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内帑是个历史之谜，到底有多少钱无人得知，国穷君富！
文/笑笑小科技
明朱元璋确是一位天才，称得上是算无遗策，生前为后世子孙设计、制定、推行了周密详尽的各种办法，以防大权旁落、天下大乱单以救灾而论，朱元璋年轻时也曾当过饥民，深知灾荒对人民的摧残之烈及对政权稳固破坏之巨。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做了皇帝，就下旨让在其统治区内，每一县都要在境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设立粮仓，以备荒年赈济灾民。这些救济仓的设立对缓解灾情，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待到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各地的预备仓尽皆无存。崇祯元年的陕西大旱，陕北地区根本无有官仓可以济民。
陕西地方当局面对灾情，除了冷漠就是无奈，延绥巡抚岳和声倒是把他的俸银捐出，买米熬粥施舍给饥民。可是他的俸银每月不过百两，当地斗米四钱银，饥民数十万，全部熬了粥，也不够多少人喝，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然，岳抚台这种高风亮节还是值得肯定，足供后人学习。崇祯元年，行人（官名，掌管颁发诏书、册封爵位等）陕西人马懋才目睹家乡安塞百姓大饥，饥民相食，惨绝人寰之景，身心大受刺激，回京后向朝廷上疏陈述灾情，痛陈延绥灾情严重，岁饥米贵，民贫盗起，请速发帑金赈济以救百姓，以消除祸萌。
崇祯看了，几乎不相信在他抚御之下的大明国竟有此等人间地狱，着实伤感了一回，批给各衙门研究处理。此时中央才对陕西灾情之重，百姓之惨有了一个较为真实直观的感受。闰四月，户部尚书毕自严针对马茂才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陕北灾情确实严重，皇上打算宽恤赋税，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陕西四镇无不倚赖地方民运补充军饷，民运不可蠲免，辽饷加派也不可蠲免。户部只有一万四千两银子可用于赈济，如今只有缓征一法，可将延安、庆阳二府灾情最严重的安塞、米脂等十州县的民运及加派秋后缓征，以苏民困”，崇祯批示同意，并没有对陕西开展大规模的赈济。下旨把陕西崇祯元年、二年的田赋、辽饷截留二十万两，户部再筹措十万两，共三十万两先给延绥部队发军饷，还有一万四千余两，以济饥民。这一万四千余两专项赈灾款是用于全省，受灾最重的延安府分得三千零四两，庆阳府分得八百八十两，真是好一笔巨款，其效用几何可想而知！
古代的中国统治者，脑子里并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他们的觉悟也到不了这么高的层次。但是，统治阶级中稍微有些头脑的也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过着酒池肉林、纸醉金迷的奢华糜烂生活，正是靠天下千千万万尘头垢面、胼手胝足的小民百姓的辛苦劳作。因此，要予以老百姓一定的活路，以供其搜刮压榨。陕西大旱，人民困苦颠连，崇祯作为一国之主，他有拯救黎民的政治责任。身为皇帝自称天子，并不只是安享世间第一荣华富贵，也要保障天下臣民的生存权利。吴甡，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甡（shen）算一个生僻字，本义指草木长在一起，引申为众多之貌。《诗大雅桑柔》有“甡甡其鹿”的句子，因此吴甡的字叫鹿友。
吴甡先后在福建邵武、晋江和山东潍县任过知县。天启二年，升为御史，后被魏忠贤削籍，崇祯继位又起用为山东道御史，在当时有精明能干的声誉。在明末的官场中，吴甡算是一个典型。出身科举正途，担任过三任知县，具备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办事认真，小心谨慎而又机敏干练，有一定的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和办法，同时又善于窥测风向，精于趋利避害，老练深沉。
陕西赈灾，要和愤怒的饥民和凶恶的盗贼打交道，可以想到不是一项美差，需要一个遇事有办法的官员，吴甡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确实也圆满完成了任务。吴甡领旨之后，先落实十万赈银，这是救灾的关键，比他这位御史要紧，要求户兵二部派得力差官即刻押运，务于三月初运至陕西。落实好之后，他本人于二月初九出京赴陕。北京距离西安两千余里，三月初二日，吴甡到了西安，平均日行百里，赶上了急行军的速度，吴御史可谓风驰电掣。两天后，三月初四日，十万赈银也安全运至西安，吴甡马上着手开展赈济工作。
以当日之灾情，十万两赈银，远远不足。吴甡出京后，兵部职方司郎中李继贞给崇祯算了一笔账，十万两赈银，一个灾民发一两，只能发给十万人，而需要救济的灾民何止十万人？市场粮价暴涨，斗米七钱，按照人均每日六两口粮计算，只能维持五十天，五十天之后又要挨饿。
究竟需要多少银子才能较为满足地赈济陕西灾民？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万历年间，陕西全省人口官方数据约有四百万，八府之中，西安府人口最多，超过百万，延庆地区可能有五六十万。如果以五十万匡算，按照李继贞提出的粮价和供应水平，要维持一百五十天的口粮，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两。一百五十万两，无疑是一笔巨款，大约够关宁半年军费，在民穷财尽的崇祯时期，朝廷要拿出这么一笔款项救灾，困难很大，但也不是完全拿不出来。
明末的内帑是个历史之谜。经过张居正的苦心经营，万历中期，明朝的国力达到永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国库充盈，武功鼎盛。万历三大征耗银一千多万两，之后九边年例银每年要三百余万两，而太仓库收入一年不过四百万两，神宗修建宫殿，封子嫁女又时不时向国库伸手要大笔银子，明朝财政开始吃紧，赤字高企，国库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