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内帑是个历史之谜,到底有多少钱无人得知,国穷君富!
文/笑笑小科技
明朱元璋确是一位天才,称得上是算无遗策,生前为后世子孙设计、制定、推行了周密详尽的各种办法,以防大权旁落、天下大乱单以救灾而论,朱元璋年轻时也曾当过饥民,深知灾荒对人民的摧残之烈及对政权稳固破坏之巨。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做了皇帝,就下旨让在其统治区内,每一县都要在境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设立粮仓,以备荒年赈济灾民。这些救济仓的设立对缓解灾情,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待到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各地的预备仓尽皆无存。崇祯元年的陕西大旱,陕北地区根本无有官仓可以济民。
陕西地方当局面对灾情,除了冷漠就是无奈,延绥巡抚岳和声倒是把他的俸银捐出,买米熬粥施舍给饥民。可是他的俸银每月不过百两,当地斗米四钱银,饥民数十万,全部熬了粥,也不够多少人喝,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然,岳抚台这种高风亮节还是值得肯定,足供后人学习。崇祯元年,行人(官名,掌管颁发诏书、册封爵位等)陕西人马懋才目睹家乡安塞百姓大饥,饥民相食,惨绝人寰之景,身心大受刺激,回京后向朝廷上疏陈述灾情,痛陈延绥灾情严重,岁饥米贵,民贫盗起,请速发帑金赈济以救百姓,以消除祸萌。
崇祯看了,几乎不相信在他抚御之下的大明国竟有此等人间地狱,着实伤感了一回,批给各衙门研究处理。此时中央才对陕西灾情之重,百姓之惨有了一个较为真实直观的感受。闰四月,户部尚书毕自严针对马茂才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陕北灾情确实严重,皇上打算宽恤赋税,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陕西四镇无不倚赖地方民运补充军饷,民运不可蠲免,辽饷加派也不可蠲免。户部只有一万四千两银子可用于赈济,如今只有缓征一法,可将延安、庆阳二府灾情最严重的安塞、米脂等十州县的民运及加派秋后缓征,以苏民困”,崇祯批示同意,并没有对陕西开展大规模的赈济。下旨把陕西崇祯元年、二年的田赋、辽饷截留二十万两,户部再筹措十万两,共三十万两先给延绥部队发军饷,还有一万四千余两,以济饥民。这一万四千余两专项赈灾款是用于全省,受灾最重的延安府分得三千零四两,庆阳府分得八百八十两,真是好一笔巨款,其效用几何可想而知!
古代的中国统治者,脑子里并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他们的觉悟也到不了这么高的层次。但是,统治阶级中稍微有些头脑的也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过着酒池肉林、纸醉金迷的奢华糜烂生活,正是靠天下千千万万尘头垢面、胼手胝足的小民百姓的辛苦劳作。因此,要予以老百姓一定的活路,以供其搜刮压榨。陕西大旱,人民困苦颠连,崇祯作为一国之主,他有拯救黎民的政治责任。身为皇帝自称天子,并不只是安享世间第一荣华富贵,也要保障天下臣民的生存权利。吴甡,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甡(shen)算一个生僻字,本义指草木长在一起,引申为众多之貌。《诗大雅桑柔》有“甡甡其鹿”的句子,因此吴甡的字叫鹿友。
吴甡先后在福建邵武、晋江和山东潍县任过知县。天启二年,升为御史,后被魏忠贤削籍,崇祯继位又起用为山东道御史,在当时有精明能干的声誉。在明末的官场中,吴甡算是一个典型。出身科举正途,担任过三任知县,具备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办事认真,小心谨慎而又机敏干练,有一定的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和办法,同时又善于窥测风向,精于趋利避害,老练深沉。
陕西赈灾,要和愤怒的饥民和凶恶的盗贼打交道,可以想到不是一项美差,需要一个遇事有办法的官员,吴甡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确实也圆满完成了任务。吴甡领旨之后,先落实十万赈银,这是救灾的关键,比他这位御史要紧,要求户兵二部派得力差官即刻押运,务于三月初运至陕西。落实好之后,他本人于二月初九出京赴陕。北京距离西安两千余里,三月初二日,吴甡到了西安,平均日行百里,赶上了急行军的速度,吴御史可谓风驰电掣。两天后,三月初四日,十万赈银也安全运至西安,吴甡马上着手开展赈济工作。
以当日之灾情,十万两赈银,远远不足。吴甡出京后,兵部职方司郎中李继贞给崇祯算了一笔账,十万两赈银,一个灾民发一两,只能发给十万人,而需要救济的灾民何止十万人?市场粮价暴涨,斗米七钱,按照人均每日六两口粮计算,只能维持五十天,五十天之后又要挨饿。
究竟需要多少银子才能较为满足地赈济陕西灾民?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万历年间,陕西全省人口官方数据约有四百万,八府之中,西安府人口最多,超过百万,延庆地区可能有五六十万。如果以五十万匡算,按照李继贞提出的粮价和供应水平,要维持一百五十天的口粮,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两。一百五十万两,无疑是一笔巨款,大约够关宁半年军费,在民穷财尽的崇祯时期,朝廷要拿出这么一笔款项救灾,困难很大,但也不是完全拿不出来。
明末的内帑是个历史之谜。经过张居正的苦心经营,万历中期,明朝的国力达到永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国库充盈,武功鼎盛。万历三大征耗银一千多万两,之后九边年例银每年要三百余万两,而太仓库收入一年不过四百万两,神宗修建宫殿,封子嫁女又时不时向国库伸手要大笔银子,明朝财政开始吃紧,赤字高企,国库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