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被列为我国近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为主体的一大批文物考古成果为四川巴蜀古史研究提供了那些资料? 通过这些文物遗存可以见到四川怎样一个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
综合起来, 三星堆遗址可以折射出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和文化交往的历史状况。1980年四川省文管会、博物馆及川大、广汉文管所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一年的连续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一个湮没三千年的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鸭子河南岸马牧河两侧的高台地上,已发现60多处文化层露头处, 至少可以确定30个文化点。最集中的地带呈梯形, 东西长约3 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达6平方公里以上; 溯鸭子河南岸近1公里长到东胜寺一带,也有密集的遗址分布。其中最重要的是马牧河南侧的“三星堆”周围、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中央的“月亮湾”、遗址群东侧的“狮子闹”、西侧的“横梁子”、鸭子河南岸“西泉坎”等处,加上“东胜寺”一带,形成6个大的区域,共同组成了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各点的文化内涵基本相似,又有区别,均属于同一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适应的中心遗址”,成为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
在广汉县境,还发现有烟墩子、金鱼村等一些与三星堆性质相近的古文化遗址。在成都及其附近各县,又有士二桥、抚琴小区、水观音等一批遗存,以及指挥街、青羊宫、竹瓦街、羊子山等许多晚于三星堆的巴蜀文化遗址。还有成都、新都、大邑、绵竹等处众多战国前后的巴蜀墓群。全省范围内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遗址还有雅安地区的沙溪斗胆村、麻家山、“三星村”等遗址,南充地区的淄佛寺、坪上遗址,万县地区的普井沟、中坝遗址”一共同形成一个广大的巴蜀文化区域, 为巴蜀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1984年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从1989年起,对南城墙、东城墙进行了四次发掘, 初步弄清了城墙的体形、筑法、堆积层次和时代范围。东城墙长1100米, 顶宽20余米,基宽40多米, 高4米, 全部用人工筑起,下层使用的是斜面拍夯法, 顶部发现由土坯砖修筑的梁埂, 为我国最早用砖坯筑城的例证之一。南城墙即被称为“三星堆”的一条土硬, 墙体亦为人工修筑。长180 米,基宽40余米,高约6米, 城墙外有深2.8米的深沟。西城墙以自然土丘为基础, 加以人工夯筑修整, 形成长60余米,高6-10米的城墙,其体形、断面和地层已证明,它也是经人工修整夯筑的城墙。城内面积约2.6平方公里。城墙两侧居住遗址都非常密集,城中心还有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 一批最重要的文物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表明这里是以城墙作为依托和保护屏障长期兴旺发达的“三星堆古城”。从地层看, 城墙始筑于二期文化初期, 延续使用一千余年。三星堆古城不太规整, 城墙也未闭合, 建筑方法有其地方性和原始性, 可能同时具有防洪等多种功能, 还不是一个完整的防御建筑体系, 但这样大的城址在当时全国尚属罕见, 与其作为国都的性质是相称的。
在遗址群其他几处正式发掘的文化层中, 均发现了房屋建筑基址, 已发掘四十多间, 说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其中第一次发掘的十八间房基, 使用沟槽式基址、木骨泥墙、摔构梁架与屋顶, 颇具地方特色。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最大的面积达20平方米, 而且数间相连, 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用, 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方形房屋中有柱桩干栏式小楼, 圆形房子有的周围凿洞立柱, 用中心擎天柱支撑屋顶, 在建筑上都很有特色。联系到十二桥木构建筑群, 羊子山的大型土台, 表现了巴蜀建筑技术已很发达。三星堆发掘还发现了作坊、窑址、墓葬、灰坑等遗迹。窑炉平面为心形, 浅床斜坡式,宽仅1.6 米。墓葬为狭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 无随葬品, 已发现的这种墓葬大约是对特殊原因死亡人员的简单埋葬方法。目前还未有大型的墓葬和作坊发现, 但这些遗迹木身已能说明不少的历史问题。
认识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1988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个长方形土坑已定名为“ 祭祀坑”。一号坑长4.64米，宽3.48 米, 深1.68米; 二号坑长5.3 米, 宽2.3 米, 深1.68 米, 修造规整, 填平夯实。坑内有次序地分数层堆满玉石璧璋、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等, 它是一次大型祭祀活动之后, 作为最后一道仪式将祭器仪仗焚烧瘫埋, 因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祭祀坑中出土上千件金、铜、玉’石、陶器, 是三星堆鼎盛时期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代表着三星堆文化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 反映出多方面的社会情况, 成为举世瞩目的文物精华。
三星堆遗址还曾发现过多处这种玉石青铜器坑, 出土数批制作精美的文物。目前所知这种土坑至少发现五个以上。我们认为这些长方形器物坑的性质, 均属于祭祀坑。1931年第一次发现的玉石器坑, 经过发掘清理了解到, 它“ 长约七尺、宽三尺, 深三尺” , 坑中按次序堆放玉器三、四百件, 有三列20多件大型石璧, 还有圭、璋、琼、玻等礼器。在21平方尺的范围内, 这样多器物要叠数层才能放下。调查发掘者记录的出土情况, 与1986年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埋藏器物方法极为相似, 如成排成堆, 分层摆放等。坑内已没有埋藏尸体的余地。器物组合以札器神器为主, 礼仪色彩突出, 其性质不是墓葬, 也并非是窖藏, 它也应为祭祀活动之后埋藏所用器物的土坑。1964年在与原土坑相距五、六十米处, 又发现一个玉石器坑, 出土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数十件。1988年, 在三星堆古城东北部, 再次发现玉石器坑, 出土成套的石璧( 已收集六件) 、石环( 已收集八件) , 以及石斧、玉凿、铜牌饰等, 发现者称器物放置在一长方浅坑中。此外, 三星堆及附近的狮子闹、高骄乡等处, 还多次发现成组玉石礼器。近年在盐亭麻秧等地, 也发现了与三星堆相类似的玉石器坑, 麻秧玉石器坑长3.2 米. 残宽1.2一1.6 米, 现存深1. 3 米, 亦为规整的长方形竖坑, 有一组10 件石璧由大到小整齐地排在坑底忿。这些土坑的性质, 均为祭祀活动痊埋神器的场所, 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早期巴蜀的一种很能说明社会问题的重要文化现象。
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并与科学发掘的文化层相联系, 初步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六十年的发掘,三星堆地区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据初步统计,有青铜器四、五百件,玉石礼器一千多件,金器近百件, 石器数千件,及大量的陶器( 标本数万, 可复原者上千件), 和骨器、海贝、象牙等, 取得举世瞩目的考古成果。如代表王权的金杖, 青铜器中高达2.6米的大铜人,八十多件人像、头像、面具, 高大神奇的铜树,十数件尊谁等札器; 玉石器中的成组石璧, 直径最大达70多厘米, 雕刻精美的玉璋、玉缓、玉琼, 特色显明的陶器群等, 被称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之一。除了器物本身的价值以外, 由于这十年的科学发掘, 大批文物均有明确的地层关系, 以各层出土的陶器为主线, 结合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年代测定, 已经形成了考古学自己的年代序列。三星堆遗址充分表现了以小平底罐(辞) 、长柄豆、瘦袋足主、鸟头长柄勺、尖底杯盏为特色的巴蜀文化的陶器组合。结合地层和遗迹, 目前已将这一古文化分为四个考古文化“ 期” 。“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器物特征以泥质灰陶为主, 器形多平底器、宽沿器、喇叭口器、缕空圈足豆、花边口炊器等, 细绳纹、堆纹多, 它与后几期文化内涵差别较大, 又有明显的延续关系, 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年左右。“二期”开始形成一组典型器物, 如高柄豆、小平底罐、盘、瓶、器盖, 以及个别鸟头形柄勺、瘦袋足盔, 粗绳纹盛行, 纹饰丰富, 年代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 测定的几个数据均在距今4070 -3600 年左右。“三期”,大量出现典型的器物群, 如瓶、小平底罐、高柄豆, 鸟头柄多而精, 新出现的宽沿三袋足炊器, 以及个别尖底器, 出现了云雷纹、乳钉纹、米粒纹等, 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晚期, 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 -3200 年左右。“四期”三星堆典型器物开始蜕变,薄胎陶器增加,尖底器盛行,素面增多, 纹饰简化。大约处在商代末期到周初, 测定年代约在距今3100 一2875年。这样, 通过十年发掘研究, 我们已经认识了从距今约4800 年前到3000 年左右的两千年间, 在三星堆地区存在有一个连续不断地发展的古文化, 它们本身又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以考古方法建立了一个四川早期文化的发展序列。
这一系列重要考古收获, 为四川以巴蜀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关于巴蜀历史年代, 由于没有发现巴蜀自己的文献记载, 它们又长期与中原处于相对隔绝状态, 史籍传说记载众说纷纭。一个倾向认为年代很早, 如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乃与秦塞通人烟”。反映古人对蜀史的迷惘。虽然这几句中有诗人夸张的成分, 但最早记载蜀史的扬雄《蜀王本记》也说:“蜀王之先, 名蚕丛”一从开明上至蚕丛, 积三万四千岁”。另一倾向是将它纳人中原王朝体系, 所列时代很晚, 如常球( 华阳国志》云:“周失纲纪(公元前770 年前后), 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 其目纵, 始称王”。还有些推算, 也仅仅称蚕丛, 柏灌、鱼尧“此三代各数百年”。至于“肇于人皇”、“为黄帝后”的时代和依据就更不可靠了。三星堆及相关遗址墓群的考古发现, 为四川早期历史建立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年代体系。三星堆四期文化,大体表现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一期文化”,表现的是四川原始社会后期社会情况, 属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距今约480年左右到4000 年以前。这一阶段四川的历史概况是:大约距今480年前后, 在成都平原北部的黄土台地区域, 形成了一支具有自己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 其中三星堆与西泉坎一带有数个氏族部落定居下来, 生产建设, 繁衍发展, 借助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在千余年间进一步壮大, 社会也得到改造, 为进人文明的门槛打下了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 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三星堆古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一套自己独特典型的器物群, 即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三星堆遗址群范围扩大,房屋密集,居民猛增,周围修建了城墙, 社会分化和分工进一步发展, 中心遗址形成。到三期后段, 以祭祀坑出土文物为代表的大量文物出现, 达到三星堆文化的顶峰, 形成“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成为我国又一古代文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