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句话前边是一系列对立的概念队列:「盈」与「已」;「锐」与「长葆」;「金玉」与「守」,「富贵」与「骄」。一共四对。随后才是结论:提倡人「功遂身退」。
回溯到第二节的「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也就是我们总结的「不出头」、「不仗势」、「不居功」的「三不原则」。此处的「功遂身退」,就是其中的「不居功」原则的展开。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不出头」和「不仗势」这两个原则?当然不会。我们可能忘记,读者也许忽略,但是作者的思考没有中止。
第七节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应该属于「不出头」的展开式。当然内容略有变化,添加有新的元素,也可以有新的概括,即凡事「不张扬」,闷声大发财,也是别具一格的一解。
第八节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明显是「不仗势」的展开式。所谓「不争」,包括且主要是「不仗势」欺人。因为这里的主角是「上」,是专门针对「上位者」而言的。
第九节进入「不居功」,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顺理成章,有条不紊。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咎也。」,一次性推出四组对立的概念,它们与最终的结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之间,是什么关系?
因为先后顺序,通常人们会认为其间有因果关系,即结论来自于这四对概念,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结论。
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但前后联系上很难与因果挂钩,而且这四对概念之间,本身的相互关系乍看之下也是一团乱码,典型的混搭。
所以需要格外的细致和敏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
抛去所有的外部因素,人真正能够「持而盈之」的,是自己的内容;
抛去所有的外部因素,人真正需要「揣而锐之」的,是自己的精神;
撇开全部的内在需求,所谓「金玉盈室」,不过身外之物;
撇开全部的内在需求,所谓「富贵而骄」,不过本性迷失。
所以这四对矛盾体,共分两组,内在需求为一组,外部因素为另一组。
相对于内在需求而言,吸纳与锤炼都是无用功,知识与敏锐不一定真的值得追求,求人不如求己,自在自有本真。
相对于外部因素来说,财富与地位皆为浮云,「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其实是南柯一梦,物欲惑乱人心,红尘即是炼狱。
以上隐藏在文字后面的这些含义,或者真的不是一句「功遂身退」所可以囊括的,又或者「功遂身退」在字面之外,也同样有其深邃的内涵。
「天之道」正是「功遂身退」在字面之外更有深意的补充或者说提示。
孔子说:「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帛书《要》)。
自然出现了两个疑问。一个是孔子所说的「易」的「天道」,与《老子五千言》所说的「天之道」,二者是不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是,「功遂身退」与「阴阳」有什么关系?
「天道」作为一个称名,《老子五千言》同样秉承了《易经》的衣钵,甚至也可以说,之所以使用这个称名,就是立足于《易经》关于「天道」的定义。
「道」来自于《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是《老子五千言》立论的基础,也是我们为之「易注」的前提。同时更是决定两个「天道」属于同一个称名的客观依据,不容置疑。
「功遂身退」的表达,基于最基础的易学原理。《系辞》上篇第一章就指出:「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第五章补充解释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其一,「功」是《系辞》关于「简」的名词解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通过这个转折点,「易」的「大」才与「人」的「业」有机的联系到了一起。
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其「持而盈之」的对象,说的就是这种「功」、「业」的积累。
其二,所谓「久」,《老子五千言》的「揣而锐之,不可长葆之。」,着眼点是对「身」的呵护与锻炼。
而《系辞》所说的「可久则贤人之德」、「日新之谓盛德」,与「富贵而骄」的反面典型,充分体现了「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的基本观念。
其三,「功遂身退」,以「功遂」与「身退」为两端,表达了「易简」同位、「阴阳」合体和「易简」互易、「阴阳」转化的理论与现实。
因此,才配得上「天之道也」这样的的补充。
作为「天之道也」,《老子五千言》所说的「功遂身退」,与世俗所理解的「功成身退」有着微妙的区别。
作为「天之道也」的「功遂身退」是同一个主体的、两个不同的行为方式的组合。换句话说,显现在外的「功遂」与发之于内的「身退」,是同时并存、齐头并进的现在进行时。
世俗的「功成身退」与之恰恰相反,许多时候,是「急流勇退」的同义词,指的是功成名就之后的脱身离开。
所以,《老子五千言》的「功遂身退」属于「天之道」,世俗的「功成身退」属于人之行。
「天之道也」的提示,与「天下之理得」的结论,异曲同工,跨越时空,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