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 知己有恩
北京画院藏有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共二十通。这些信札鲜活地勾勒出1931年至1934年间徐悲鸿为齐白石出版画集,劝齐白石重任教职,替齐白石向于右任、欧阳竟无求字求诗,推荐齐白石参加中德展览会等历史事件的概貌,生动地体现了徐悲鸿与齐白石之间的知己之交。世易时移,当我们回首往事,这一通通信札中有温度的文字里依然传递出惺惺相惜的温暖与感动。
知己有恩——北京画院藏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研究
罗元欣
当齐白石和徐悲鸿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也许想不到,他们竟然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一位是传统中国画大师,一位是用西方绘画改造中国绘画的推动者,两人之间31岁的年龄差距,似乎也让他们之间不应该产生太多交集。然而,从北京画院所藏的一封封由徐悲鸿写给齐白石的信札中,我们看到了二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信虽不长,字里行间却是满满的关怀,字字动人。
齐白石 寻旧图
相识缘起
在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所画《寻旧图》,图中一位老人曳杖而行,背影看起来忧伤而孤单。这是齐白石的一幅自画像,画中描绘的老人便是他自己,他为何寻旧?他的故人又是谁?齐白石用大段的题款说明了画下这幅画的缘故,以及他和徐悲鸿之间深厚的关系。
“草庐三请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二人的相识,源于徐悲鸿1928年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徐悲鸿曾多次拜访齐白石,邀请其担任艺术学院教授。“草庐三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徐悲鸿身上,在由齐白石口述、门人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记载了林风眠也曾再三劝说齐白石任教的经过:“民国十六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期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
齐白石与徐悲鸿合影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却并没有提及徐悲鸿聘请齐白石做教授的事情。那么徐悲鸿到底有没有邀请齐白石担任教授呢?为什么1927年林风眠聘任齐白石之后,还要在1928年由徐悲鸿再次聘任呢?这是因为林风眠辞职后,齐白石也辞职了。所以徐悲鸿任院长之后,需要重新聘任齐白石。齐白石本身对于在学校任教非常谨慎,徐悲鸿充分理解齐白石的顾虑,多次登门拜访,还为齐白石画了油画像。由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的一封聘书也可以看出,1928年12月3日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正式聘任齐白石为教授。因此1928年徐悲鸿确实聘任了齐白石,在此之前他数次拜访齐白石做了很多工作,才终于使齐白石放下顾虑愿意接受聘书担任教授。
在齐白石担任教授期间,徐悲鸿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徐君考试诸生,其画题曰:白皮松。考试毕,商余以定甲乙,余所论取,徐君从之。”这场考试让学生们就画题“白皮松”来作画。最后论定名次的时候,徐悲鸿不但和齐白石商量,而且完全听取了齐白石的意见。这让齐白石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尊重和信任,记忆深刻,这件事成为二人友情的基石。
1929年1月因为种种原因,徐悲鸿的教学主张无法继续进行,大约于1月底辞职返回南京。面对知己的离去,齐白石倍感落寞,于是画下这幅《月下寻旧图》表达对徐悲鸿的思念,并写道:“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海上风清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徐君辞燕时,余问南归何处?答云:月缺在南京,月满在上海。”如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动。
按照题款中的说法“作画寄赠徐君悲鸿并题二绝句,犹有余兴,再作此幅”,这个主题齐白石可能画了两次,第一幅送给了徐悲鸿,后觉得仍有兴致,再画一幅自己留下,应就是此幅。
一幅《寻旧图》道出了徐悲鸿与齐白石之间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
1928年国立北平大学为齐白石颁发的聘书
知己有恩
1929年徐悲鸿离开北平回到南京之后,二人书信往来渐多,北京画院现藏有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二十件。笔者经过梳理、研究,对其中谈及的事情进行了归纳,并在北京画院的藏品中找到了相关收藏,更为直接地证明了齐白石和徐悲鸿之间的知己之交。
1
为齐白石出版画册、画集
1931年9月18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北京画院藏有1931年9月18日徐悲鸿写给齐白石的信,内容如下:
白石先生尊鉴:
读手教,令我又气又笑,此类下流斯文人,有谁准过他画画,真是活见着鬼。吾推重齐白石者,正因其无一笔古人而能自立。(此节尤重要)信口雌黄,多见其不知量也,何损于白石毫末,一笑置之可矣。
自印画不甚妥,因发行至为麻烦。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唯须有照片乃可。
先生已有千古,乘此精力尚健之时,写画数百幅藏于椟中,不必贱价售之俗人。悲鸿倘一日有微力时,必设一画院尽以陈列吾白石翁画,以愧三百年来仰人鼻息之小丈夫也(任伯年除外)。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九月十八日
闻师造化矣,不闻师古人也。试问古人何师,甚矣浅人之误人也。
9月18日的信和9月21日的信,在内容上有所关联,均提到画册筹备的事情:“自印画不甚妥,因发行至为麻烦。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唯须有照片乃可。”“画集接得,一切皆就绪,唯制版须催赶,方能早观厥成也。”两封信应为同一年所写。
在9月21日信尾提到“杨皙子患痢疾逝去已五日矣”,杨皙子即杨度,亦是齐白石挚友,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逝世于1931年9月17日,与信中时间相符,故可推断这两封信都写于1931年。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由中华书局发行,1931年9月正是画册筹备的初期阶段,信中说“自印画甚不妥,因发行至为麻烦”,从中看出有可能此时中华书局还未确定要发行《齐白石画册》,齐白石针对这一情况可能有些顾虑,便在给徐悲鸿的信中提到是不是可以自己印制画册。徐悲鸿在9月18日信中,非常果断地回复了自印画册会发行困难,最好不要自印画册。同时也宽慰齐白石,“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如果这里印不了,还可以再找其他地方印制,并且需要作品的照片,以便进一步推动画册出版工作,表达出他要帮助齐白石出版画册的决心。
1931年9月21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继9月18日信后,徐悲鸿可能就齐白石提出的问题和顾虑,再次代齐白石向中华书局询问了出书一事,得到了中华书局确切的回应,于是在9月21日写信告知齐白石“画集接得,一切皆就绪”。他知道齐白石心中想早日看到此书,便从自己出版的经验出发,告诉齐白石“唯制版须催赶,方能早观厥成也”,一切都已经没有问题,只需要在制版的时候催促,就能早些看到画册了。这些字句内容,一方面是让齐白石安心,不要再担心画册是否能够出版,一方面又给予齐白石实际操作的建议,可谓思虑周到。
12月16日信中提到“‘中华’昨将合同寄至,谨挂号转奉,拭目以待书之出也”。“中华”即是指中华书局,联系9月份来信内容,可知“合同”指的是将于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的合同。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还记载了1931年10月29日徐悲鸿致中华书局吴廉铭的信:“白石翁为中国今日唯一之画家,湖南人,其画见重东西洋各国,深愿先生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也就是说9月份徐悲鸿收到中华书局确定要出版《齐白石画册》的答复以后,又于10月29日致信中华书局吴廉铭,催促画册出版的事情。终于在1931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将出版合同寄给齐白石,表明《齐白石画册》的出版正式确定下来。因为这份合同至关重要,徐悲鸿特意写了这封信给齐白石,提醒他合同是用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去的,出书的事情可以“拭目以待”了。
1932年6月2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6月29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尊示敬悉,已转告中华当局,想能如命,勿念。臂患愈否?念念。外人求画勿亟应之,以无此例也,如有交情,固当别论。此上
白石先生。
悲鸿顿首
六月廿九日
6月29日信中提到“臂患愈否?念念”与6月27日信中的“左臂已无恙否”内容上关联,当为一年所写,时隔两天而已。6月27日信可以断定写于1932年(理由见后),故此信亦写于1932年。“尊示敬悉,已转告中华当局,想能如命,勿念。”“中华当局”即中华书局。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发行,从此信中文字来看,齐白石对于马上就要发行的画册可能还有问题,需要徐悲鸿帮助从中协调。徐悲鸿回复齐白石对他提出的要求都已经明白了,并已经转告中华书局,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请齐白石不要担心。
1932年11月4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画集事请放心,必以全力为翁刊四集。(此集不算,因照片太小。)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中德展览会事,鸿推翁为委员,已见中央议决案矣。
一切面尽,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十一月四日
于书勿念。俟其来即促之写也。
11月4日信中提到“此集不算,因照片太小”应该是指1932年7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从语气中可看出此时画集已经出版,故可推断此信写于1932年11月4日。徐悲鸿对于这次出版的画册并不满意,因为“照片太小”,决定为齐白石再出版四集的《齐白石画集》,“必以全力为翁刊四集”。
1932年齐白石在《白石画集(第三)》上题字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画集(第三)》,在封面上齐白石写道:“《白石画集》第三集置版者怀英印刷局。其集中之画较第一集工。(此送来之样本,闻珂罗版最好在先印,愈印愈模糊)壬申冬出书,白石记。”壬申年为1932年,与信中内容一起印证了徐悲鸿在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出版不久,又开始帮助齐白石策划出版四册的《白石画集》一事。
从这几封信札可知,《齐白石画册》从策划、筹备到印行,基本都由徐悲鸿和中华书局沟通,如有问题齐白石只需要托付给徐悲鸿即可。当时齐白石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对于出版画册这样的事情,必然不太熟悉。且他又是一个极为细致、谨慎的人,思虑的问题可能非常多,徐悲鸿一方面要和中华书局沟通各种出版细节,另一方面要不断地解答齐白石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和中华书局去协调齐白石提出的要求。正是在徐悲鸿不断地坚持和努力之下,《齐白石画册》得以顺利付梓印行。
193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画册》
2
劝齐白石重任教授之职
1931年8月17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白石先生尊鉴:
手书及赠欧阳先生蟠桃及两扇,拜收无讹。竟无先生尚在病中,见此大喜,属先称谢。《借山图》他日当奉题。来书之纸当与《借山图》大小相同否?
先生不为教授,自有理由。悲鸿又焉敢代他人强先生之所不可。唯大驾出外,必如西门豹佩弦以自宽。毋太性急。此节真令远人担心也。敬请
道安。
悲鸿顿首
八月十七日
此信和9月21日信都提到教职一事,“先生不为教授,自有理由”“先生重任教职,至以为慰”,内容关联,当为一年所写,如前所述9月21日信可确定为1931年所写,故8月17日信亦写于1931年。
对于齐白石任教职一事,徐悲鸿非常看重,他离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前往南方之后,在知道齐白石不愿意接受续聘之后,于1931年8月17日去信齐白石,委婉地劝说齐白石重任教职。9月21日得知齐白石“重任教职”之后,他感到高兴,“至以为慰”。同时也担心齐白石还有顾虑,又在信中提到“且仲子贤者,愿先生与终始也”。仲子即杨祖锡,字仲子,音乐教育家、书法篆刻家。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开拓者之一。他在欧洲留学期间与徐悲鸿交谊深厚。徐悲鸿离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后,由他继任。1931年正是杨祖锡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徐悲鸿特意和齐白石说明杨祖锡的人品“仲子贤者”,告诉他杨祖锡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请齐白石不要有顾虑,希望他们之间的合作能够“终始也”。
3
推荐齐白石作品参加中德展览,并推介其为委员
1932年6月27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6月27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白石先生尊鉴:
百忙因久未奉书,左臂已无恙否?翁之山水独创一格,深合自然。俗子偷懒,唯知四王。复好论是非,鄙人因号之曰:有目用以无视,最为可耻。向例样本最精,愿翁勿失去此册也。
后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请翁准备大作一二十幅。鸿为政府聘为委员,与闻其事。翁写水特妙,他日愿得一帧。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六月廿七日
信中徐悲鸿提到“后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鸿为政府聘为委员”。在《徐悲鸿年谱长编》1932年6月有这样的记录,“与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高奇峰、刘海粟等十二人经行政院第四十二次会议被聘为‘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二者时间相合,故推断此信写于1932年6月27日。“后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便是指1934年举办的“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徐悲鸿6月确认自己被聘为委员后,即给齐白石写信告知此事,并让齐白石准备“大作一二十幅”参加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会中推介齐白石的艺术。
1932年8月12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8月12日,徐悲鸿在写给齐白石的信中说:
白石先生赐鉴:
大作两件均收得,翼如之扇已嘱径以酬金奉寄先生矣。《借山图》最好请摄出一二页,(托仲子或迪生,不必大张。)即祈先生以册之大小之纸写信其上。俾鸿可以剖纸,分求诸老题诗。不然者,人必艰於着想,虽允为诗而不可强与催促也。
后年中国将在德京柏林开一现代中国绘画展览会,鸿曾请教育部聘先生为委员。此事近行状况尚未确定。要之,先生一代宗匠,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
近状想佳。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八月十二日
信中再次提到“后年中国将在德京柏林开一现代中国绘画展览会,鸿曾请教育部聘先生为委员”。所述与前信关联,可此信推断写于1932年。徐悲鸿在当年6月份被聘为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之后,相隔一个半月又向教育部推荐齐白石为委员“曾请教育部聘先生为委员”,只是当时此事还没有最后确定。让人感动的是徐悲鸿在信尾写道:“要之,先生一代宗匠,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他极其看中齐白石的艺术,愿意竭尽所能推荐齐白石,大有与齐白石共进退的决心。
1932年10月26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10月26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白石翁尊鉴:
前奉一书,想已蒙察及。鸿下月必来平,无论如何,大作(尤其翁得意之作)不可让他人购去。至祷。因有绝大意义也。敬叩
道安。
悲鸿顿首
十月廿六日浔阳江上
虾蟹小鸡之类册页请多作几幅,托吾购翁画者皆至友,不同泛泛。
徐悲鸿在10月26日和11月4日信中都谈到要来北平“鸿下月必来平”“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10月26日谈到的“下月”,与11月4日谈到的“本月”,时间上正好吻合。他在8月12日的信中曾提及的推荐齐白石为展览筹备委员会委员的事情,也在11月4日的信中有了确定的结果:“中德展览会事,鸿推翁为委员,已见中央议决案矣。”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的“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聘书,发放时间为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即1932年10月2日,与11月4日信中叙述的事情和时间均相合,故确定这封信写于1932年。徐悲鸿果然践行了向齐白石许诺的“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的诺言。
在10月26日和11月4日信中徐悲鸿都提到要来北平,这时期正是“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期间,徐悲鸿前往北平极有可能是为了征集展览作品。
在10月16日信中还提到“无论如何,大作(尤其翁得意之作)不可让他人购去。至祷。因有绝大意义也”。这件有“绝大意义”的事情,是指何事?如果是指中德展览会的话,此事已经确定,且徐悲鸿已在前面信中提到,这次完全可以明白提及。从语气中感觉似乎这件事情正在策划中,还没有最后定夺,所以应该不是筹备中德展览会一事。
1933年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聘书
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有这样的记载:“1932年10月《悲鸿国画集》在柏林和巴黎出版”。徐悲鸿在筹备展览时,可能感觉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绘画,不仅要有展览,更应该出版画集,才能使欧洲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绘画艺术。他这部个人画集在欧洲的出版,可能给予了他一些启发,由此想到是否可以效仿此画集的出版,也为齐白石在欧洲出版画集。
这也许就是徐悲鸿在信中提到的神秘的具有“绝大意义”的事情,徐悲鸿认为可能此事比展览本身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希望齐白石能创作出更加精彩的作品用于书中,向欧洲人展示中国绘画。
1933年12月24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白石先生惠鉴:
八月间在英伦得读手教,时以行止未定,曾未作复,耿耿于怀。上月以应柏林美术会之请,携拙作往展览,颇获良好结果。今又以意大利之请而来米兰城陈列。假其皇宫布置,堂皇典丽无比。翁作与拙作皆占重要。(大作受人欢迎不成问题)明年一月十五方闭幕。近状奚似,倘得佳作,乞为我留之,尤以册页及横幅(六尺横开三张式样大小最好)松鼠葡萄、雨景山水。群雀、白菜(淡墨)、番瓜(朱)、老屋、乘风破浪,皆鄙性所最喜,翁其为我写之。敬颂
年福。阖府均安。
悲鸿顿首
十二月廿四日
信中写道:“八月间在英伦得读手教,时以行止未定,曾未作复,耿耿于怀”“明年一月十五方闭幕”。徐悲鸿从1933年2月即赴欧洲,于1934年8月回国,历时一年半,可推断此信写于1933年12月24日。此时,身在欧洲为展事奔忙的徐悲鸿,仍不忘记和齐白石通信,对于没有办法及时回复齐白石的信而“耿耿于怀”。他告知齐白石“上月以应柏林美术会之请,携拙作往展览,颇获良好结果”“翁作与拙作皆占重要。(大作受人欢迎不成问题)”,言外之意是希望齐白石不要担心自己的作品不被欧洲人喜爱,不要担心展览的效果不好。徐悲鸿给齐白石写信的落款时间多为公历,12月24日正是欧洲圣诞节前夕——平安夜,是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聚的时刻,在周围人都沉浸在圣诞节氛围里的时候,徐悲鸿却不忘提笔给友人齐白石写下这封信,叙述展览的经过,告知展览的效果,消除齐白石的顾虑。在“年福。阖府均安”的祝福里,是知己间的怀念。
从1932年6月徐悲鸿在信中向齐白石提及要筹备中德展览会一事,希望齐白石将精品留给他带往欧洲展览,到八月份向教育部推荐齐白石为展览筹备委员会委员,到11月份齐白石正式被聘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再到1933年2月赴欧洲进行展览。从这数封信札中看出,徐悲鸿对于齐白石的尊重,对于齐白石艺术的认可。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优秀艺术的时候,他念念不忘齐白石的绘画,尽己之力推介齐白石。
4
齐白石请徐悲鸿代为向欧阳渐求诗和题字
欧阳渐,字竟无,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佛学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精通佛学,书法造诣亦深厚,对当时的书画界颇有影响。北京画院所藏的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中也多次提到,齐白石请徐悲鸿代为向欧阳渐求题字的事情。
1932年4月1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4月19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白石先生尊鉴:
连得两书,欣喜之至。昨特走访欧阳先生,示以尊函,为先生求彼联扇各一。借山馆题诗亦以尊意裁纸三幅告之。唯竟无先生意以未见图难以着想。此老最矜持,凡所作稍不如意,便撕成粉碎,不可强也。鸿必能得其佳书以报。先生勿念。
当世善书者除竟无、右任两公外,尚有弘一和尚,即李叔同,亦师曾当日好友。竟无先生书格高调古,熔铸汉魏,愈大愈佳,于书倜傥风流,特多逸气。弘一则遒劲谨严,又雍和简雅。皆与王远、郑道昭争一日之长者也。尚有两人,一为钱振锽名山,一为方还唯一。唯一先生上星期逝去,钱先生隐居毘陵,不问世事。二人之书在李颜之间,其人格尤孤高可敬。
拙作乃蒙奖饰,曷胜感愧。谢君来书盛称先生古道照人,而又责伯早强求大作为不当,属为道歉,还祈恕之。
欧阳先生属为致意,此纸作画写字均受墨好用,先生盍一试?前承赐杰作多幅,感荷无极,每念老人,辄出晤对。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四月十九日
在8月17日信中写道:“手书及赠欧阳先生蟠桃及两扇,拜收无讹。竟无先生尚在病中,见此大喜,属先称谢。《借山图》他日当奉题。来书之纸当与《借山图》大小相同否?”4月19日信中写道:“连得两书,欣喜之至。昨特走访欧阳先生,示以尊函,为先生求彼联扇各一。借山馆题诗亦以尊意裁纸三幅告之。唯竟无先生意以未见图难以着想。此老最矜持,凡所作稍不如意,便撕成粉碎,不可强也。鸿必能得其佳书以报。先生勿念。”
在4月19日信中具有一个带有时间性的叙述:“唯一先生上星期逝去。”唯一,即方惟一,擅诗文,颇精书法。方惟一逝世的时间为1932年4月(参考《全集》,按:方还,字唯一。1932年4月在南京逝世。故此信应作于1932年),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四月十九日”,两个时间也是相合的。故4月19日信写于1932年。但是在8月17日的信中并没有确定的时间性的描述,那么这封信到底是写于4月19日信之前,还是之后呢?即写于1931年还是1932年?若写于1931年,信中所说“不为教授”一事便与9月21日“重任教授”一事有前后关联,为一件事情;如果写于1932年,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基于这一问题笔者只能再三阅读这几封信札,以确定事情的前后关系。
8月17日信中有“手书及赠欧阳先生蟠桃及两扇,并拜收无讹”和“《借山图》他日当奉题”两句内容,可看出齐白石所备下的礼物主要是为了请欧阳渐题《借山图》。但这次因为“竟无先生尚在病中”所以题《借山图》的事情,暂时没有进行。在后面4月19日信中徐悲鸿说已经得到了欧阳渐的一副对联,一幅扇面,并再次提到题《借山馆》,这次的信中没有提到礼物的事情。从礼节来说,请人题诗应备礼在先,且不会为了一件事情备礼两次。因而推断出8月17日信写于4月19日信之前,也就是说8月17日信写于1931年。这时齐白石求字没有成功,因为欧阳渐正在病中,不方便题字或诗。但从“见此大喜,属先称谢”可知欧阳渐已经答应了齐白石的要求,只是时间问题。在转过年以后,欧阳渐身体好了,徐悲鸿便又开始着手代齐白石向欧阳渐求题诗。
在这两封信中,还需要搞清楚的便是“题《借山图》”和“借山馆题诗”是否是一件事。从北京画院收藏的诸多齐白石请朋友和文化界名人题《借山图》来看,分为题《借山吟馆图》和题诗两个部分。从4月19日信中“借山馆题诗亦以尊意裁纸三幅告之。唯竟无先生意以未见图难以着想”,可知齐白石请徐悲鸿代求的“题《借山图》”不仅仅是题名,还有题诗,但欧阳渐没有见到《借山图》作品本身,难以凭想象题诗,暂时推却了。这也才有后面徐悲鸿去信给齐白石让把《借山图》“摄出一二页”,方便题诗者根据作品样貌作诗。
欧阳渐为齐白石所书对联
在北京画院现藏有一幅欧阳渐为齐白石题《借山吟馆图》,但未见有题诗。不知是因为某种原因题诗没有完成,还是因为年代久远失落了。但从这些往来信札中可以明确一点,齐白石当初确实是请徐悲鸿代为向欧阳渐求《借山馆》题诗的。
接着,再来细读4月19日信中内容。信札中看出徐悲鸿写这封信时非常高兴,“连得两书,欣喜之至”,因为终于替齐白石求得了欧阳渐的作品,而且一下就获得了两件:一副对联,一幅扇面。“昨特走访欧阳先生,示以尊函,为先生求彼联扇各一。”在北京画院的藏品中,有齐白石收藏的欧阳渐所书对联两副。其中一副对联为欧阳渐祝贺齐白石八十寿辰而作,另外一副有可能就是徐悲鸿信中所提到的“联扇各一”中的对联。
4月19日的信内容较长,一开始徐悲鸿先向齐白石报喜得到欧阳渐作品。后面马上提到对于齐白石嘱托的事情,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请欧阳渐为借山馆题诗。欧阳渐这次没有题诗的原因是没有看到《借山图册》,不好凭空题诗。又提到欧阳渐本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认真,“凡所作稍不如意,便撕成粉碎,不可强也”,并请齐白石放心不要着急,一定会得到欧阳渐的佳书。接着,徐悲鸿在这封信中着重介绍了当时居住在南京附近的书法大家,除欧阳渐和于右任外,他还向齐白石推荐了弘一法师、钱振锽和方惟一。
1934年12月1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在8月12日信中提及“后年中国将在德京柏林开一现代中国绘画展览会”,如前所述,此信确定写于1932年8月12日。继4月19日信,时过四个月后,徐悲鸿并未有忘记借山馆题诗的事情,但这次不仅仅限于请欧阳渐题诗,而是变为“诸老”,应该为当时颇有名望的人。徐悲鸿还特意嘱咐齐白石最好请人帮忙拍摄一些《借山图》的照片给他,便于给题诗的人参考,也不容易被推脱。对于题诗的纸张尺寸,徐悲鸿也考虑得非常周到,让齐白石用和《借山图》大小一样的纸来写信,这样他就知道图册尺寸,请“诸老”题诗的时候,他可以按照这个尺寸来裁纸了。
12月19日书信中提到的欧阳渐所书“白石山庄”,在北京画院藏品中有双钩稿。此稿上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十三年冬”,与信中“天寒,伏唯安善”的叙述相符。同时齐白石特意在信函上标明此稿为“欧阳渐君赠书,悲鸿寄来”。可知双钩稿和此信应是徐悲鸿一同寄给齐白石的,时间应为1934年12月19日。
1934年徐悲鸿给齐白石邮寄欧阳渐所书“白石山庄”双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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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请徐悲鸿代求于右任题诗
于右任,原名伯循,别署骚心、髯翁、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人,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善草书,从碑入草,笔法稚拙简漫,书法造诣甚深。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月9日和1月20日,从内容来看,都提及齐白石请徐悲鸿代为向于右任求题诗的事情。1月9日的信中写道:“于公题诗当遵命促之,勿念。”可能是齐白石去信催促题诗事宜,相隔11天之后,徐悲鸿回复道:“于公处已数次函催,迄乏消息。但彼固允命且言乐为之也,姑俟之如何。”表明在上次齐白石催促之后,他又数次去信给于右任,并告知齐白石于右任乐意为他题诗,姑且等待。1月20日的信中提到“鸿一星期后即出洋,半年方归”,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也有这样的记录:“1933年1月28日,携夫人蒋碧微和张浦泉之子张琨、女张瑛及滑田友并携赴法展览会物品三百余件,由上海乘法国博多士号轮船启程,赴法国及欧洲各国举办中国近代画展。”故能推断这两封信写于1933年。
1933年1月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结 语
北京画院所藏的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可能仅仅是二人书信往来的一小部分,信中所谈及的事情,可能也仅仅只是二人之间交往的一小部分。从这部分信札内容来看,从1931年至1934年,徐悲鸿在能力所及的范围里,竭力推介齐白石,帮他出版画册、画集,劝他重任教职,推荐他作品参加中德展览会,请名人题《借山图》,等等。面对齐白石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对事情诸多的顾虑、疑问乃至焦虑,他耐心解答、开解、劝慰,以“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为誓言,身体力行地为齐白石解决诸多问题。笔者在读这些简单、简短的信件时,从一句微小的问候里面,如“天寒,伏唯安善”“臂患愈否?念念”等,感受到二人间深挚的情感、人和人之间信任的温暖。
当时间都已经过去,当初写信的人和看信的人都已经逝去,当这些信札成为藏品被人很好地保存起来的时候,它们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凝结了当事人的情感和事件发生过的痕迹。在这些信札中,徐悲鸿特有的写“顿首”的方式—长长拉下的一笔,让人似乎又看到了他当时一挥而就的姿态。还有那些被圈点、被着重标记的文字,以及行间补充的小字,是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嘱托,最关心最急切的事情。而当把这些信札里的信息梳理、归纳之后,一些事情也慢慢地完整地浮现出来,电影一般地叙述了当时的经过。
“知己有恩”是齐白石的一方印章,刻于1933年。他在印章边款中刻道:“欧阳永叔谓张子野有朋友之恩。予有知己二三人,其恩高厚,刻石记之。癸酉八月,白石并记,时居京华。”知己间的相知相惜如此印此石,亦如这些信札,在世间留下的痕迹不会消失。
1933年1月20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