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待历史问题，不能简单的用人性或者厚黑学等简单思推断或者臆测，而是应该回到历史环境中才知晓真正的原因。
明朝为什么有这么多奇葩皇帝？其实从明朝的政治制度的运行来看，明宪宗之后的明朝的皇帝真的很闲，这使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搞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用费心劳力的参与大批政事和奏折的处理之中，明朝的国家行政机构能够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照常运行。
读者们要知道，明朝皇帝的统治用一句比较好听的说法，应该叫做“垂拱而治”，因为在成化到弘治年间，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形成定型：全部事务的处理、裁决、实施、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操纵于官僚集团手中：
政府事务的处理由负责该事务的部、院、各个衙门掌管，他们会给出一个事务处理意见，即“部议”。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则是由六部尚书、都御史、六科给事中聚众裁决，他们给出处理意见，即“廷议”。普通官员的升迁和处罚以及能力考核由吏部和兵部处理，吏部掌管文官、兵部掌管武将。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和巡抚的人选则是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会议推荐，即“廷推”。重大案件的处理有三司会审，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审理，难以处理的案件由廷鞠裁决。所有事务的处理意见由内阁负责批复，司礼监负责批红外发，皇帝诏令由六科给予签署外发。明朝皇帝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内阁和司礼监的处理意见故意剔除，搞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诏令，以此显示“君威难测”。但是实际上国家事务的处理都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而且各级机构的相互制衡，比如决策体系里内阁和司礼监的争斗，使得皇帝的权势并不会受到威胁。于是皇帝不处理政务在正常情况下是官僚集团的期盼，只有在内阁首辅专权或者司礼监太监专权的情况下，大臣才要求皇帝亲政，解决这些不稳定因素。
所以明朝大臣最喜欢是明孝宗，他在位期间不会出现太监专权和内阁势大，官僚体系正常运行，皇帝卧居紫禁城中，不会对政府事务大肆干预，也不会让某个官员独大，也不会搞什么“君威难测”的事情。所以明朝的皇帝最好像一个雕塑的偶像，充当国家的象征，由官僚集团处理政务，只有在官僚集团陷入争权夺利和相互倾轧以裁决者的身份追究责任即可。
在这一套体系里活的最憋屈就是皇帝本人，勤政的皇帝看到的奏折都是内阁写好处理意见得奏折，一般皇帝也只是写着“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懒一点的看都不看奏折，直接让司礼监批复。此外就是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不勤政的皇帝这些事情都可以让大臣代劳，唯一的事情就是出席各种象征性却没有什么用处的朝廷仪式，比如早朝，这在明朝中后期只是一种仪式，没有处理任何事务的能力，后来皇帝也很少出席。
所以在历史上看到的明朝皇帝有几个“奇葩”，与其说他们昏庸无道，倒不如说是他们对于明朝政治政治的反抗，因为这套体系不需要一个亲力亲为、专行独裁的君主，明朝的灭亡也是万历皇帝到崇祯年间这套体系被完全打破的结果。
明宪宗曾经被清代史学家赵翼痛批为“君门万里”的“始作俑者”。赵翼在自己的杂记里写过：
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
赵翼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清朝人，他的学识水平对于历史完全不够了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古代历史学者和现代历史学者的研究水平还是有差距，但是在21世纪还有人跟风赵翼那就属于无知+愚蠢，要么就是坏。
可以从明朝的中央决策制度看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创立明朝之后，继承的是元朝的中央制度，中央设立中书省，中书省统辖礼、吏、兵、刑、工、户六部，总理天下庶政，政事先通报中书省处理，然后再奏闻皇帝。元代的中央制度和秦汉时期的丞相制度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是和唐宋以来的中央分权的历史趋势相比属于倒退，中书省总管一切政事，很容易造成大权旁落。
在明朝初年朱元璋继承了中书省制度，但是很快就发现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冲突，这使得朱元璋十分不满，最后造成了皇帝朱元璋和丞相胡惟庸的冲突，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名杀死胡惟庸，废除中书省，此外还把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皇帝直接和六部诸司对接，成为总理庶务的总负责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人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且颁布《皇明祖训》，强调后世子孙和大臣不允许立丞相一职。朱元璋特地在《皇明祖训》规定：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使得丞相的设立从此变为不可能。丞相没有了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皇帝承担了丞相的工作，皇帝变为了政务官，而且一个人要处理朝廷诸多行政机构的奏报事务根本不可能。
《明太祖实录》记载给事中张文辅曾经做过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的8天里内外行政机构上报的奏章有1660份，奏事3391件，以至于朱元璋感慨：
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一人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
虽然朱元璋也搞过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但是都没有起到支撑作用，这种皇帝独裁制度只有权利欲望极强的皇帝才能承受。
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显然没有朱元璋的精力和生命力，所以后世皇帝必须搞出一个协助处理政事的部门机构，这就是内阁的出现。
明成祖本人是篡位上台，面对很大的社会压力，他的主要精力要放在自己叛乱造成的社会动荡上面，对于数量庞大的政事肯定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而且燕王派系的人大多是武将或者江湖术士，于是投靠明成祖的谢缙、杨荣、胡广等文人受到了明成祖的重用，在明成祖篡位不到三个月去文渊阁参与机务。此后这些人相当于明成祖的机要秘书和政治顾问，虽然已经开始处理政事，但是此时内阁的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属于一个未成组织的临时机构。
但是在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内阁开始发展壮大，主要原因是在永乐后期的夺嫡之争中，杨荣和杨士奇站在明仁宗朱高炽一边打击朱高煦以及朱高燧，所以明仁宗父子对于杨荣和杨士奇十分器重，给予了三公三孤的荣誉，内阁的职权也在明仁宗的默许下扩大，开始干预六部和都察院的行政事务，明宣宗更是以皇帝的亲信身份与六部中的强势二部——吏部和兵部相抗衡，到了明英宗时期，明英宗年幼，三杨是四朝老臣从而总领朝政，这个时候内阁的票拟开始成为定制。
文渊阁成为内阁所在地，内阁成员为翰林官领衔大学士，主要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和百官奏报的批复。内阁通过票拟指导六部的行政，国家政务需要关白内阁，地方的总督、巡抚、总兵行事需要请示内阁。内阁成为新的“中书省”，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内阁并不能总理六部，使得六部在政治上又有相对于内阁的独立性，但是内阁日益“中书省”化必然会引起皇帝的不满，此外内阁事务诸多事务也需要皇帝的批复，为了制衡内阁的权势和处理繁琐的政务，新的机构司礼监出现了。
明朝在中期实际上是把皇帝裁决政务的事务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内阁负责的建议权，即票拟；另一个则是司礼监负责的批复权，即披红，如果按照行政权力来讲：司礼监的权力＞内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明朝看到很多权阉的存在，但是作为祸国殃民的权阉实际上是少数。
据《明史志 职官》记载，明太祖时期就设定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这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司礼监就是其中的一个宦官的管理系统，主要人员是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郎掌司、以及没有定员的典簿。
但是明宣宗时期设立内书堂专门培养幼年小宦官，内书堂小宦官的教育是由翰林院的词臣专门教育，一般学习政务的处理和儒家经典。内书堂毕业的小宦官此后会入侍东宫，成为太子身边的亲信宦官，最后进入司礼监的一套流程。值得一提的是，翰林院的词臣有很多进入内阁，而内书堂小宦官有很多进入司礼监，这使得某些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太监比较亲密。
司礼监在宣德和成化年间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掌握奏折的批红权和内阁分庭抗礼、镇守宦官的人选由司礼监决定、参与三司会审、提督京营和东厂。由于司礼监的太监大多受过判决训练，所以面对内阁的票拟可以做出判断和答复，又因为与皇帝关系亲密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但是因为受过儒家教育一般来说和文官集团比较融洽，而且也有儒家精神，比如支持张居正一起改革的太监冯保是内书堂出生的司礼监太监，陪伴崇祯皇帝自缢而死的太监便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至于明朝祸国殃民的太监比如魏忠贤属于半路出家。
司礼监和内阁实际上成为明朝最高统治机构，中央决策权操纵于这两个机构之手，这使得明朝皇帝只要保持内阁和司礼监的平衡即可实行稳定的统治。所以明朝皇帝基本很少处理朝政，因为国家事务的处理是内阁和司礼监的事情，皇帝只需要高高在上即可。正如明孝宗所言：
我太祖高皇帝以至宪宗纯皇帝，俱昧爽视朝，早朝后，日每二次裁决在京各衙门并天下一应章奏，或有大政事，复召大臣面议而行，此我朝列圣之定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