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接着介绍《孟子》的思想内容。
在《富贵子弟多赖》章及《舜发于酞亩之中》都谈到好的社会环境对人的积极影响作用，尤其艰苦的环境，坎坷不平的遭遇，更能培养人的坚强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但仅有环境影响而没有个人的主观努力还是不行的。所以，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能够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学习。他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两个本来是同样聪敏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但因一人能专心致志的学习，得到好结果;另一人则不专心，而所得到的结果是“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这说明孟子是把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统一起来观察事物的。他在《夫子当路于齐》章中引民谚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欲王天下，就必须具备仁德、时机及形势，他从理论及实际上详尽地分析了管仲、晏子有时、势而无仁德，文王有仁德而无时、势，而齐王则既有仁德又有时、势的条件，若以仁德乘时凭势就可以王天下了。
他不仅认识到了王天下所必备的三个条件，还认识到了这三个条件是统一不可分的。根据“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的时机，孟子看到了“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虐政和社会现实中的人民疾苦，在这种黑暗的现实中，一个“万乘之国，如能施行仁政，一定能使“民之悦之”，那时，得天下自然就“犹反手也”，正基于这一认识，他到各国游说推行仁政，劝说诸侯统一天下。
孟子劝说各国君主施行仁政固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王夭下，但在当时战争频仍、虐政满天下的情况下，各国最高统治者希望富国强兵。强者，发动战争，侵略弱小国家，掠夺物质财富，并对本国广大人民也要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弱者，一面征集人民群众进行抵抗，一面也加强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加上各国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的生活，针对这样的现实，孟子提出了贤能政治的主张。这个主张的提出，有意无意地限制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在《所谓故国者》章中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
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他认为国君选拔人才，最好是尊亲之人，如不得已，亦可以摧用卑疏之人，但在选用时，必须谨慎的以国人的意见为意见，然后进行调查研究，果真是忠贤之人，即可用之。决定人员用与不用，可杀与不可杀，也要参与国人的意见。这充分说明了孟子的用人标准不在贵残亲疏和贤与不贤.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口号，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得乎丘民，斯得天下矣。”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在这民本思想的前提下，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统一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从“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出发，大胆地阐明了君臣之间相对统一的关系。他认为:“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所谓“君道”就是国君要礼贤下士，虚心请教于臣，专心治理国事;所谓“臣道”雄是“谏行言听，膏泽于民”。
他这种认识仍是仅从义出发的，如在《孟子谓蚔蛙》、《前日于齐》、《孟子将朝王》、《鲁平公将之》、《邹与鲁共》和《不见诸侯何义》等章中，都谈到了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意志统一、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做一个大臣，如不能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可以辞职不干，如果不是仁君召见，也可以不去，如果不是人臣，就可以不理睬他。他认为这样做，才符合仁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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