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西安晚报》-12-02
文豪韩愈
自古有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功如何，双方可以通过正面交锋比试高下，强手中的强手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专治各种不服。文章却是万法各殊，众口难调，要想邀得天下读书人齐心点赞，负面评论归零，就是大名贯宇内的文豪也休想做到。
韩愈是唐代重量级的文豪，千百年来，其门下吹鼓手众多，牛气得不得了，响当当的名头丝毫不逊色于“星宿派”的开山鼻祖丁春秋。可是在其门外仍不乏批评之声。裴度的《寄李翱书》评论历代文章大家，对韩愈不无微词：“……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裴度年长韩愈三岁，两人同朝为官，关系融洽。有两个显著的证明：一是裴度担任主帅，平定淮西叛乱，韩愈撰《平淮西碑》，归功裴度，溢美过头，适得其反；二是韩愈以《谏迎佛骨表》极言切谏，触怒了宪宗皇帝，若非宰相裴度、崔群出面斡旋，设法营救，甚至有性命之忧。因此裴度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他的评议冷静客观，并未掺杂成见。何况李翱也是韩愈的朋友和弟子，无所谓文人相轻。
光绪三十年（1904），大学者王闿运致书湖南巡抚端方，信中有一句“韩退之以三上书而损名，苏秦以十上书而金尽”，他对韩愈三次上书宰相不以为然，对苏秦十次上书秦王略表同情，为何区别对待？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莫非王闿运认定韩愈上书宰相是附势，苏秦上书秦王是借权，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唐代士人要做官，干谒权贵之门乃是必由之径，上书无疑是快捷方式，正如贡士要登科，就必须行卷一样。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韩愈的做法无可厚非。李白做翰林供奉做得不爽，自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主颜”，就拍屁股走人了。但他上书韩朝宗，照样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马屁快语，“识荆”一词由此而来，后世讥讽诗仙身藏媚骨的并非个别，倘若脱离当时的国情作酷评，谁人不可为清流？韩愈三试礼部被黜，登科后，又三试吏部不售，一路走来，可谓步步荆棘。他苦于家境贫寒，衣食不足，入仕济穷，日益迫切。韩愈三次上书宰相自荐，虽以个人的艰难处境相告，却并非摇尾乞怜，以其志趣才华示于赵憬、贾耽、卢迈之流，四十余日，竟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人而通，更毋论对方的赏识和提携。韩愈的《上宰相书》第三书终于发出质问：“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捉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可悲的是，这些绝无马屁气味的质问仿佛投向了无底深渊，没有得到丝毫回应。如此遭遇，凡是人间爱才惜才者，只须设身处地，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就会发自深心，不绝如缕。
事实胜于雄辩，韩愈最怕的恰恰是损名，而非丢官，他为几根佛骨与皇帝硬扛，把话说得特狠特绝，大意是：自东汉奉佛以来，君王寿命夭促，国家败亡相继。宪宗视之为诅咒，情有可原。在中国历史上，敢拿自己的骨头与佛祖的骨头去硬碰硬较量的文人寥寥无几，韩愈在这场实力悬殊（因为佛骨的背后有皇权支持）的比拼中落败，亦可谓虽败犹荣。韩愈勇于直谏的名声是绝对有了，吃饭的家伙则险些不保。侄儿韩湘远道而至，韩愈赋诗抒怀：“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情辞极苦，他已做好了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韩愈一生中感觉最难受的事情，并非贬谪，而是他撰写的《平淮西碑》引发朝野争议，时论不能平，宪宗皇帝下令将纪念碑上的文字悉数磨去，由段文昌补撰碑文。这种极其罕见的“皇家礼遇”给他带来的又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尴尬？文豪虽有雅量，也着实吃不消。由此可见，今人所臆断的韩愈在生前就已俯视群流，征服文苑，与事实相去甚远。即使在他死后数百年，明朝文学家何景明仍然不肯服气，固执地认为“古文之法亡于韩（愈）”。你说，韩愈老夫子在九泉之下长眠，还能否安息？
韩愈任潮州刺使，以雄文祭鳄鱼，鳄鱼竟集体退出州境，简直不可思议。《新唐书·韩愈传》称道传主在山阳“有爱于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口碑大好，纯以恩泽遗爱获得。韩愈任袁州刺使，订法使卖身为奴的穷人恢复自由，可谓功德无量。像韩愈这样做一位好官，造福一方，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先必有公心，后须有能力，缺一不可。
若论胆色之壮，韩愈不肯让勇者占先。身为朝廷宣抚使，他奔赴深州，安抚乱军，穆宗诏令“至境观事势，无必入”，他却径入王庭凑军，道是“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王庭凑严兵拔刀弯弓而迎，韩愈面无惧色，一番话貌似说忠义，实以祸福明之，以利害晓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复有若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一场大患，片言化解。韩愈在官，务除老奸宿恶，即使是军中狼戾者，也相告小心：“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文豪中有此威信的，古今一人而已。
韩愈未发迹时，讥诮过京城富儿“不解文字饮，唯能醉红裙”，待他身居高位，也“醉”得不轻，纳二妾，一名绛桃，一名柳枝，皆擅歌舞。柳枝一度逾垣遁去，被韩家追回，区区负面新闻并不足以损及韩愈的名声。金无赤足，人无完人，韩愈好谀墓，即为可议者，其文集中收纳了太多的碑志（神道碑和墓志铭）。唐人热衷于表彰先人，借此为家族争气挣脸，名门大户的子孙都乐意奉上丰厚的润笔费，请文豪诗杰捃饰吹嘘。韩愈是文豪，订单饱满，独擅天下，润笔费极其可观。世间事有不可知者，为谁辛苦为谁忙，文豪终究敌不过“侠盗”。诗坛游荡者刘叉是一位节士，有过“杀人亡命”的案底，穷无所归，在韩家出入无碍。刘叉见韩愈谀墓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决定给他提个醒，于是豪取其谀墓得来的几斤黄金，扬长而去，口中念念有词：“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韩愈也封不住这位“侠盗”的嘴巴。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披露唐朝文坛秘辛极多，尤以此事最富奇趣。韩愈作何感想？他一笑置之，谀墓的事业小挫而大奋。
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新唐书·韩愈传》称道韩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是一代文宗，是首屈一指的标杆人物，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伯乐之眼和周公之心，孟郊、张籍、李贺、贾岛、李翱、皇甫湜等人负诗艺文才畅游于韩门，无不如鱼得水，韩愈为他们延誉谋职，关怀无微不至。他厚待这些同侪晚辈如同兄弟子侄，在人心浇薄的世道里，根本不以势利为取舍标准。仅此一端，即可看出韩愈为人的本质和本色。
韩愈心胸轩壑，一向欢迎别人指陈其得失，柳宗元便是他的头号畏友，多次写信批评他在为人和为文两方面的欠缺，均直言无讳，但他们的交情并未受到哪怕是表皮上的细微损伤。柳宗元死于贬所柳州后，归葬万年先人墓侧，韩愈为之作《柳子厚墓志铭》，其悲悯之情，表彰之力，一时无比，此文绝无谀墓之嫌。
唐代之后，不少大师巨擘都对韩愈推崇备至。欧阳修收藏韩集旧本，受其激发而撰作古文，摒弃时文，开一代风气。苏东坡为潮州韩文公庙撰写碑记，其中数语尤为精要：“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他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亦不可谓不当。
先前，我对“文如其人”的成说颇感疑惑，后来读书多了，见识广了，有了文豪韩愈、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参照坐标，便日益信服斯言。自古迄今，不乏品格低下而暴得大名者，令当时的有识之士扼腕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细细寻思，其人必成朽骨，其文俱为尘埃，尽管偶尔也会有因人废文的案例，但还轮不到他们到文学史里去鸣冤叫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