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一提到园林，往往都会联想到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与湖山奇石，但事实上，中国园林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久远许多，故事还要从古人对神明的崇拜说起。
敬天祭神的园林雏形
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同样也经历了千年的神权时代，只不过中国的神权历史要更加久远，兴起于远古，到了商朝后期就出现衰败的迹象了，商王武乙囊血射天（见注释1）更是成为王权凌驾于神权的转折点。虽然神权逐渐没落，但在人们千年信仰的积淀下，创造了很多积于神权的建筑文化，比如台。
古代的台要比我们想象的宏伟，是古人模仿山岳累土建造而成，其目的也和游山玩水无关，而是为了满足百姓对神权的崇拜，以及和神灵沟通的需要。汉朝刘向所著的《新序·刺奢》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纣王建有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仞，临望云雨
根据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商朝时期的台是多么的宏伟壮观。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天子受命于天，代天牧民说法，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充满了神权色彩。此时的台是天子借以与天沟通的“桥梁”，因此也被赋予了特殊的称呼，古语“灵台”一词最初便是专指供天子敬天所用的台。随着神权逐渐没落，灵台一词便后世寻仙问道的人用来专指人的额头。周朝以后，台逐渐从敬天拜神、祭祀神明向世俗化转变，成为园林建筑的配角。
如果说台是古人最初对山的想象，那么古人掘土引水形成的沼，便是对水寄托，同时台与沼相结合，形成了最早的人工山体与水体的结合。除了山水，园林中的生气也是不可或缺的，《诗·毛传》中记载：
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囿，言灵道行於囿也。
这里的囿是古代贵族豢养动物的地方，在这里除了可以游猎，还可以欣赏珍奇异兽的生活。最早的囿，与人们对自然界动物的原始崇拜有关，可以看做是远古图腾文化的遗留影响。同样，伴随神权没落，囿也和台、沼一样开始世俗化，从祭司的场所变为君王游乐打猎的地方。先秦时代的台、沼、囿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园林体系的雏形，为后世的园林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
法相天地的皇家园林
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帝王的气魄与国家的强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特点在建筑上也有所体现，比如为皇帝专门修建的皇家园林，便以气吞寰宇的宏大气势为特点。
我们熟悉的初中课文《阿房宫赋》中写道：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诗人杜牧用华美的辞藻描绘出了阿房宫的壮丽，而事实上，阿房宫之所以显得如此宏伟，在于其并非是一座孤立的宫殿，而是上林苑中的一座宫室，诸多建筑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副人间壮丽的图画。其中阿房宫，与渭水、咸阳宫相连，分别模仿天象中的银河与紫微星，这也是后世帝王宫殿多以人间紫微星宿自居的由来。汉袭秦制，除了制度以外，汉朝皇帝也承袭了秦朝上林苑的奢华，《汉书》中对上林苑有这样的描写：
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
前文说过，在西周时期天子和诸侯在园林建设方面是有严格规定的，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但根据这段描述，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要远远高于这个规模限制。不光规模宏伟，上林苑中还豢养数量众多的珍禽异兽，来供天子及其臣子狩猎取乐。有了亭台楼阁，和珍禽异兽，作为一个完整的园林，自然还有有“水”，果不其然，上林苑中还有昆明池，并且有着取法天象含义，张衡在《西京赋》中曾这样描述昆明池的寓意：
昆明灵沼，黑水玄沚，牵牛立其右，织女居其左。今有石父、石婆神祠在废池，疑即此也。
秦皇汉武，是中国此后历代帝王都想要达到的一个巅峰存在，这段时期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此后千年的中国历史。此时这种法相天地的皇家园林，也正是这一思想特点的体现。
乐山乐水的文人园林
恢弘的皇家园林，初衷是法天象地，道法自然，但随着帝王贵族的穷奢极欲，逐渐变得与“道”相背离。失去了天人合一之感，再高大的亭台宫殿，再广阔的池沼，再多的珍禽异兽也变得虚有其表了。于是到了魏晋时期，伴随隐士文化的兴起，园林风格也为之一变。
道家讲究出世，儒家讲究出世，但在很多入仕为官文人心中，却既有一颗出世的心，又有经世济国的志向，二者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的共存于一人之身。既然不能归隐山林，这些文人便试图在俗世中营造出一种山林园林之乐，借以缅怀自己那颗出世问道的自然之心。文人园林就此诞生，并发展成为后世园林的主流。
文人园林与之前的皇家园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园宅合一，比如上文提到的上林苑，便是专门供皇帝和贵族高官游玩狩猎的地方，这些人都分别有自己的宫殿宅邸，这时候的园林与居住的宅邸是分开的。而魏晋时期，由于文人没有帝王那样无限的财力，更受到礼制的约束，因此只能在自己的私宅中修建有山有水微型园林，这也恰好将宅与园完美的结合起来，为后世园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历代文人，都扮演着引领时代风潮的角色，如陶潜，如苏轼，都是当是世的偶像级人物，在这些人的引领下，不论商贾还是贩夫走卒都以相仿这些人为荣，在园林建造方面也是如此。如西晋著名的富豪石崇便很热衷于文人园林，并在此道颇有建树。在其自己所写的《思归引》中说道：
余少有大志……五十以事去官，晚年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
我们很难想像，印象中似乎只会攀比奢侈的石崇，竟也有魏晋名士的气质。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前文说道了一种出世与入世，虽然看似矛盾，却又和谐共处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特点。
园林起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模仿，后又脱离于神权，成为人间帝王彰显权力的独享，再然后更是隐与宅邸，成为中国文人道法自然的风骨。
注释1：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中国古典园林史》周维权
【历史长河，溯流而上，怎么能没有船夫？】
船夫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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