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先生提出，“西周文化所造成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而周代是礼乐文明的时代，因此，可以说礼乐文明是中国文化精神气质的源泉。钱穆先生曾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为“礼”，他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国文化并没有如西方的宗教文化，但一直靠着“礼”维持着社会的健康运转。而“‘礼’的本质在于，它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安乐哲也认为古典儒家虽然是非神论的，但却有着深刻的宗教性，而儒家的这种宗教性是一种以礼为中心的宗教性，他认为“礼确实是人的‘教育’过程，它将不完善的人扩展为具有丰富灵性经验的中心。”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开始崩塌，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而礼更是作为封建文化的标志而被妖魔化。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渐趋复兴，对礼的关注和研究才开始丰富起来。而且，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影响，礼学研究也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
作为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其礼学研究的成就巨大，他的礼学思想也很丰富。但是目前学界主要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其礼学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却少有涉及。但是朱熹的礼学思想确实是他整个儒学思想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子旷代大儒，不仅集北宋一代理学之大成，同时亦集汉晋以下经学之大成。使经学、理学会归一贯，尤为朱子论学最大贡献所在。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对礼学的研究可以说贯穿了朱熹整个生命的始终。因为父亲早逝，朱熹自幼便开始主持家中丧祭各礼。《朱子语类》有云，“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
礼文虽未备，却甚整齐。先妣执记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的诸家礼，礼文稍备。”这是朱熹生平的第一本著作——《诸家祭礼考编》。翻阅《朱子文集》可知，对礼特别是丧祭礼的探讨一直贯穿于朱熹与当时儒者的学术交流之中，可以说对当时礼学的探讨是宋代儒学群体的核心话题之一。朱熹中年作《家礼》，虽然《家礼》的真伪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议。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家礼》确为朱熹所作，但非定本，虽然作《家礼》的具体年份还有争议，但基本也可确定为其中年后期所作。而且《家礼》一书对后世整个东亚文化圈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朱熹晚年主持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大有将礼学作为其学术生涯之总结的意味。从庆元二年丙辰六十七岁开始，到庆元六年庚申七十一岁去世，《仪礼经传通解》终究没有成书，最后由其门人黄榦及杨复完成，历经朱门三代学人。朱熹生命最后几年的书信当中屡次言极恐礼书不能完成的担忧与遗憾，而且勉励门人定要完成此书。如朱熹《答应仁忠》：“熹目盲，不能亲书，所喻编礼如此固佳，然却太移动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事不能成，为终身之恨矣。向在长沙、临安，皆尝有意欲藉官司之力为之，亦未及开口而罢。关于此学如此其厄之，何邪！可叹可叹！”
此书作于庆元三年朱熹六十八岁时，编订礼书刚开始一年。盖《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是在朱熹编订礼书纲目之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赵致道带往四明分与一二人作功夫，一部分由黄直卿带至庐陵，分与吴伯丰、李宝之等人作疏义功夫。而且朱熹曾试图上书请求朝廷的帮助编订礼书，但最终都因党禁而放弃。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又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可以想象礼书编订工作的困难。又如庆元四年朱熹六十九岁时《答黄直卿》：“日者多言今年运气不好，不知得见此书之成否。万一不遂，千万与诸同志更相勉励，究此大业。”
《朱子语类》当中同样也有记载，“某已衰老，其间要合理会文字，皆起的个头在。及见其成与不成，皆未可知。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所系甚大！”朱熹易簀前作三书，两书皆为修礼书之事，生前最后一书便是嘱托黄榦礼书之事。“凡百更宜加勉励，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礼书今为用之、履之不来，亦不济事，无人商量耳。可使报之，可且就直卿处折衷。如向来丧礼，详略皆已得中矣。臣礼一篇兼旧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参考条例，以次修成。就诸处借来可校，作两样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纸各千番，可收也。”由此可见朱熹晚年对编订礼书的重视程度，而不能亲见《仪礼经传通解》的成书，也可谓朱熹终生之恨事。
由以上可见，朱熹的礼学思想在其儒学思想体系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想全面、深入的研究朱熹的儒学体系，对其礼学思想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随着礼学研究的丰富，以及朱熹学研究的深入和广泛，特别是余英时的大作《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问世，拓展了对宋代儒学特别是朱熹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也刺激了学界从多角度对朱熹学研究的新尝试。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对于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包括一些博士论文。目前对朱熹礼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入手，一个是从经学的视角，另一个则是从思想史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