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石家庄《燕赵都市报》-06-20）
东坡北归
在海南儋耳，苏东坡总共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他始终坚信自己能返回中原大陆。有一天，苏东坡洗净砚台，燃香一炷，静气凝神，默写自己所创作的八篇赋文，预卜道：如果不漏写或错写一个字，他就能回归中原。苏东坡默写完毕，没出任何差错。几天后，北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县）的命令果然就到位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临行前，苏东坡写诗给岛上的好友黎子云秀才，在诗后批注了十六个字：“新酿甚佳，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诙谐的文字中透出几分喜气。
十多位父老乡亲赶来送行，赠给苏东坡好酒好菜，握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对他说：
“这回，我们与苏学士道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苏东坡须发皆白，但体力不减当年。他写信给郑靖老，谈到自己的归宿，本愿是回眉山，但路远难行。去杭州定居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那一方水土他喜欢，那一方百姓喜欢他，但这样做，显得有些高调，而高调是不合时宜的。此外，他还可以回宜兴，或者去许昌寓居，不管到何处落脚，致仕归田的结局铁定不变。
在大庾岭歇脚时。一位村店里的老人请苏东坡题诗留念，苏东坡欣然挥笔，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唐、宋两朝，大庾岭是南迁者和北归者的必经之路，但那些被贬谪到广东、广西和海南去的官员很少有人能够保住性命，返回中原。这首诗流露出苏东坡灰心之余的庆幸之情。
在大庾岭，苏东坡乘坐的肩舆断了杠，他们就去龙光寺向和尚求助，获赠了两根竹杠和一顿斋饭。当时，寺中方丈出缺，新方丈还没上山。吃完斋饭后，苏东坡兴之所至，留下一首诗给那位无缘谋面的新方丈：“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在赣江上游近三百里的江中，原本兀立着十八座巨石，其间水流湍急，漩涡密布。来往船只经过此地，都得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会船毁人亡。在江西境内，苏东坡停留了几天，正要开船，夜里江水暴涨，十八滩的巨石全部隐身。翌日，船到庐陵，苏东坡在船上见到来访的好友谢民师，他笑道：
“船行江涨，我没有见到赣江上的巨石，这是我在龙光寺写的诗作了怪！”
古人有“诗谶”的说法，诗谶是诗人的诗句预言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多半是不幸、不祥的事情。苏东坡写下诗句“涨起西江十八滩”，赣江果然涨大水，这是巧合，但天下事有巧合才有趣味，无巧不成书。
苏东坡北归之日，正是章惇南迁之时，他罢相丢官，被贬谪到广东雷州。在江西南昌，太守叶祖洽设宴款待苏东坡，席间用戏谑的语气问道：
“世间早就传言苏先生已魂归道山，怎么如今还在游戏人间啊？”
“途中遇到章子厚（章惇字子厚），我就返回人间了。”苏东坡也用玩笑话回答他。
这句冷幽默后面有很长的潜台词，在座的听众都懂，无不哈哈大笑。
昔日害人的得意者章惇，今日沦为了失意的被害者，苏东坡的那句玩笑话中何尝没有快意恩仇的意思。
苏东坡渡海北归，回到栖息地江苏常州。他骑马、徒步、坐肩舆的时候少，乘船的时候多。快到常州时，天气炎热，他在船上戴一顶小帽，披件短衣，露出胳膊，运河两岸的人听说船上坐的是他们心目中敬仰的文曲星苏东坡，都跑来夹岸围观。苏东坡见此情景，笑道：
“莫非他们想看杀老夫？”
西晋时，全国头号美男子（也是大才子）卫玠出门，无数男女沿途围观，给卫玠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结果患病，英年早逝。苏东坡用“看杀卫玠”的典故来自我调侃，心里无疑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朝廷中的奸人和小人害得他够呛，但天下百姓心中的那杆大秤才是真正的公平秤。
船过镇江，苏东坡上岸游览龙游寺，在方丈室再次见到李公麟的画作——东坡居士像，不禁百感交集，唏嘘再三，他研墨挥毫，为这幅画像题写了四句话：“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意思是：我的心已像烧成灰的木头，我的身体犹如没系缆绳的小舟。问你一生的功业有哪些，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很显然，这是苏东坡对自己一生坎坷经历的另类总结。
很长时间，苏东坡都被放逐在外，贬谪到黄州四年零三个月，贬谪到惠州三年零一个月，贬谪到儋州三年零两个月，共计十年半，正好是他六分之一的人生岁月，他的大部分传世名作是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写成的。如果说苏东坡在杭州和京城有过仕途的春风得意，也确实创作了不少令人惊艳的诗文，但要是抽去他在黄州、惠州、儋州谪居的十年半，他就无法成为千古奇才、百代文宗。受苦的是身心，受益的是声名，关键在于，苏东坡给后世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
明代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题东坡小像》的七言绝句：“乌台十卷青蝇案，炎海三千白发臣。人尽不堪公转乐，满头明月脱纱巾。”苏东坡被青蝇叮过，受过牢狱之灾；在炎海里泡过，受过贬谪之苦；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却始终未能改变他乐观的天性，简直如有神助。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韩琦在神宗朝担任宰辅时，“党祸稍解，天下吐气”，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纷争暂时得以消停。韩琦为人持重，不赞成轻易变革祖宗之法，因此变法派将他视为绊脚石。韩琦之子韩忠彦在徽宗朝初期担任宰相，废除新法。起居郎邓洵武建议宋徽宗继承父（神宗）兄（哲宗）的遗志，宋徽宗有些犹豫不决。邓洵武的父亲是臭名昭著的邓绾，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奸佞之徒，因为拍王安石的马屁，荣升为御史中丞，遭到世人的唾骂，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邓绾的门客给邓洵武献上一条妙计：“神宗极力推行新法，宰相韩琦曾经加以阻挠。现在韩忠彦担任首辅，即废除新法，说明韩忠彦能够继承其父韩琦的遗志。忠彦尚且不能忘记他的父亲，皇上贵为天子，怎能忘记父兄？”邓洵武依计而行，宋徽宗赵佶闻言，神色愀然，于是改年号为崇宁，决定狠狠地收拾那些健在的元祐大臣。诚可谓“有图有真相”，邓洵武为了增强说服力，将工夫做足，他特意进奉了一幅《爱莫助之图》，将元丰、元祐两朝的大臣分为两拨，拥护变法的居左，反对变法的居右。他秘密推荐蔡京担任宰相，得到宋徽宗的首肯，导致大奸臣蔡京擅权二十年，北宋王朝的国运急转直下。岳飞之孙岳珂在《桯史》中记载了这个历史大转折时的关键细节，着实令人唏嘘。倘若苏东坡不是死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再晚些时候，说不定在风烛残年他还会遭受第五度的人生打击（前四度为：乌台诗案、谪居黄州、谪居惠州、谪居儋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