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以效率为标准实际上就是以量的叠加为标准，而时间价值的商品化，根本上也是一种对量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价值"在近代的新变化还意味着，量而非质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对质的关注也就是对事物本身的关注让位于对时间的理性算计。
相应的，人对事物的专注体验被匆忙地对效率的追求所取代，随之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笔者以为，这才是现代时间观与古代时间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对时间的理性计算在《时间经济法》里有多处体现。比如，谈中国人的时间浪费，作者会用精确的数目字来说明："以上海一地计之，每日各大戏院茶馆酒楼所聚居之人，姑以最少数为二十万人计，每人至少消耗四小时。二十万人共计八十万小时。以每日工作八小时计，八十万小时适为十万日"；又如，为了省时，作者提出"联合居家"的新概念。
"联合居家"，也就是将许多家庭集合起来，实行合作互助，过集体生活，将原来属于个人或家庭的一些家庭事务，如做饭、打扫卫生、送信购物、照顾儿童等，都变成公共事务，交由专人负责完成。据作者估算，如果每个联合居家集体有400个家庭加入，仅此四项"一日间所省之时为五千五百小时，以之分配于四百家每家约的十四小时，即一日等于二日又半（以每日工作八小时计）"。
欧美人时间多消耗于工厂学校，中国人时间多付诸茶馆戏院酒楼。据某商人言，京沪各处贸易发达，引人至多者，以茶馆戏院为第一。以上海一地计之，每日各大戏院茶馆酒楼所聚居之人，姑以最少数为二十万人计，每人至少消耗四小时。
二十万人共计八十万小时。以每日工作八小时计，八十万小时适为十万日。此即上海社会每日耗去之时间而毫无生产者，一日之间为十万日，一月之间为三十万日，一念之间，为十万万又八千万日。
茶馆
夫以一社会而消耗十万万又八千万日，毫无生产，此复成何社会？若何全国各地计，则所耗之时日将至惊人而不可以数计，此复成何国家？
《时间经济法》中对时间生产价值的精确计算，也一度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逻辑。正如黄金麟所言："为了国族的生存，中国在此阶段积极吸纳西方的时间计算方式，甚至以此作为效率化身体发展的基础，但也在这个吸纳的过程中，身体成为计算的对象变成一个普遍的形式。"
蒋介石在1930年代提议通过10小时工作方案，其主要考量正是延长工作时间就能增加社会工作量。"我们要中华民国在训政五年内同胞能做到每天十小时的工作（比外国每天多两小时）以我们中国人口之多，每人每天两小时，除老减少，全国同胞精壮有为者姑以二万万计，即每天得四万万小时，代以年，实得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六年而强，即于每天中得增加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六年的工作，好不令人咋舌！"
西方现代哲学认为，理性其实就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被合理化的工具性诉求所支配。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特性之一，即是人们在合理化原则的驱动下进行社会活动。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经济合理化观念在社会领域内的普及。
因此，《时间经济法》对时间的抽象化、数字化、理性化处理，在古代是不可能有的，它是一种彻底的现代观念。在汉语文化传统里，时间很少作为一种独立客体出现，这是东西方文化在起源之初即显现出来的一大差别。
中国古人并不热衷于从本体论上去讨论"时间"，康熙字典对"时"的定义是："时，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至也"，这其实是一种从自然生命的消长中感受时间存在的方式。
只有在近代，人们对"时间价值"有了新的理解之后，"惜时"才从泛泛的谈论转变为严肃的意义论证，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正是笔者所要再次强调的。
近代国民性改造话语的直接影响和对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中国近代时间价值观发生嬗变的两个根本原因。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加以批评和反省，一方面则围绕"时间经济"重新塑造了一套工业时代的新时间观念。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几乎没有效率概念，时间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个体在事件经历中的体验和感悟，对于时间，人们保持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晚清维新团体延年会对传统时间观进行了第一步的改造，它引入了"效率"概念并且以之为新时间观的核心。
"效率"是界分古代与现代时间观的最重要标准，因为它讲究的是单位时间的产量，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但是，延年会对"惜时"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民族危机意识下的自省，只有在民国时代，社会精英基于现代工业文明立场所建构的"时间经济"话语中，才获得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内涵。
后者清醒地认识到了工业时代时间的空前重要性，并从个人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和发展经济的视角，分别论证了节约时间的必要和社会意义。
因此，在近代，"时间经济"成为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受重视的观念，而且它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完整话语表述。在这一套话语里，"时间经济"的意义、动机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通过对近代"时间经济"社会话语的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近代"时间价值"认知的内在变化：古人主要是在个体生命意义向度上感悟时间的价值，对时间保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而在近代，"效率"成为衡定一切的核心价值，个人时间被纳入了群体的历史演化之中。
就人与时间的关系而言，人们将时间从个人成长的具体情境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量化价值，并试图通过对它的强力操控来迎合、满足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需要。
时间观念的近代嬗变——来自知识精英的认知但黑暗也不断推移；有人说它随着动力改，但静止也像在运行；有人说时间原住在声音里，但沉默象在拖延。我忽然望见了时间，那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道圈，那是一个浑圆整体密密地充塞着天宇这一点是太初也是末日，更无从分辨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别怨生命的短促，这短促是永恒的一片——罗念生《时间》（1935年）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时间的社会建制、物质基础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时间价值的新理解，呈现的是时间为历法所编制赋值、为钟表所切割划分、为社会生活所实践的复杂情形，简而言之，就是对近代中国时间社会化面貌的文化史呈现和书写。
与之前不同，本章将以一种直达本质的方式，回到"时间"本身，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对"时间"展开深度探寻。回到时间本身，这并不是说笔者打算最终给出一个时间是什么的准确答案，而是试图通过对近代时哲学时间观和历史时间观变化的考察，揭示出知识精英对哲学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认识，在近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如果说，《时间经济法》反映的是人们对时间之社会价值的理解，属于一般思想史内容，那么哲学时间观和历史时间观则是对时间之存在特性和历史特性的更为本质的追问，当属于真正的精英思想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