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即将出版，尼采思想的力量一直都受到朋友和老师的承认，他从没有怀疑过这本书会被阅读、理解和赞赏。但尼采从未想到过，公众对此却是无情冷淡的。尼采为了对公众产生深刻影响，想出了作演讲。演讲作为更为鲜活的武器，是他梦寐以求的。12月，尼采在巴塞尔宣布，在1872年1月，他将作一个名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系列讲座。12月中旬，尼采陪瓦格纳去了曼海姆，那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瓦格纳音乐会。之后，尼采回到了巴塞尔的住所，对所有不能够转换为音乐的一切都感到厌恶，对现实感到恐怖，在这种情感的压力下，曾经盘踞在他心头的那些问题获得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去教育人意味着要按照一种品质去塑造他们的精神，即天才之作应当得到保证，至少应当得到所有人的敬重。
跟往年一样，瓦格纳邀请尼采去特里伯森过圣诞节，但是他却谢绝了，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准备演讲上，他把其创作的《圣希尔维斯特节之夜狂想曲》恭恭敬敬地奉献给了瓦格纳，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评价。1871年的最后一天，尼采的作品《起源于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出版了。尼采把第一册书赠给了瓦格纳，并立即从他那儿收到了一封道贺信：“我还从未读到过一本比你写得更为出色的书，这真是棒极了，我急切地给你写信，因为我被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1872年1月10日，瓦格纳又写信说：“你刚刚出版了一本无与伦比的书，它迥异的地方便在于深刻的个性，它是带着完全的自信表现自身的。”1月16日，尼采作了第一次演讲，他的欢乐和安全感达到了极致，他知道这本书受到了来自瓦格纳、欧文、格斯道夫和欧维贝克的称赞，因此丝毫都没有耽搁，便开始了构想他的第二步工作，希望可以发表自己的演讲稿，使之成为一本由《悲剧的诞生》转化而来的通俗读物。
当时德国正准备在一块被士兵征服的土地上兴建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这激怒了尼采，他质问：“我们的士兵已经征服了法国士兵，但我们的文化已经使法国文化丢脸了吗？谁能这样说？”几天过去了，除了几个理解这本书的朋友之外，再也没有人阅读和购买这本书，更没有一份评论和报纸注意到这本书。连里奇尔也没有发表意见，尼采写信希望得到他的评价，而他的回信则是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欧文给《文学中心》投了一篇评论，却没有被录用。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除了恶意和蠢话，不要再指望什么。但是，正像以前我给你说的，我想在这种乱世中建立起我的思想，并让它流芳百世，我有这样的自信，因为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了一些从前被人忽略掉的永恒真理，即使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它们也会发出光芒。”
尼采显然没有对失败做好心理准备，因此他感到不安而又震惊。他患上了咽喉炎，这使得他的演讲被迫中断了。尼采一直都任由那些高尚、微妙，甚至连他自己也都觉得费解的思想在引导自己。尼采重又回到了他的贵族政治理想，他希望建立两种学校，一种是面向大众人的职业学校；另一种是精英学校，这种学校面向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优秀人才，他们的课程会一直延续到30岁。不过，要想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则需要足够的力量，还需要能够和他产生共鸣的听众。而这本书的失败则影响了他实践的进程。尼采在这段时间的笔记受到了其状态的影响，因此它们呈现出一种零散混乱的状态：目前国家控制着科学，因此掌权的贵族就必须要保持清醒并且控制其内心的完全自由。其后，人们将不得不筑起新文化的讲台，接下来便是摧毁学院和大学，建立起审判精神的最高法院。未来的文化针对社会问题的理想。美和崇高之必要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必要防卫。
尼采最终还是勇敢地放弃了自己的希望，他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因此他沉默了。在普鲁士，抒情不可能得到欢迎，而德意志帝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美和崇高之必要世界”。4月30日，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落成了，对此尼采写信给欧文说：“在这里，我听到群众的心花怒放，他们的口里满是爱国主义的论调。”这时，尼采产生了离开巴塞尔，到意大利去待上两三年的想法：“我那本书的第一篇书评终于出炉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精彩。但是我要把它发表在哪儿？是一份意大利刊物《欧洲评论》！这件事情既令人高兴又富于象征意义。”还有一件事让尼采感到忧郁：瓦格纳将离开特里伯森，准备举家迁到拜洛特。瓦格纳夫人给尼采写来一封信，告诉了他离别的消息：“我们将前往拜洛特！别了，亲爱的特里伯森————《悲剧的诞生》的构思地———以及那些令人难忘永不再来的事情！”尼采赶到了瓦格纳家，此时在他眼前的是满目的荒凉：剩下的不多几件家具被布盖着，散落在各个房间，仿佛是几个世纪前的老古董。所有精致的小玩意儿、小摆设都不见了。窗户没有了帘子，阳光强烈而又粗野地直射了进来。瓦格纳和妻子正在做最后的装包工作，将剩下的几本书扔进最后的篮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