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句话前边是一系列对立的概念队列：「盈」与「已」；「锐」与「长葆」；「金玉」与「守」，「富贵」与「骄」。一共四对。随后才是结论：提倡人「功遂身退」。
回溯到第二节的「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也就是我们总结的「不出头」、「不仗势」、「不居功」的「三不原则」。此处的「功遂身退」，就是其中的「不居功」原则的展开。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不出头」和「不仗势」这两个原则？当然不会。我们可能忘记，读者也许忽略，但是作者的思考没有中止。
第七节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应该属于「不出头」的展开式。当然内容略有变化，添加有新的元素，也可以有新的概括，即凡事「不张扬」，闷声大发财，也是别具一格的一解。
第八节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明显是「不仗势」的展开式。所谓「不争」，包括且主要是「不仗势」欺人。因为这里的主角是「上」，是专门针对「上位者」而言的。
第九节进入「不居功」，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顺理成章，有条不紊。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咎也。」，一次性推出四组对立的概念，它们与最终的结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之间，是什么关系？
因为先后顺序，通常人们会认为其间有因果关系，即结论来自于这四对概念，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结论。
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但前后联系上很难与因果挂钩，而且这四对概念之间，本身的相互关系乍看之下也是一团乱码，典型的混搭。
所以需要格外的细致和敏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
抛去所有的外部因素，人真正能够「持而盈之」的，是自己的内容；
抛去所有的外部因素，人真正需要「揣而锐之」的，是自己的精神；
撇开全部的内在需求，所谓「金玉盈室」，不过身外之物；
撇开全部的内在需求，所谓「富贵而骄」，不过本性迷失。
所以这四对矛盾体，共分两组，内在需求为一组，外部因素为另一组。
相对于内在需求而言，吸纳与锤炼都是无用功，知识与敏锐不一定真的值得追求，求人不如求己，自在自有本真。
相对于外部因素来说，财富与地位皆为浮云，「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其实是南柯一梦，物欲惑乱人心，红尘即是炼狱。
以上隐藏在文字后面的这些含义，或者真的不是一句「功遂身退」所可以囊括的，又或者「功遂身退」在字面之外，也同样有其深邃的内涵。
「天之道」正是「功遂身退」在字面之外更有深意的补充或者说提示。
孔子说：「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帛书《要》）。
自然出现了两个疑问。一个是孔子所说的「易」的「天道」，与《老子五千言》所说的「天之道」，二者是不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是，「功遂身退」与「阴阳」有什么关系？
「天道」作为一个称名，《老子五千言》同样秉承了《易经》的衣钵，甚至也可以说，之所以使用这个称名，就是立足于《易经》关于「天道」的定义。
「道」来自于《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是《老子五千言》立论的基础，也是我们为之「易注」的前提。同时更是决定两个「天道」属于同一个称名的客观依据，不容置疑。
「功遂身退」的表达，基于最基础的易学原理。《系辞》上篇第一章就指出：「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第五章补充解释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其一，「功」是《系辞》关于「简」的名词解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通过这个转折点，「易」的「大」才与「人」的「业」有机的联系到了一起。
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其「持而盈之」的对象，说的就是这种「功」、「业」的积累。
其二，所谓「久」，《老子五千言》的「揣而锐之，不可长葆之。」，着眼点是对「身」的呵护与锻炼。
而《系辞》所说的「可久则贤人之德」、「日新之谓盛德」，与「富贵而骄」的反面典型，充分体现了「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的基本观念。
其三，「功遂身退」，以「功遂」与「身退」为两端，表达了「易简」同位、「阴阳」合体和「易简」互易、「阴阳」转化的理论与现实。
因此，才配得上「天之道也」这样的的补充。
作为「天之道也」，《老子五千言》所说的「功遂身退」，与世俗所理解的「功成身退」有着微妙的区别。
作为「天之道也」的「功遂身退」是同一个主体的、两个不同的行为方式的组合。换句话说，显现在外的「功遂」与发之于内的「身退」，是同时并存、齐头并进的现在进行时。
世俗的「功成身退」与之恰恰相反，许多时候，是「急流勇退」的同义词，指的是功成名就之后的脱身离开。
所以，《老子五千言》的「功遂身退」属于「天之道」，世俗的「功成身退」属于人之行。
「天之道也」的提示，与「天下之理得」的结论，异曲同工，跨越时空，遥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