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上分析，“命运”一词最初并不是合起来使用的，而是分为“命”和“运”。现代意义上的“命运”含义是从“命”体现出来的。而“命”的最初含义与“令”有关，即“命令”，后来才逐渐有了“生命”“天命”之类的含义。
许慎《说文解字》：“命，使也。从口，从令。”由此可见，“命”是一个会意字，从口从令，表示用口发布命令。即其本义为：指派；发号。朱骏声按：“在事为令，在言为命，散文则通，对文则别。令当训使也，命当训号也。”
即“命”与“令”义近，单独而言，二者意思相近，但二者对举则有差异：“令”着重于“事”，而“命”着重于“言”。如《左传·隐公元年》：“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由于“命运”与“生命、性命”息息相关，故而“生命”义的出现为后来的“命运”义奠定了相应的基础。如《论语》：“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此时的“命”已有了“生命”的含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逐渐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命运、天命”的含义。如《论语·雍也》：“亡之，命矣夫！”《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
从最初用于记载“占卜卜辞”的甲骨文的出现可见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有了“算命”的意识，那时人们的观念都是“命由天定”，即所谓的“命定论”观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也就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定论”观点，袁了凡先生的《了凡四训》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了凡四训》又名《命自我立》，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毕生学问与修养，为教育自己的子孙而作的家训。全书共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四个部分，即所谓“四训”。
信命不由命
袁了凡先生最初也与很多人一样，是非常信命的。他相信“命由天定”，自己一生的命运早已被上天注定，所以个人只需按照上天的“安排”进行则罢，而无需做过多不必要的挣扎，因为你挣扎也是无用。而这一切都源于先生在慈云寺所遇到的一位姓孔的老者。
本已遵从母命“弃举业学医”的他，在遇到孔公之后又听从其所推算的“命数”，重新踏上了读书之路。而根据试验，孔公为其推算的每一次“命数”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甚至于每次考试的名次，都与孔公所推算的完全相符。
“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
唯一让袁了凡先生对孔公有所怀疑的一次是孔公推算了袁了凡先生做廩生所应领的米要到九十一石五斗的时候才能出贡。结果袁先生吃到七十一石米的时候，得到学台屠宗师批准补了贡生。
“独算余食廪米九十-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余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
不曾想到后来又被另一位学台杨宗师驳回了补贡生一事。再到后来殷秋溟宗师看见袁了凡先生在考场中的“备卷”，为之可惜，于是吩咐县官，准其补了贡生。经过此番波折，又多吃了一段时间廪米，而巧的是，加起来刚好是孔公之前所推算的九十一石五斗。
“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日: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
如此一来，使得袁了凡先生更加相信一个人的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而或早或晚也都有一定的时候，所以便看淡一切，无欲无求了。
“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直到后来，拜访云谷禅师才得以点化，禅师告知“命由自己作，福由自己求。”于是一番交谈，袁了凡先生从禅师那里得到了孔公所推算命数的破解之法——“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
得到云谷禅师的点化以后，袁了凡先生开始按照禅师之说一一践行——“誓行善事三千”。而这“了凡”一号也正源于此——“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直至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公推算该第三，而了凡先生考了第一，方显现出孔公之推算开始不灵验了。
“其言不验，而秋闱中式矣。”——孔先生未曾算中了凡先生会考中举人，而了凡先生却考中了。这让了凡先生更加相信云谷禅师所说的“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求福改命有方法
按照云谷禅师所说的“常行善事”，后来连孔公所推算的了凡先生“命里无子”也不灵验了；孔公还算出了凡先生五十三岁时有灾难，而了凡先生竟然到了六十九岁依然无恙。这让本来信“命”的了凡先生更加坚信了“命定能改”的原则。
“书日:天难谌，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于常，皆非诳语。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而这求福改命之法也是有据可循的，首要之术便是“改过”——“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即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改过”——改正自己的过失，每天都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天天都要改掉自己的过失。
“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而改过之措讲究“三心”——“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具体而言，所谓“羞耻心”，则是不要自欺欺人，私下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还以为没人知道；所谓“畏惧心”，则是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当时常存着一颗戒慎恐惧之心；所谓“勇猛心”，则是有过之后要立马改过，奋然振作，不用迟疑，无需等待。
具备了这“三心”之后，“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三种工夫——“工夫不同，效验亦异”。
除了要善于改过，还要积善。改过是为了把今生的过失改掉，使自己的“好命”不至于沦为“坏命”，从而达到“求福”的目的；而积善则是为了把“坏命”变成“好命”，即所谓“改命”。
“积善”之要便是要分清善恶：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分清善恶之后还需明白这“善”的真假、直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
具体而言，所谓“真假”者：利公则为真，利私则为假；由心而发是真，照例而做是假；为善不求报为真，企图有所得为假。所谓“直曲”者：济世之心为直，媚世之心为曲；爱人之心为直，愤世之心为曲；敬人之心为直，玩世之心为曲。所谓“阴阳”者：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所谓“是非”者：所为虽善，流传以害人，则似善而非善；所行非善，流传以济人，则非善而实善。（与之类似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者皆当抉择。）
所谓“偏正”者：善者为正，恶者为偏；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为“正中偏”，以恶心反成善事者为“偏中正”。所谓“半满”者：物薄而心切，则二文也为满；物厚却情假，虽千金也为半。心存善念为后人，只一件事也为满。行善而不念，任意一件也为满；为善记心间，勤勉终身也只半。所谓“大小”者：志在天下，善虽少而大；利于己身，善虽多却小。所谓“难易”者：有财有势立德易，易而不为是自弃；没钱没势作福难，难而能为更可贵。
“求福改命”之机要则为“改过”与“积善”，“改过”有从事实上改、从道理上改与从心念上改三个不同层次的方法，其中最上乘者是为“修心”，即从心念上改。而“积善”则需在分清“善恶”之后更要明白真善、假善，直善、曲善，阴善、阳善，是善、非善，偏善、正善，半善、满善，大善、小善，难善、易善。若要“求福改命”当知“改过”与“积善”二者缺一不可。
谦卑德行生良效
“改过、积善”是就个人而言，以个人为主体；而人活于世，当与人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最好的做人方法便是“谦卑”。个人能够谦卑，便能于社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与信任；而懂得谦卑，便更知道要从各个方面要求自己进步。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袁了凡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亲身见闻来验证他的这一观点——“予屡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
辛未年，袁了凡先生去京城会试，同行者共十人，只有丁敬宇年龄最小且非常谦虚，便告诉同行人，丁敬宇此行必中。因为只有谦虚的人可以承受福报。同行之人中，诚实厚道，不抢人前者唯敬宇；恭敬顺承，小心谦畏者唯敬宇；受辱不答，闻谤不辩者唯敬宇。一个人能做到敬宇这般，就是天地鬼神也都会保佑他。待到放榜之日，敬宇果然考中。
山东冠县的赵裕峰未满二十便中了举人，后来考会试却多次不中。其父为嘉善三尹，他随父亲一同上任，因仰慕钱明吾的学问遂拿自己文章见之，明吾却把他的文章抹掉了。而裕峰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心服口服迅速改了自己的文章。到了第二年，裕峰便考中了。
“每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将要发达考中的时候，身上都会透露出谦和之气。”——由此可见，谦卑的德行于人而言非常重要，谦虚可以为人带来福报，使寒门之子发达。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满怀傲气之人必定没有远大的器量，即使发达了也不会长久地享受福报。
同时，谦虚之人会学习别人的好处，别人有善行便会照着学，那么得到的善行也就会无穷无尽了，这对于进德修业的人而言必不可少，尤为重要。
“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了凡四训》是袁了凡先生回顾自己一生的总结，是用以教育子孙后代的诫子家训。袁了凡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知世人命运是可以改造的，同时也为世人传递了改造命运的方法，最后还结合身边之人的经历告诫世人应当常怀谦卑之心，方能为己造福。以此勉励世人应当奋发向上，勇于改过，恒久行善以及谦虚谨慎。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了凡四训》同时还有着深刻的道德教化作用。它是一部充满积极意义的正能量著作，其“正能量”不在于空喊口号，而在于它对人们的具体行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书籍。它虽是明代所著之书，但放置今日依然深含积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