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主义，也可称普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上的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简而言之，便是一种以文明程度为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一文明取向不用区分不同区域之间的特殊环境、文化背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只有文明程度的高低之分，而没有不同族群的横向对立，而就中国古代而言，这一文明取向便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礼乐价值。
中国古代的历史疆域，在客观、绝对意义上，大体与今日中国之疆域相似，可以说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但是在主观、相对意义上，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的认知图景和今日却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古人来说，华夏不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是文明世界的全部，在华夏以外只有不识礼乐的蛮夷，再没有其他文明。
中国古人是歧视蛮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与今日的种族主义截然不同，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歧视黑人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他们生下来就是奴隶，但是我们的古人并不是这样，中国古代歧视蛮夷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天的血统，而是因为他们不知礼乐、不懂教化，是因为他们无君无父、披发左衽，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华夏和蛮夷并不是一个横向的血缘问题，而是一个纵向的文明程度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便体现了这种取向，这里的【入】，不光是地缘上的入，更是文明上的入，如果蛮夷学习了礼乐，掌握了文明，他们也就是华夏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夷狄也可以变为华夏。
概括而言，天下主义是中古古代世界观的核心要素，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认知图景中，天下没有先天血缘的区别，没有不可冲破的族群分别，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有的只是文明程度的差别，位于天下中央，熟习礼乐的是华夏，而身处四夷，无君无父的是蛮夷，然而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华夏，有责任去教化四夷，让蛮夷成为华夏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推动整个天下的文明化。大一统事业，不光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同样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理想世界，而天下主义恰恰是中国古代世界观的根基所在，在天下主义的架构下，礼乐文明超越了血缘分别成为世界无可置疑的最高准则。
然而中国的天下主义在晚清却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当西方人带着工业文明、世界市场、民主制度轰开中国国门时，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的文明领袖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而中国社会的天下主义视野都慢慢瓦解了。
过去人们论及晚清的世界认知，总以天朝上国对其进行嘲讽，殊不知在过去的两千年来，天朝上国确实是事实，中国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天朝上国，更是文明意义上的天朝上国，周边的蛮夷不过是披发左衽、不知礼乐的怪物罢了，即使蛮夷能够入主中国，也必须通过学习华夏进而文明化才能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礼乐文明两千年以来都是华夏世界最高的文明。
然而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让中国人意识到，华夏不再是世界的全部了，我们只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华夏也不再是整个世界最高的文明了，我们成了西方视野下不知礼乐的蛮夷，这种世界观的冲击才是晚清社会最大的变革。
所以从晚清到民国，整个中国社会在世界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有人固步自封，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有人延续了天下主义视野，依然将文明视为最高准则，但是其文明标准已不再是儒家礼乐文明，而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他们主张中国积极西化，重新追求更高的文明形态，同样也有人彻底抛弃了天下主义的视野，转而进入了民族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开始认为这世界上的人本就是不同，文明不是划分人群的唯一标准，民族国家才是世界的基本格局，华夏不再是天下的全部，而仅仅是东亚的一个国家，他们同样追求国家崛起，但是在他们眼中，文明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国情，这世界上没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崛起。
概而言之，这两种人与其说是世界观上的不同，毋宁说是价值观上的不同，天下主义者眼中文明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原则，在文明原则之下众生本无分别，而国族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就是世界的最大分别，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原则，并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前者主张现代普世价值，后者强调中国特殊国情，二者一纵一横，在晚清传统天下秩序崩溃之后，在新秩序的构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至今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天下主义的核心是文明，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文明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所以除了普世价值外，建国到文革之间，共产主义成为第三种派别。他们同样认为文明是最高的价值，但是他们不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最高的价值，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超越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上的最高文明准则。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思想流派就是新儒家，新儒家的基本主张内胜开出新外王，但是他们在目标上存在分歧，有的人依据文化多元主义希望新儒家可以与西方文明对立，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架构，同样也有人主张新礼乐文明可以超过西方文明的种种矛盾，成为更高的价值，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天下主义的视野了。可以说天下主义架构下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更为复杂的新儒家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四种基本思想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共产主义已经式微，新儒家的发展尚属缓慢，自由派和保守派成为今日中国的主流。
后（私）论（货）：
我在知乎基本上只谈历史话题，很少涉及政治，但是既然提到天下主义，不得不阐述自己对于上述问题的认知和主张，首先要表态，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就是上述第一种主张的支持者，以上可以说还是属于基本的阐述，以下我将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解释我为什么如此主张。
其实就天下主义的本意而言，美国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为接近我们的传统社会（此处美国主要是二战之前的美国，是托马斯杰弗逊和林肯的美国，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我自己也不是很欣赏），因为那时候的美国人自信于他们的昭昭天命，他们相信自己是人类世界的灯塔，要将文明的准则传播四方，其实这和中国古代的礼乐主义很像，只不过他们的文明标准变成了西方现代价值，他们的天下拓展到了整个世界，然而其思维模式却和我们的先人如出一辙。
而近年来的中国，却反而失掉了天下主义的视野，国族主义成为人们世界观的主要构成，我们总是在强调我们的特殊性，我们拒绝接受西方的文明标准，我们用东西方对立的视角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差别，但是殊不知其实越是强调中国特色，反而距离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越远。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一种天下主义的宏大视野，他们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族群，他们坚信这个世界有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准则，而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去追寻这一文明原则，在人类文明的进步面前，国家、族群的差别是那么渺小，那么的不值一提。难道孔子会强调鲁国特色儒学？还是商鞅要为自己的秦国特色法家证明？要知道哪怕在儒家内部，齐学和鲁学的差异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自汉代以后，礼乐成为超过一切族群、国家的唯一文明准则，两千年来，我们的先人都用这种博大的天下主义情怀改变整个华夏，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今天的我们，退缩于东亚的一角，把自己看作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的一部分，反复强调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否认自由、平等、博爱所具有的更高的价值性，把现实层面的国家崛起视为最高的意义，而完全忽视了文明的价值，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是难以认同的，追求国家崛起自然没错，但是我依然坚信着文明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是同情共产主义者的，虽然我们所追求的截然截然不同，但是我们追求的都是一个文明价值，而不是现实层面的国家崛起。
我想，如果孔夫子死后可以和托马斯杰弗逊交流一下的话，我想他老人家一定会认同美国人的理论的，毕竟孔老夫子自己便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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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个硬广：
知乎原问题：什么是“天下主义”? - 何越曦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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