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利营，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荀子性恶论，董仲舒论性。
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这两个都是中国历史上讨论人性论的著名人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荀子写一篇专文《性恶》来驳斥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好味”、“好利”、“好声”、“好色”的。如果不加以制约，任其发展，必然发生争夺，井导致社会的混乱。这说明人的本性是恶的。为什么社会上有好人?为什么社会能够安定呢?那是因为圣人根据人性的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人性由恶变善。哪些拾施呢?首先树立君王的权威，其次用礼仪进行教化，再制订法度来规范，最后还要用刑罚来禁止恶的行为。由于这一系列播施的实行，社会稳定了，人们的行为能够沿着善的方向发展。弯木经过矫揉才能直，金属经过磨砺才能利，人性经冠礼义教化钱度约束才能变善。所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人性本来是恶的，人性变善是人为加工的结果。如果没有君权，取消教化，废除法律，天下就会大乱，可见，人性是恶的。
人性虽然都是恶的，但又都具有接受仁义教化和法律约束的素质，所以有接受改造的可能性。如果能自觉地长期地接受改造，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纯善的圣人。“圣可积而致”，圣人可以通过长期改造积累善性而产生。“涂之人可以为禹”。涂，即途。路上走着的普通人都可以经过改造，成为象禹那样的大圣人。尧舜禹三大圣人，孟子提到尧舜，荀子可能为了避免与论敌相混，不提尧舜，只讲禹。尽管圣人不同,孟荀在凡人与圣人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大差别。圣人与凡人本性是一样的，凡人经过教化也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些观点，他们都是一致的。凡人如何成为圣人，孟子主张扩充善性，苟子主张改造恶性。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孟荀两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按孟子性善论的原则，政府应该施仁政，每个人都要加强心性修养，提倡自觉的道德。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心学家都推崇性善论。道德高尚是它的长处，国弱是它的短处。按荀子性恶论原则，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力主法治，秦国因此强盛，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它的缺点是残酷，暴政。秦国迅速灭亡是其必然结果。
按性善论，建立的政治是人治，按性恶论，建立的政治是法治。但孟子认为只强调一方面都不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按苏东坡的说法，法治和人治都有弊端。
法是死的，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而人治以每个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就没有确定的统一的标准。法治与人治不能单用，要“人法兼用”。这当然不是苏东坡的个人偏见，而是封建时代许多思想家的普遍认识。连号称“大法家”的王安石也说：没有称职的人，只依赖法律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治理好的。从实践意义上看，性善论和性恶论，人治与法治，都各有其合理性。把这两种人性论都作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失之简单化。从南宋以后，孟子性善论占了上风，人治也成了主流。
汉代讨论人性向题也很热闹，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参加讨论了。我们选择一部分思想家的人性论作一简单的介绍。
董仲舒论人性比较复杂。过去许多学者对此作过研究，进行概括，观点都差不多，而概括起来，差别却很大。大体上主要有三种概括：一是性善情恶论。董仲舒讨论人的问题总喜欢与天相比附，他说：天有阴阳，人有性情。性属于阳，是仁，是善，情属于阴，是贪，是恶。性善论者只看到性，性恶论者只看到情，因此都是片面的。二是性三品论。他提出上等的是“圣人之性”，下等的是“斗筒之性”，中等的是“万民之性”。圣人之性当然是善的。
斗霄指容量不大的量具，比喻小器量的小人。斗笛之性是恶的。这两个极端的人性都是极少数，只有万民之性是绝大多数人的本性。他认为讨论人性要去掉两头，只讨论最普追的中民之性。三是性未善论。董仲舒多次讲到“性未善”。万民受“未善性”于天，然后经过王者的教化才变善的。如果万民之性已经善了，那么王者还有什么事干?董仲舒认为，中民之性就象鸡蛋，经过孵化，可以产生出小鸡。但不能说鸡蛋就是小鸡。谷子经过脱壳变成大米，米出于谷，不能说谷就是米。中民之性经过教育才能变善。善虽然出于性，性却不能说就是善。性是天生自然的，善是王者教化的结果。总之，性是未善的。有的人称之为性质朴论，意思相近。
董仲舒虽然讲人性有善质，气似乎与孟子善端差不多，但他指名道姓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反复强调性待教而后善，似乎叉接近于荀子性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