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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为什么开篇是张九龄的?
《唐诗三百首》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录版本,收录了77家三百余首唐代诗人作品,是我们接触、了解唐朝诗歌最好的初读版本。这其中也收录了李白、杜甫、王维等等大诗人的作品,为何开篇第一首却是张九龄的《感遇》呢?
任何人编写选集类书目,首先就是要给自己订一套规则。假如蘅塘退士是把自身的喜好放在第一位,那自然会把自己最心水的诗人放在前面。但是在做这种全面的、有大的参考意义的文选的时候,要根据朝代、年份、历史、名声等等,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书的内容来进行挑选区分。
而作为诗选,决定能否入选是诗的好坏,而决定前后左右的只能是诗的分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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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诗歌史,在初唐,上承魏晋南北朝的音乐,诗还是以五言为主。同时初唐的格律尚未完全成型,所以,初唐的主要诗歌作品就都是五言古诗。
那么在编选《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开篇之卷必然是当时的作品主流五言古诗。然后才是七言古诗、乐府诗词。到武则天时期,出现格律诗,就有了五言绝句律诗、七言绝句律诗。我们的诗歌史是从这些诗呈现出来的状态总结而来,那么这些诗的先后顺序也就是符合这种诗歌发展状态的。
所以《唐诗三百首》第一卷就是五言古诗。
而五言古诗的作者也非常多,那么又凭什么把张九龄的《感遇》排在第一位呢?
在大的时代、作品时期、作品种类区分好前后之后,那么同一大类中的前后顺序自然就是根据作者的名声、官位的高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来进行排位了。当然也完全可以根据作品的时间和好坏来进行排位,但是在这种年代久远的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必创作时间确定,所以时间并非最好选项。而作品质量的话,能够入选,就代表这些作品都是上上之选,不是没有更好的,而是作为诗歌这种文艺作品,好与更好都有强烈的个人倾向,未必能够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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蘅塘退士应该是在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选择了张九龄的五古作为这一卷的开篇之作。而第一卷的开篇,自然就是《唐诗三百首》的开篇。
这种选择,肯定是有心的,但并非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也不必纠结。
在五言古诗这一卷中,有哪些诗人呢?张九龄、元结、王维、岑参、李白、杜甫、孟浩然、丘为、柳宗元、韦应物、常建、綦毋潜。从年龄看,张九龄是这里面最年长的一位;从地位看,张九龄做过宰相 ,地位最高。王维、孟浩然都是他提携的后辈。
而张九龄的诗作,虽然不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人名声大,但是他的作品其实在整个初唐盛唐的转换过程中非常关键,类似于《春江花月夜》在齐梁体转变到唐诗的关键时候起了代表作用。
他的诗代表着初唐诗向盛唐诗转变的时代特征,这在诗歌史上的独特性和意义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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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出身在南方边远的平民家庭,但通过科举,最后官居宰相之位。他是武则天时期对科举制度改革,让平民有机会跻身上层的第一批受益者。由于来自不发达地区,实际上张九龄写诗一直跟不上形势。当京城开始流行格律体的时候,他还在创作齐梁体,当他开始学习陈子昂写“复古”的时候,陈子昂已经纠偏过度,沉入“拟古”的泥潭被人批判。
这就是因为文化的地域性,导致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慢半拍,直到当时的宰相张说发现了他,点拨说你不能只看到古诗的好处,也要看到新诗的发展方向啊。张九龄这才豁然开朗,直到后来取代张说,成为当时政坛和文坛的领军人物。
他的身份从民间诗人转向宫廷诗人,再变化为城市诗人,他的仕途三起三落,加上他诗风的转变,都是初唐向盛唐转变时期诗人的一个标准形态。这样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虽然诗名轻于李杜,但仕途强于李杜,成为唐诗三百首的开篇人物,是有分量的。
张九龄的诗名低于李杜,甚至王维、孟浩然,并不代表他在诗史上的贡献小。他的诗风在最后一次贬谪之后成型,盛唐的最大诗派之一——山水诗从张九龄这里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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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王维、孟浩然、储光义、常建、韦应物这些著名诗人形成的山水诗派,第一人就是张九龄。他不仅仅是写山水诗的第一人,整个唐代的山水诗,甚至包括晚唐的山水诗,都带有张九龄的诗风。
他的诗风就是“清淡”。张九龄写景,没有华丽的色彩,而是注重营造空灵澄澈的意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下笔全无色彩,也没有意象堆积,画面简单至极,疏阔清朗,淡泊寒凉,呈现出一种“空”的境界。
王维把他的“空灵”发挥到了极致,孟浩然把他的“恬淡”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这种山水诗风,无一不是从张九龄的“清淡”中来。有传承,有发挥,自成大家,但是都源于张九龄。
难道魏晋南北朝没有山水诗吗?张九龄引领盛唐山水诗的风格有何不同?
非常的不同。前朝主要就是谢灵运、谢眺等人的“流丽”作品了。何为“流丽”?不只是音律流畅清朗,更重要的是写景花团锦簇,浓墨重彩。我们看谢眺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感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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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意象堆积如山,色彩亮丽如锦,偏偏声音还清丽如高山流水。固然佳作,但是色彩繁复,这就是六朝诗和盛唐山水诗的区别。
而带来这个改变的就是张九龄。所以他对盛唐山水诗是有开派之功的,就凭这一点,排个开篇第一位算什么呢?
当然,蘅塘退士当初选择张九龄的《感遇》作为五言古诗开篇,未必有想到诗歌史变化这么远,不过以张九龄的长辈身份、官职身份、诗作风格,排在这个首位是合理的。
还是那句话,作品水平的高低,会因读者而异,所以并没有成为编者在选录、排位时的依据。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是合适的。
何况这首作品本身也是佳作:
诗人虽被贬谪,以兰桂自喻高洁,感遇时势造英雄,也表达了真正的贤人志士只有在政治开明的时代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的思想,流露了自己对重新“遇时”的渴望。
思想高洁而积极入世,这正是古代文人求身正,又渴望为天下而活的一种思想状态。
这种作品,不论从文采、还是精神方面,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作为开篇之作,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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