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云霄县大埔村发现一块清初“奉旨边界”碑刻。这一方浅褐色花岗岩碑碣，属未经加工打造的毛坯料刻成，石面粗糙，镌勒草率，尺寸不大，表面未作任何雕饰。据了解，此碑系村民自村东南3里外的常山大水堀村老虎山垦荒获来，暂存于村西胡氏宗祠内。碑呈长方形，高0.86米，宽0.29米，厚0.15米，碑面直镌楷书2行，内容为“奉/旨边界”，字径0.13-0.20米不等。碑刻不管从字体、样式和内容，均为官方迁界时的急就章。云霄县博物馆随即征集此碑，竖列于开漳历史纪念馆碑廊。清顺治年间，政权更迭、战火频仍，南中国沿海郑成功打着南明永历政权旗号，在厦泉漳同清军进行旷日持久地相持与征战，并以金、厦两岛为跳板武装抗衡清廷。沿海各城邑易帜频繁，是谓“三日清，四日明”。为阻隔沿海民众的物资援助，切断郑军给养和兵员补充，清廷下令强驱濒海诸省居民迁入内地。兵部尚书苏纳海来闽勘迁，强推坚壁清野的迁界令，一时龙溪九龙江以东至诏安四都成为“弃土”。清军奉旨迁界，到处摧城焚居，烧杀掳掠，强逼逐沿海民众抛舍家业迁入内地。临界筑垣严示“越界者斩”，抗拒不迁或私自越界者格杀勿论，方圆三五十里外尽墟其地。仅闽南一带，数以百万计居民被迫流徙他乡，原来经济较发达的卫城、所城也遭到毁灭性破坏。地近台湾的福建执行坚壁清野的迁界令极为严酷。当时地属漳浦的云霄沿海以高塘村河口为界，以外东南划为界外；内陆以老虎山、荷步岭一线为界，临界点竖碑为示。《云霄厅志》载：“（顺治十八年）九月，迁沿海边地，以垣为界。云霄自河口以外东南一带俱属界外，居民迁移，失业逃亡者不可胜数。”在迁界政策施行中，界外之地房屋被拆，寺庙被烧，田园荒芜，一片凄凉。滨海地带本来为抵御倭患，作军事据点的土堡楼寨，俱在摧毁之列。康熙元年（1662年），随着郑成功病逝和南明桂王政权覆没，闽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暂时终止。康熙三年，闽浙总督李率泰移舟师到铜山，驰令各岛暨沿边百姓尽移入内地。5省沿边逢山开沟筑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20里设一大营盘，有兵将驻防其间。清廷残酷的迁界之祸，使界外居民被迫焚毁家园，携眷带口远徙他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同年五月，施琅进攻台湾未果，清廷与明郑战争暂告终止。康熙十一年（1672年），盘踞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趁云南吴三桂、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三藩之乱”反攻大陆，掠占闽粤沿海漳州、泉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7府之地，同清军展开历时8年的拉锯战。康熙十七年十月，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员赴厦门招抚郑经失败。十二月，郑经败退，姚启圣上疏请求重新封海。次年正月再度迁界，仍筑界墙守望。福建上自福宁，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凡近水险要添设炮台，设立边界，稽查防范。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郑经西征败绩，自厦门退回台湾，次年正月病卒。清军进入厦门后宣布复界，流落各地的东山居民开始回迁。在经历两度旷日持久的迁界后，闽南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社会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就和平统一问题先后与台湾郑氏集团进行10次和谈，最后一次以战逼和，武力统一台湾。而“奉旨边界”碑刻作为清初实行全面禁海、坚壁清野的迁界政策的衍生品，佐证了闽南云霄从青崎村经闽粤古驿十字路口，至常山老虎山鼎盖铺东西划界的史实，对于研究清初东南沿海社会历史和军事活动状况提供了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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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值班编辑：郭扬 朱乔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