过来，车一下子滑到沟里去，打了几个滚，最后四脚朝天，戳哪儿了。
我们的车幸亏与他们有段距离，但也吓出一身冷汗。我拉开车门就往下跑，心说：千万别出事！
我急匆匆地赶过去一看，就见车头已扎进雪堆里，四个轮子还在那儿空转着。车里几个人又喊又叫，正试图打开车门。这时，我们车上的其他几位队员也已赶到，大家手忙脚乱地，总算把车门捣鼓开，将他们一一拉出。我记得，拉那个老范时，着实费了半天劲，两个人都拉不动，最后好歹把他拽了出来。
所幸，车里人倒还完好无恙。因为他们个个穿得球一般，与车子已是浑然一体，翻几个个儿也没遭磕碰，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等我们把车翻过来，就发现麻烦大了：车的前挡风玻璃碎了。
我们想找点东西把它给挡住，但这样，司机的视线也会挡住。
这时，一脸愧疚的小金挤到我跟前说：“教导员，没事的。不要再找什么东西了。我保证安全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我开始还不同意。因为当时气温至少有零下20多度，在这样的天气里步行一段路也是无法忍受的，更何况迎着风开车呢？在东北冻掉耳朵、鼻子不是没有的事。我当然不能答应。
小金一个劲地磨我。我也知道翻了车他心里不是滋味。后来实在也没别的办法，如果继续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轻者冻伤，重者……冻死人的事不是没有过。
我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小金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在天黑前赶到了驻地。
一下车，我就赶到小金的面前，只见他原本红彤彤的脸变得乌青，嘴大约已经冻麻，已然说不出一句整话了。
我拿出一瓶一直掖在大衣口袋里的“北大荒”塞给他，小金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
“教……导员，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我握着他的手，眼睛一阵发热，鼻子发酸。
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冻得乌青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仍留恋军营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总是让我的灵魂纯净明朗。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琐屑、狭隘和怨气连连时，我总是愿意到连队去，去接触这样的战士，去冲刷自己的胸怀。
只能说：我，深爱着他们。“爱”，在这个年代显得那么泛泛，那么公式化。而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词，能够承载我的感怀，我的惆怅，我的忧伤，只能说：我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