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本书
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贫穷的本质》，它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两位作者分别是来自印度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来自法国的艾斯特·迪弗洛，他们目前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用了坚持目标的行动去到各个地方，甚至很多年时间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分子、政府官员、医疗保健工作者及小额信贷者接触，进行基础性研究；来到街头巷尾，村前屋后，与住在那里的穷人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搜寻数据信息……构建理论，研究数据。有分量吧！
主要的是这本书揭示了穷人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中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穷人能实现什么，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一些助力，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些助力。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阐述了一种如何找出这些难点并攻克这些难点的方法。
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尸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
充分运用科学的强大力量、接受有关资料结论的开放性，以及关注穷人生活的特定具体问题。这些资料表明，我们应在某些情况下担心陷入“贫穷陷阱”——“贫穷陷阱”并不存在于每个领域。要想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我们有必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一个错误的政策的制定，并非来自动机不良或是腐败，而仅仅是因为某些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世界模式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有“贫穷陷阱”，而实际上却没有；或者另一个“贫穷陷阱”就摆在他们面前，却被他们忽略掉了。
本书会从生活案例到慈善机构的实例出发，与你共同来探索。
二、饥饿问题
大规模的粮食援助如同噩梦一般。据统计，超过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大米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被老鼠糟蹋了。这是莫大的浪费。一种强大的直觉告诉我们:穷人买不起足够的食物，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贫困的原因。
三、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关键
脆弱的信念、时间矛盾，催生了他们对于希望的渴求，但是还记得你的新年愿望吗？许愿时，穷人们的冲动大多是由感性和即时欲望支配的，很多情况下“时间矛盾”会让他们无限期的延迟决定，这个时候关键的挑战在于，设计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助推物品”。
一些家庭可能会注意到，在使用了蚊帐之后，孩子生病的次数少了；此外，他们还可能会了解到，蚊帐使用起来很简单，睡在蚊帐中也并非他们起初想的那样不舒服。
帕斯卡丽娜.迪帕在一次实验中对上述命题进行了验证，并发现，那些层曾以全价买下蚊帐的家庭，大多数都没再买；对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更有可能会为自己买一床蚊帐。
我们的看法是: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的多，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
四、教育
印度一个村里的珊塔玛家里，最大的儿子在上大学，准备将来做老师，另一个女儿也在上大学，但是小一点的两个孩子却说上学没意思，经常逃学，最终辍学，这些地方的公立学校（至少小学）都是免费的。发展中国家的学校的学校对学生不具有吸引力，既不是因为入学难或缺乏人才，也不是因为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那么阻碍究竟源自哪里？
教育政策就像援助一样，一直是激烈的政策之争的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每个人或许都同意，受教育总比不受教育要好），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乐观主义者是教育干涉者，悲观主义者支持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第二目标是:确保到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完成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第三个目标是:到，争取消除初中等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并在之前消除各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
让孩子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正是学习的起点。然而，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上学对他们来说就毫无用处。千年目标中并没有规定孩子们必须在学校学到东西，只是说他们应完成基本的课程。后来有了提升教育质量的第六目标，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布拉翰在印度建立的志愿者小组调查到:村庄里的1000多名儿童中，7～14岁年龄组中，只有30%的孩子会做二年级的数学题（基本除法），而在摊位或商店里帮忙的小男孩小女孩，总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做一些更复杂的计算。
一些批评家（包括威廉·伊斯特利）认为，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根本就没有必要提供教育。在他们看来，教育质量之所以低下，原因在于家长们觉得教育真正的好处（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教育回报”）并不多。当教育回报足够高时，根本无须政府的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
对于需求达人来说，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没有教育政策，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只要找到一些急需人才的行业，让投资于这些行业变得富有吸引力，那么就会出现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方面的供应压力。市场上的需求竞争会让家长们得到适合他们孩子的高品质教学。
这里有个作者主导的实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与无条件的现金转移的效果是相同的。这表明，家长不需要被迫送孩子上学，他们只是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已。
很多人认为，在完善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私立学校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全世界的“左”派一直都反对将市场力量引入教育领域，但这次给了强有力的支持，即政府给予公民“凭证”，用来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
在巴基斯坦学校学习及教学成就（LAEPS）调查中，私立学校学生与公立学校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差距，近乎10倍于最富阶层孩子与最穷阶层孩子之间的平均差距。在同一个家庭，即使这一差距没有那么大（这一点或许有些高估了教育的回报，因为父母可能会将最有天赋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尤其是以其他方式帮助这个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与上私立学校的孩子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私立学校的孩子比公立学校的孩子学到的更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完美无缺。
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但家长们却误认为教育的回报呈“S”形，这在无意识中营造着一个“贫穷陷阱”，进而催生一个真正的“贫穷陷阱”。智商成了参考标准。不仅家长们都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都包含着这种思想。
学校的课程及结构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那时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出当地的精英，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有效盟友，建立殖民者与当地人的不同等级。尽管新生大量涌现，教师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艰难的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师的作用就是保证学生顺利进入下几个学年或大学学习。
有一次，我们跟随布拉翰的成员来到印度西部巴罗达的一所学校，学校事先得到了通知，一位老师显然想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在黑板上写出一串十分复杂的数字，巧妙地列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一个著名的定理，随后对图标进行了长时间的讲解。所有孩子都表现得很安静，都在记笔记，显然，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具有精英偏见。“高级”、“低级”，这些安排使得老师、学生、家长都很沮丧，从而对于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的期望值不高，老师也更会“在办公室里喝茶”。
官方的教学方法以及过于重视教学大纲带来了很多限制，这似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中，很多（或大多数）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的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学生们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具备成为经济学教授或工业巨头的潜质，但最后他们却成了劳工或是小店主；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初级职员。他们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从爱因斯坦到印度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他们二位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都非常有名气。
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纵观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入学率比资源增长得更快，找到中级以上的优秀教师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教育重建
如果课程彻底的简化，教师的职责被严格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必要的时候复习，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在上学的几年间学到点儿东西。此外，有天赋的孩子还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不过，要想与那些上精英学校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他们的确还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寻求新的想法，因而技术突破或许更容易实现。的确，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口更多的地区或国家往往发展的比其他地区快。但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常常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学校推行的艾滋病教育、校服计划、禁欲思想教育都是为了降低青少年女性怀孕率，效果不同。
在穷人思维里，养儿防老；而富裕国家的很多父母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因为他们有其他安度晚年的方式——他们有社会保险、共有基金及退休计划，还有公共或个人医疗保险。
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家庭所有成员对于资源的公平分享。笔者认为，男人比女人要自私的多。然而，这或许恰恰体现了那些准则与社会期望，也就是我们认为在家庭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或许，人们期望女人能将自己获得的意外钱财用来贴补家用，而并不希望男人这样做。如果情况真的这样，那么不仅谁挣钱很重要，怎样挣钱也很重要:女人或许还未察觉，她们自己付出劳动所赚的钱“属于”其家庭或孩子。
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孩子（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金）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福度下降，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
慈善机构
一、穷人的风险与保险
如果今天收入与明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这个家庭便会脱离通往中产阶级之路，转而踏上永久贫穷之路。这种情况常常会受到一种心理过程的强化。失去希望，感到没有出路，这会大大降低人们渡过难关所需的自控力，更因担忧带来压力，而人们在压力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经济选择时，他们不太可能做出理智的决定。
人们会在彼此遇到难处时互相帮忙，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并不是他们盼望着将来能得到回报。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正式的关系网不具备处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即使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如果家里还有饭吃而邻居却在挨饿，他们也会给邻居一口吃的。然而，帮助别人支付医疗费用这类情况已经超出了互助行为的界限:鉴于医疗费用极为昂贵，很多家庭将不得不因此倾家荡产。
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与几乎所有的小业主及农场主不同，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损失。但穷人常常要为他们自己的生意筹集所有资金，这些资金要么来源于家里的积蓄，要么是从别处挪借的，而这种情况是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面对的。
再有，因为対灾难的恐惧会使穷人采取昂贵的缓解对策，保险补贴费用可以由农民的额外收入自行抵消。与未接受廉价保险的农民相比，接受这一保险的农民更有可能为自己的装甲施肥，因而会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吃不饱饭的可能性也变小了。
政府补贴式的保险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看到保险的好处，感受到这一市场的繁荣，那么保险补贴或许就可以取消了。即使没有这种可能性，只要穷人无须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对冲基金经理，并因此而实现巨大的潜在收益，这似乎也是一个利用公共资金促进共同富裕的好方式。
二、穷人的贷款
正规贷款机构利率低，但是却又极少数穷人从那里贷款，相反，那里的贷款更多的是贷给的富人。
小额信贷机构贷款给穷人，利率非常高，举个例子，你今天借了100卢比，明天要还104.69卢比，如果延迟还款，后天109.6卢比，30天后将近400卢比，一年则为1842459409卢比。
为什么贷款给富有的人成本更少呢？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支付高利率？一个标准的解释就是，他们的违约的概率更高。所以为了避免各种故意违约的行为，全世界的贷方保护自身的一个办法就是，收取预付金，有时还会附加担保。如果借款人违约，贷方可以通过没收附加担保金来实施惩罚，借款人所做的担保越大，其违约的概率就越小。因此，我们看到了那条熟悉的规则（至少在无抵押的投机时期之前），即将可贷款数量与借款人的资金现状挂钩。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只会借钱给富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小额信贷是一种基于社会目的的变相放债。正如放债人一样，对于那些彻底违约的人，小额信贷机构会威胁再也不贷款给他们，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其在村里的关系网络，对拒不还款的借款人施压。与放债人不同，小额信贷机构的官方政策就是，永远不使用暴力威胁。羞辱的力量确实不小。
小额信贷机构对于零违约率的关注确定了它们对其潜在借款人的严格要求。小额信贷精神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因为，企业家精神常常意味着冒险，而且无疑还有偶尔的亏损。例如，在备受争论的美国模式中，破产情况时有发生（或者至少曾经是这样），这并不会留下污点（恰恰与欧洲模式相反），这与企业家文化的活力有着很大的关系。相反，小额信贷的规则不容许任何失败。
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客户们定期会面，无论他们是否承担共同责任，他们在还款方面无任何差别（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客户不是每周会面，而是每月会面，那么该小组的社会关系就会建立的较慢，其违约率最终也会上升）。
然而，基于共同责任的社会平衡及不断发展的关系似乎并不稳定。如果我还款的理由有二，一是所有人都还了款，二是我将来还会得到新的贷款，那么与我是否还款紧密相连的是，我对别人正在做什么以及这一组织的将来是怎样看的。的确，如果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违约，那么我会认为该机构就要破产，并因此不再从那里贷款，那极可能就都来违约不还款。结果，当信念有所改变时，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
对还款规则的必要关注表明，对于想要扩大企业规模的企业家来说，小额信贷并非集资的最佳方式，小额信贷只适合以低利率贷款给大量穷人，就硅谷或其他地方的成功企业家来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会遭遇失败。小额信贷甚至不是一种发现企业家的有效方式，它鼓励其客户进行安全交易，因此并不能容易地发现敢于冒险的生意人。
而银行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说，银行是大机构，贷款给大公司赢利更高，因为对外，银行能够确保自身收回贷款；对内却很难鼓励自己的员工对公司进行监督、对项目进行跟踪，并做出盈利性投资，例如如果银行因违约而惩罚贷款负责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银行必须这样做），贷款负责人便会寻找绝对安全的项目，而无名小公司的项目当然不在其列。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来说，下一个大挑战就是找到贷款给中等企业的方式。
三、穷人的储蓄
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
存钱可以日积月累，积沙成塔，从而做出更有耐心的长远决策。但一项研究表明，只有在对今天与将来的奖品做比较时，脑部的边缘系统（应对即刻奖品的思维）才会产生运动。也就是说大脑的这种工作会摧毁很多良好的意愿，因为其本身具有决策上的分裂。存钱，花钱，缺乏自我控制对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贫穷与自我控制的逻辑是什么呢？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只能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苦的任务。我们可以预见到，富人会根据其目前的资本净值存下更多的钱，因为今天的存款是明天的资本净值的一部分，这就会产生今天的资本净值与明天的资本净值关系的S形曲线。穷人存的钱较少，因此他们的未来资源一般也较少。
存款的关键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穷人来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钱用作未来的投资。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一般会做出反映这一绝望心态的决定。这不仅可以解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还可以说明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乐观与希望却能够对此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希望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你觉得自己一定能买下一直想买的华为手机。在斯潘达纳公司创始人蕾迪看来，要想摆脱贫穷，首要的步骤就是对长期目标进行思考，并习惯为此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
就实现穷人的一些长期目标而言，小额信贷只是我们为他们想到的很多种方法之一。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或许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还有为他们提供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医疗或自然灾难的保险，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毁于一旦。或者为他们创建一种社会安全网络:如果人们的收入下降到一个特定范围，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支持，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没钱存活下去了。这些方法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从而鼓励人们存钱，减少人们的压力，让他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两方面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希望、保障及安慰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措施。实际上，人们总会担心，他们会宠坏那些懒惰的穷人。而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恰恰相反:当你想要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遥远时，你很难感受到动力。将目标设置得更近一些，或许是穷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
四、穷人与企业家
小额信贷运动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尤努斯的世界观，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有两个明确的原因甚至可以证明，穷人或许会发现更好的机会。第一，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更新颖。第二，目前市场通常忽视了“金字塔底”。因此，他们称，创新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轻松摘到的果实，而且能够想象出穷人未来的只有他们自己。
中国浙江省绍兴市，徐爱华是村里最优秀的中学生之一，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与所有人一样，手里几乎没有现钱。然而，聪明的徐爱华被村里决定送去当地一家时装设计院学习，他们认为徐爱华日后定能在乡镇企业中担任领导。但是，等她接受完培训回家时，当地的长者们犹豫了——毕竟她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因此她无声无息地待在家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她不愿意闲着，决定做点什么，但她的父母太穷了，根本帮不上忙。于是，她借来一个扩音器，在村里走街串巷，说她可以教小女孩做衣服，只收取15元学费，她招收了100名学生，拿着收来的学费，她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还有当地国有工厂一些多余的布料，然后开始教学。在课程结束时，她留下了8名最优秀的学生，并开了一家服装店。1991年，徐爱华积攒了大笔做生意赚来的钱，可以买60台缝纫机。在接下来8年的时间里，她的固定资产总额增长了100多倍，每年增长80％。，她首次向房地产领域投资2000万元，因为据她所说，她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大多数人则没有。当然还有许多的案例表明:大部分穷人具有企业家精神。
大量的研究表明另一点，最初对穷人的馈赠及支持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能够得到机会，即使遭受过重创的人，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并摆脱贫穷。
五、穷人的生意
大多数情况下，穷人经营的生意只能产生较低的利润，这也说明为什么小额信贷似乎很难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这里有个主要的矛盾在于边际收益、平均收益、总体收益，在边际收益很高的情况下，总体收益可能会很低。原因在于，他们精力充沛，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努力地做着白手起家的生意。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很小的生意上，而且他们同周围很多其他人都在做着相同的绳子，为什么徐爱华却可以创造大规模财富？这不仅表明徐爱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不仅可以积攒财富，还不断引入管理或其他方面的技能，而且还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很大的情况，因此她的生意正逢其时，而很多小企业主不具备这样的个人与环境条件。
这样看来，我们不免要对“普通的小业主都是天生的企业家”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所理解的企业家是，他的生意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他有能力承担风险，并在工作中很努力，即使在逆境中也会全力以赴。
在传统就业机会缺失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立业冲动被更多地展现了出来，穷人的事业似乎就是想办法买到一份工作。很多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下去，是因为家里有人时间较为宽裕，这通常是女人，她常常要一边照看生意，一边做家务。或许，穷人所做的很多生意并不是他们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而是某些失败的经济模式的演绎。他们周旋于这些经济模式之间，努力地付出着。在对全球穷人展开的调查中，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你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是什么？”结果令人震惊。穷人最常见的梦想就是，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政府职员。
其实，世界上的确有超10亿人在经营着自己的农场或公司，但他们中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才华、技能或是必要的风险承受能力。小额信贷及其他有助于小企业发展的方式，仍然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这些小企业要存活下去。或许，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很多穷人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们能以此铺出一条逃脱贫穷的路，那么我们简直是在自欺欺人。
六、探索有效的政策、政治
如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找到良好的政策:这是一个如何挑选出恰当政治程序的问题。如果政治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好的政策便会随之出现；反之，没有好的政治导向，就无法指定或实施好的政策，至少从规模上来讲是这样的。如果1美元中的87美分都无法真正进入学校的账户，那么就没有必要弄清楚学校会如何利用这1美元。随之而来的是“大问题”需要用“大办法”来解决的社会改革，如过渡到有效民主。
另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则认为腐败是一种“贫穷陷阱”，这并不奇怪。贫穷会引起腐败现象，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然会促使贫穷的产生，而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变富来拆除这一陷阱。这种援助可以用于实现一些特殊目标，例如医疗保险、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一些容易衡量的指标，并且，在没有把政府腐败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对教育的援助不可能取得成效。提高人们的生活和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政府和民间团体遵守法律法规。
大部分经济政治学者一致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推动力。良好的经济制度将鼓励公民投资、积累并发展新技术，因为这些是促进社会繁荣的因素。反之，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产生负面效果。问题之一就是，统治者有构建经济制度的权力，尤为不幸的是，腐败的制度往往会滋生更加腐败的制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当政的领导者倾向于制定能够为他们谋取财富的经济政策，而他们一旦变富，又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提前阻止可能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
伊斯特利指出，每个政府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他们自己单独完成，自由是唯一可行的万能策略。自由意味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在人类的种种发明之中，自由市场的能量被大大低估。自由市场让所有创业者都有机会创业，如果成功了便能创造财富。但比如开车等一些市场不能完全自由，穷人也无法真正参与到自由市场中去，在他们参与进来之前，他们都需要帮助。
因此，政府有必要为人民提供日常的必需品，而且还要制定某些政策，发挥市场的功能。伊斯特利还指出，民主能够给提供直接的反馈信息，约束政府履行其职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构建自由市场机制和民主。伊斯特利主张，自由不能从外部引入，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这些制度必须是从本土自下而上形成的。最终我们要为个人的平等和权利而奋斗。
事实上，我们错失了制度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规定了参与的准则。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做一个转变，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看待制度。
当受惠者由于糟糕的服务而无法得到实惠时，政府应该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这些受惠者掌握着大量的信息，他们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应赋予受惠者监管这些服务提供者的权利（老师、工程师、医生），让受惠者有权利雇佣或解聘他们，或者至少有权利投诉这些服务提供者，从而确保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是正确的。
印度其他地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几乎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拥有相同预算的前提下，女性似乎比男性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受贿的概率更小。
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享有优先于经济的地位:经济政策的范围会据此受到界定与限制。政策并非完全由政治所决定，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会有好的政策产生，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环境中，常常会产生恶劣的政策。苏哈多时代的印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哈多是一个独裁者，尤以腐败著称。每当他生病时，他的亲戚所拥有的股票的价值就会下跌。在苏哈多时代，用来买石油的钱被用来建学校，因为苏哈多认为，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力方式。他统一了全国语言，在民众中建立了一种团结感，这种政策促进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受益于学校教育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工资也会增加。伴随着教育的发展，一个提高儿童营养的大计划产生了，内容涉及训练100万名村庄志愿者，让他们将这一信息带回村庄。
良好的意愿对于良好的政策是最好的搭配，前提是这一政策要抓住真正的问题所在:公立学校体系令大多数失望，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只有精英才能学习。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当自由市场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发挥作用时，政府干预才有必要出现。例如家长可能没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接受正确级别的教育，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清楚孩子长大后是否能够回报他们。
对于伦纳德在选举之前做的一个实验表明，对于建立信任，与吸引公众利益相比，提供具体的信息更为成功可靠的信息可以劝服选民们对符合大众利益的政策投票。一旦信任建立了起来，个别政客的激励政策也会改变。
很多拥有权力的人都具有双重动机——他们想受到爱戴或做善事，因为他们有同情心，也因为这可以稳固他们的地位，这些人会做一些促进变革的事情，只要这些事情与他们的经济目标不完全冲突。一旦政府可以证明，他正在试图实施政策并赢得人民的信任，一种更深层次的可能性就会产生。政府不再那么关注于短期成绩，不再那么热衷于不顾一切地赢得选民认可，而这是一个规划更加有效、更有远见政策的好机会。
总结
经济学家谈论哪些国家的经济在增长，哪些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这看上去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用处。一些国家由经济瘫痪，转变为经济奇迹，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另一些国家的经济从模范沦落到谷底，如科特迪瓦。
回顾过去，我们总能找出合理的理由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增长，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会忽然发生。
鉴于经济增长需要人力与智慧，但无论何时，如果男人和女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市民们在给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信心，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到市里去找一份新工作，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摆脱贫困，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
或许，到那时，人们需要长久致力于摆脱贫困。如果不幸和挫折不请自来，气愤与暴力占据上风，那么能否摆脱贫困，我们尚不可知。
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可以使人们远离失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失去什么，要让国家在其所处的时代腾飞，那么这样的政策或许是关键的一步。如果所有这些都不正确，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不再等待经济刺激将是大势所趋。
我们不能容忍浪费穷人的才干和生命，尽管我们没有根除贫困，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具体见以下5个方面：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
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一条普通的信息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的多种责任，你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
如果表达正确的话，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有可能对管理和政策加以改进。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会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孩子们放弃上学，是因为老师（有时是父母）认为她不够聪明；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
改变人们的期望是不容易的，却并不是不可能的。
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成功，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善时，这种改善本身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
因此，在启动一个良性循环时，人们不应害怕必要的付出，包括现金。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就是：①精英教育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本质的任务是教会人们生存和生活的技能，还有选出人才。考核体系该怎样设定？教师该怎样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可以怎样展开？怎样把选择权和评价权公平的交给每个人？②怎样给予中等企业提供资金，谁来提供？③怎样让所有人有安全感？尤其是食品和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