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文明历史时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繁星璀璨的商周方国
商周时期，山西中南部地区分布着许多小国，如土方、鬼方、鬲方、亘方、辔方、缶、箕、潞、徐、蒲、赵、霍、虢、虞、冀、黎、郇、董、韩、芮、魏、耿、贾、杨等，考古学称“方国”。西周初年晋国建立，这些小方国后来大部分被晋国所灭。研究方国文化，是山西商周考古的一个重点。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时期的重大发现。
商周考古是从商汤立国起，经西周、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年代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到前2，前后共约1400年。商周考古通常分为商、西周、东周3个时期。山西商代文化遗存分早、晚两个时期。早商时期即二里岗文化(因1950年发现于郑州二里岗而命名)在山西境内分布地域较广，晋南、晋西南共发现几十处，如夏县东下冯、侯马上平望、垣曲古城、平陆前庄等。晋中的太谷白燕及晋东南的长治小神也是本地区代表性遗址。
1990年初在平陆县前庄附近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这是迄今山西所见年代最早的大型早商青铜器。其中有乳钉纹空心柱形足方鼎1件、饕餮纹深腹圜底空心足圆鼎2件，特别是方鼎类似者仅见于郑州市杜岭街。铜鼎底部烟炱很厚，又出土于黄河边(前庄地处黄河北岸)，商代甲骨文常有“祭河”记载，或许与之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后，晋西南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时期的两座商城，一座发现于东下冯遗址，一座发现于垣曲古城镇南关。晚商时期即殷墟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商文化势力范围已退缩至山西东部的太行山两侧，在吕梁山一线则出现了具有明显特征的“吕梁山一线青铜文化”，这类文化因多分布于晋陕高原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又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吕梁山一线青铜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如吉县上东村、石楼桃花庄、永和下辛角、柳林高红、保德林遮峪、忻府区连寺沟等，除发现具有殷墟文化特点的大型青铜礼器外，也有少数青铜礼器为当地仿制。最有特色的是以兽首、铃首或銎首类的武器和工具。1件制作精美、造型独特的龙形觥(石楼出土)可能来自殷墟。1982年在柳林高红清理的1座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的灰坑中所出的花边口沿鬲及分裆柱足铹手鬲皆与殷墟文化大相径庭。结合铜器特点，表明吕梁山一线青铜文化是一支与股墟文化分属不同系统的地方性考古学文化，亦即文献或甲骨文中所记的土方、鬼方、等西北方国的文化。
晋东南地区由于临近王畿，文化面貌与殷墟类似，可以小神遗址为代表。太行山西麓的灵石县旌介墓地发现3座殷墟时期墓葬，根据出土青铜器铭文和族徽，可以认为是商代方国首领或贵族墓葬，对研究商代诸方国有重要意义。在晋南晋西南极少发现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成了考古学界耐人寻味的一大问题。
柳林高红遗址是山西首次发现商代方国“国都”遗址。遗址位于柳林县高红村。-发掘，揭露出7号、8号、21号、22号、26号等夯土基址。根据发掘所获资料，认定为商代时期山西方国的权力中心所在地。这是山西首次发现商代方国“国都”遗址，被评为“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7号夯土基址面积最大，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长约50米，宽约11米。现存台基面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米。基址北部有层叠的活动面，显系一座坐南向北的建筑。8号夯土基址南距7号夯土基址18米，与7号是同时期建筑。
8号夯土墙是利用高出当时活动面的生土，在东西向大致取齐后在其外侧增补了夯士，形成一道整齐的墙，东西长425米，现存墙体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5米。26号夯土基址是一处院落基址，位于7号、8号基址东面，长11.85米，宽5米，残存有墙体。该院落址时代较晚，可能是高红已由权利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7、8号夯土建筑活动面中出土有少量器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高红夯土基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山西方国文化，特别是方国迁徙、演变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旌介遗址，位于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东，绵山西坡，汾河东岸。西南距灵石县城约15公里。这里分布有新石器、商代晚期、东周及汉代以后的文化堆积和墓葬。1985年1月，在村东取土场又发现了两座商代墓和一座车马坑，省考古研究所随即对两座商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及其他遗物。车马坑遭到破坏。两墓填土中都有殉人、殉狗、附葬牛头或牛腿。墓底有殉狗的腰坑。两墓出土青铜器鼎、簋、尊、卣、觚、爵、觥、戈、羊头小刀等140余件。玉器有鱼、燕鸟、虎、璜等10余件。青铜礼器基本组合是爵10、觚4,以及鼎、卣、簋等。从出土的青铜器器形、纹饰和羊头小刀等观察，此墓葬属于商代晚期北方青铜器石楼类型。有40余件青铜器上有族徽，两座墓主人可能是其统治者。
又据报载，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1件同样族徽的商代青铜尊，是否岀自灵石一带，有待考证另外，2件铜爵铭文中有“羌”字，说明这一带也是羌人活动范围。1件铜簋底部铸有阳线条马的图案，这与甲骨文中常见的“马羌”可能有关联。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可以留言，与其他人一起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