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使创作趋近于完美。仅有艺术性，使人产生对美的向往，对实践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仅有思想性，又类似于苍白的说教，难引起别人的共鸣。
一、李白与杜甫
李白被称为“诗仙”，这个“仙”字的评价太贴切了，“仙”到吐纳天地之精华；而“诗圣”杜甫的“圣”显然比“仙”更接地气。两位代表着古代烂灿文化最高成就的人，各有所倾向，李白的开悟较早，早在追求功名失败后就不再把身外之物看得很重，他注重的是自身精神最高层次的追求，不惜运用一切方法来激发自己的灵感，才有了“斗酒诗百篇”的说法，越是在酒后迷蒙的状态，思想越是狂放不羁，作品才能充满极为开阔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与需要冷静思考、逻辑分析的正式行文有着本质的不同。李白因此而成名，也因此而缺乏对世人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这些任务或许与他无关，是我们太过于强求他，他只能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定格在神的位置上，却对世人不存怜悯之心！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有自己的认知，也想去改变，但有心无力，他的作品现实中带有希望，希望中带有悲凉。相对于李白的艺术境界，杜甫似乎稍逊一些，但他却用悲天悯人的思想弥补了这一不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独创一片天地。
二、苏轼与王安石
苏轼承接了李白的豪迈，一首《赤壁赋》震烁古今，如果从文如其人的角度来说，定是个胸襟宽广、神游太仓的高绝选手。神宗时期，一场关乎宋朝命运的改革，在王安石的主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而苏轼恰恰站在了保守派的一面。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投到牢狱中后，与苏辙的兄弟之约，仅为代表着诀别的最后一餐鱼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甚至写下了格调很低的绝命诗，这与面对同样际遇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谭嗣同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或许这也显示了人自身矛盾性的统一，有时胆子特别大，有时又特别小，太过于患得患失的缘故。苏轼的一生几经沉浮，接触过社会的最底层，从他的综合素质来看，似乎应在这方面有所建树，遗憾的是穷其一生，终于对社会发展、革故鼎新没有什么深入的探索，仅以颇具艺术性的文章冠绝于世，与李白极为相似。王安石则不同，他的文章多议事、少感悟，以“十论”切中时弊，被神宗引为肱股之臣，以至于才有了改写历史的“新政”。然而，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神宗的“新政”不但没有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反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三、鲁迅与胡适
谈起新文化运动，就一定要谈鲁迅与胡适。从所起的作用来讲，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被冠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称号，而其中的思想家是最为接近鲁迅的真实水平的，文学家次之，革命家再次之。鲁迅实际上是旧文学的代表，他经历的是文化的转变，从文法和写作水平上比胡适要略低，从革命家的角度上讲，又比不了李大钊不妥协的义无反顾。然而，鲁迅的价值就在于他的思想，他有对中国现实最切肤的感受，用厚重而有力的艺术笔法震撼人的心灵。同样一个社会问题，在胡适的笔下或许客观得多，但缺乏感染力；鲁迅的笔有更强烈的主观思想，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也更有力量，这就是鲁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二人其实还有个细小的差别，就是鲁迅注重于发现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敢于真实地展示出来供人警醒；胡适作为新文化的领军人物，更侧重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谈到鲁迅，或许还有个人需要提一下，那就是在文坛颇有建树的郭沫若，晚年他推翻了自己一贯坚持的超越政党的学术自由理念，甚至要烧毁一切以前的文稿，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界的一个悲哀。从气量和思考深度来讲，他又怎能和鲁迅、胡适是一个档次的呢？回到主题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远比改朝换代还要重要得多，鲁迅恰好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上，因此，鲁迅以他在这一特殊时期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使他能够在主修思想性的同时，又兼具了艺术性，成为达到完美状态的一个代表。
男有鲁迅，那女性文学的代表呢？还是从思想和艺术结合的角度来说，首推李清照。李清照出身于官宦之家，而他的老公也是一名官员，这样的境遇让她耳濡目染地了解了政治。如果说之前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还有典型的怨女小家子气，那么之后她写给其夫赵明诚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则完全脱离了一个过好小日子的妻子的气量，单凭这一句话，就足以让她凌驾于把爱恨作为主导的众多女性之上。李清照作品的艺术性本就难以超越，又兼具了一定的思想性，因此，把她列为女性第一人绝不为过。其实萧红也不错，多舛的命运让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她已明白在黑暗的大环境下个人的光芒是多么微小和脆弱，她比命运更顺一些的张爱铃更懂得唤醒世人的重要，而不是仅保持自我思想的独立。或许，这也正应了那句话：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不会真正懂得幸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