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晚20：00-22：00，国际金融论坛（IFF）召开了第6次云端研讨会：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会议邀请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原主任胡伟星，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原主任宋敏，花旗集团中国首席科学家刘利刚，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谢祖墀，针对新冠疫情后的全球化发展变化，围绕经贸、投资、产业链等角度深入探讨，并就中美、中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表看法。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编刘星主持会议，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总结点评嘉宾发言。
与会发言嘉宾
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从全球化“三元悖论”切入，指出由于区域和全球治理能力有限带来的国家和国际不公加剧，导致逆全球化抬头和去全球化加剧。逆全球化与新冠疫情叠加导致去中国化，疫情已从公共卫生危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政治斗争。去全球化、去中国化可能引发的最坏的场景可能是科技脱钩、规则脱钩和产业脱钩，但张燕生相信中国仍然会更加开放。他指出对外开放就是引入外来竞争机制和竞争规则，对外开放本质是促使国内体制机制发生变革，对外开放的动力是危机、挑战和对抗。因此中国会做出一些适应性调整，但仍然会坚持开放，因为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开放才有生命力。张燕生提出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开放和中国特色的关系、开放和自主可控之间的关系、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三方面的脱钩和挂钩考验着中国应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的能力。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应该保持平常心，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自己的逻辑，做好自己的事。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原主任胡伟星指出全球化不光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国际政治现象。这次新冠疫情可能比的金融海啸、比911带来的影响更深远。他提出了新冠疫情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几点影响。一是对大国关系的影响，特别是中美关系，而且中美关系也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关系。二是对战后国际多边体系有较大冲击。三是去全球化并非百害无一利，它带来了以美国中心的国际秩序的衰落，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在崛起。四是全球的治理体系被大大削弱，今后需加强区域治理体系来弥补全球治理体系的削弱。
IFF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原主任宋敏通过介绍中国和G6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的经贸关系和进出口情况，分析了贸易战和疫情对中国经贸和产业链的影响。中国在G6国家里面主要的进出口伙伴是美国和德国；主要进出口的是资本品和消费品；中国进口以中高技术为主，实际出口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中国对G6国家出口的知识产权密集水平较高，但商标密集度低于世界总体水平。通过划分产业发现，进口以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化工产品为主，出口也以机电产品为主。这次疫情中机电行业由于需求下滑受到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在机电和交通设备产业链中位置较低端，出口多为零部件，进口多为核心技术产品，国际变动会造成中国产业关键零部件的短缺。出口的第二大产业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为主，中小企业偏多，受疫情影响大。第四受影响较大的是全球医疗设备产业链，虽然受疫情影响，短期内国内产业提高产能生产医护产品，但是从长期看，西方国家会从安全角度考虑贸易问题，因此医疗设备产业可能更容易面临去中国化、逆全球化挑战。宋敏建议重点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扩大内需对冲外需下降、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建立中长期规划应对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
花旗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从短期和长期分析了疫情后的中美经贸关系。短期来看，由于大选年和疫情的叠加，美国需要对中国施压来转嫁国内压力，不利于中美贸易。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有助于改善中美政治关系，但受疫情影响，目前中国在执行协议采购承诺中相对滞后。另外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造成的外溢效应会加大美国与海外贸易逆差，包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剧中美经贸矛盾。刘利刚指出，在全球经济刺激的大环境下，中国在财政政策刺激方面可做的很多，中国经济刺激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缓解中美关系、加大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执行中美贸易协议。中长期来看，中国需要保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到2025年中美GDP总量相当，去中国化将会很难，目前令人担忧的中美关系会有改善。今年还应该加大开放；同时重新加速人民币国际化，防止国内市场泡沫化，减少受疫情影响的出口损失。
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分析了疫情后欧盟与中欧的关系。虽然欧洲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一些国家逐渐复工复产。但疫情给整个欧洲经济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目前由于欧央行采取了大胆及时的行动，增加了灵活度，所以没有看到严重的银行业和债务危机。疫情爆发后由于欧洲国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使得民众对于欧元、欧元区、欧盟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他提出欧洲面临的四种可能性。一是新冠疫情平息以后，各国的领导人加强协调，维持欧元区稳定，加深一体化；二是短期债务一体化下，欧央行通过各种政策维持整个欧元区完整，但会面临政治阻力；三是欧元区再现脱欧，但由于脱欧损失较大，各国不会轻易尝试；四是欧元区国家达成共识，使用各自的货币。前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疫情给中欧关系带来机会与噪音。挑战之一是各国出现推脱责任的倾向；二是欧洲担心中美贸易协议挤压中欧贸易空间，这要通过中欧之间深化贸易投资关系来解决；三是欧洲担心中国趁虚而入收购欧洲核心资产；四是医疗设备产业链的转移和去中国化。他指出重点在于危机爆发时找到可靠供应源、平时增加医疗设备储备，这方面中欧有很多合作机遇。同时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多边体制的态度一致，存在合作机遇。
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谢祖墀指出，企业关注的是短期运营效率、销售业绩以及中美关系对商业的影响，而不是一味地去中国化。对于许多全球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仍然重要，而且产业链转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上中国的供应链有一定的黏性，产业链转移不会一夜之间发生。未来主流问题并不是去中国化，而是风险管理问题。企业关注的是利用分布式等新手段分散风险。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既有瓶颈也有发展空间，有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随着新型产业链出现，需要有创新来无缝连接全球的制造中心，这是中国可以抓住的机会。
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对嘉宾发言做了总结和点评。目前世界正经历第四次全球化，同时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这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倾向。以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治理机制受到挑战。未来可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衰落，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兴起，这是未来全球化的新方向。三种脱钩是否会发生取决于中国自身和大国关系。未来中国在全球所扮演的作用和地位会更多，去中国化也不可能，而且未来的全球化中，中国和世界连接会更加紧密，未来全球化会更加普惠。这次疫情之后代表着全球化4.0时代的正式到来，但疫情不应该带来闭关锁国，而是应该通过人类命运体共同的协作解决挑战。
文章来源：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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