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进入唐代末年，建立唐朝的鲜卑贵族势力早已被清洗一空，所谓的七宗五姓，已经是名存实亡。底层的士绅小地主阶层逐渐崛起，并开始联合起来与中央政府争夺权力。这种情况，逐渐导致了地方权力坐大，并最终演变为藩镇割据。得到了地方士绅支持的藩镇领袖们，根本就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里。这种局面如果持续演变下去，说不定中国会变得跟欧洲似的，分裂成十几个小王国，奉大唐皇帝为名义上的共主，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似的国家。可惜的是，到唐朝末年，这个古老的国家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水旱蝗灾不断，连黄河都要时不时的大规模溃堤，终于带来全国性的饥荒。处于分裂和格局状态的国家无从集中资源应对这种规模灾难，于是民乱四起，黄巢起义席卷全国，唐朝就此灭国。
此后这个国家经过了整整五十年的战乱，号称五代十国。一些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平民百姓建立起各种小国，然而旋起旋灭。建立后梁的朱温是仆人出身，靠造反起家；建立后晋并把幽云十六州卖给了契丹人的石敬瑭号称是沙陀族人，其实直接就是文盲，别说血统传承了，连爷爷那辈是谁都未必知道。至于建立后周的柴荣，家里穷得一穷二白，只能跑到别人家吃闲饭，给人家当干儿子，好在这个“别人家”还算宽裕，乃是建立后汉的郭威家。郭威一死，吃闲饭的柴荣就把郭家的皇位给抢了。这么一看过去，平民百姓们抢皇帝做抢得不亦乐乎，至于曾经抢占了历史舞台的纯血统的贵族，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有。
柴荣是五代末期最有意思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亲自带兵南征北战，一心要重建一个大一统的江山。整体来说，这位爷仗打得不错。打赢后蜀和南唐这两屌丝皇帝也就算了，关键是连续北伐契丹，把凶悍的契丹骑兵打得溃不成军，差点就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然而天意弄人，在收复幽州的最终战役之前，年仅38岁的柴荣病逝。赵匡胤自此粉墨登场。
要说赵匡胤这厮，在后周朝廷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柴荣讲究的是御驾亲征，最高兵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手下的三位统帅，李筠、李重进和张永德，级别都比赵匡胤高了去了。赵匡胤的职位很有意思，从柴荣刚刚开始给郭威做干儿子开始，赵匡胤就给柴荣做保镖。在柴荣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赵匡胤在禁军里挂个将军衔，主要职责就是跟着柴荣跑来跑去，也还是当保镖兼人肉布景板，事实上就是隐形人。所以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很多历史事件记载里看到这厮的名字，然而再仔细一看，啥事都跟这厮没关系。打后蜀南唐的时候赵匡胤连战场都没上，跟契丹开撕的时候倒是上过几次战场，那也只不过是因为情势危急，柴荣自己都要挥刀子上场砍人了，保镖头子被迫也要跟上。就这么立了些所谓的战功。柴荣在病逝之前，看到皇子年幼，担心自己抢郭家皇位的事情会报应在幼子身上，于是狠狠的打压了一把两位统帅李重进和张永德，夺了他们的兵权，把李筠扔去守边境，然后把看起来最平庸无能的赵匡胤提拔起来做了禁军统帅。这想法也很明白，无非是让一个庸人掌了军权，总能平稳过渡个十年，闹不出抢权的乱子来。等皇子长大，从赵匡胤这个庸人手里把军权拿回来，也容易得很。
然而历史在这里出现了重大转折。赵匡胤这种平庸的人，随随便便的借着出兵的机会，在陈桥自立为帝，回头就逼着柴氏退位。柴氏当然也狠狠的反抗了一把，元帅李筠和李重进纷纷起兵护旧主，结果天下无人响应，李筠连大部队都带不动，而李重进孤军奋战，很快就战死。赵匡胤就此坐稳了皇位。似乎全天下都认可由一位庸人上去当皇帝，根本就不期待再出雄才伟略的帝王。在这个事情背后，有着历史的必然规律：当士族在整体上被消灭，底层的士绅群体崛起，那么，对君王的要求就只剩下守成，维持秩序。雄才大略与豪情壮志，统统变成了缺点。
赵匡胤登基之后，当然要满足乡绅群体的期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了科举制度，以儒学作为科举的唯一标准学科，这就是在事实上确立了儒学的地位，唯有儒生才能当官，儒学当然就此上升为儒教。我在这里必须强调一次：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虚的，汉代的官场是百花齐放的，以道家为主，儒家法家墨家都能在官场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战乱频仍，学问当然是以实用为主，像儒家这种烂玩意，恨不得饭都混不上一口饱的。然而庸人赵匡胤改变了一切。
儒学的本质是什么？是规矩。每个人都要懂规矩守规矩。君臣之间有规矩，父子之间有规矩，上下之间有规矩。遵守规矩，就是守礼。这就是把人限制在了一个固定的身份之下，绝对不能逾越。凡是逾礼之人，就要遭受惩罚。以儒家治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制定规矩，划分等级。乡绅地主自然要比农户匠户高一级，官僚又比地主高一级，然而官僚总是要从垄断了儒学教育的乡绅地主之间产生。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被儒教的大网严密的控制住了：贵贱自此画出了清晰的等级，老死不相往来。
儒家升级为儒教，对古老的中华帝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森严的儒教礼制之下，底层的上升途径被完全斩断，除了个别特例，再也没有任何向上的途径。庞大的乡绅阶层的影响力当然足以渗透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处田间地头，这个国家也不再有任何一处法外之地。然而这种渗透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社会抑制能力的加强，意味着自我阉割。全社会被严密的控制起来，禁止任何改变，任何创新，因为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变都可能会破坏规矩，破坏规则，破坏礼制，所以一定要防微杜渐，将任何创新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中国社会逐渐丧失了活力，并逐渐丧失了战争动员能力。
从宋代之后，被儒家死死束缚住的中华帝国，将要遭遇刻骨铭心的痛苦：所有的王朝都将要亡于外患，并将被异族长期的占领。而在宋代之前，在具有强大动员力的大一统的王朝面前，外患只不过是癣疥之疾罢了，异族冲进来抢掠一番，很快也得走，不然紧急动员的王朝拼着农田抛荒放弃当季生产，总是能动员出几十万军队，即便是靠最简单的对填人命也能耗死对方。宋代之前的大一统王朝总是亡于内乱，而异族只能借着中原内乱的时机才能突进中原。
然而自我阉割了的大宋丧失了战争动员能力。一方面出身儒教的官僚群体对武官群体严防死守，绝对不许武将有任何主动能动性，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严禁武将的任何随机应变行为，所有的将令都必须严格遵守千里之外的文官中枢的既定方略，并且这个方略还不保密，通报得天下皆知。无论西夏还是契丹，在战前恨不得都已经是人手一份，然后照着这份方略出兵，把宋军打得狗血淋头。你们还真别笑。这种扯淡的事情就是整个宋代的军事常态，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儒家重新掌控话语权之后，军事领域同样也是这样的扯淡状态。努尔哈赤甚至可以比大明的辽东军团提前十天拿到出兵方略，以一场接一场的轻轻松松的伏击战，把明军打得屁滚尿流。然后儒教的文官们还要异口同声：诸将无能，未能贯彻文官集团的光辉指令，不如直接杀掉了事。
将儒家提升到儒教的地位，乃是赵匡胤这位平庸皇帝的创举。除此之外，这位二逼就没干过其它值得一提的破事。大宋皇朝以这样一位平庸之辈开国，整个皇族的血脉之内，自然流淌着自卑的血液。这个皇朝在严密的地主士绅网络的支持的传袭了很长时间，南北宋加起来，超过了三百年。然而赵匡胤这种精挑细雪的庸才血统之下，再没有出过任何英烈之辈。南北宋的所有帝王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愚劣短视之相，不要说高瞻远瞩，能把契丹和西夏分清楚的皇帝，估计都没几个。不过在这帮政治白痴之间，倒还出了几个书画天才，这种情况，就跟自闭症患者往往也有艺术天才一样，乃是对这个二逼皇室的最大讽刺。更可笑的是，大宋皇室还要妒才忌能，生怕官僚群体之中有谁立下了不世功业，于是整天弱智兮兮的调拨官僚互斗，引发无数的党争。整个国家因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扯皮之中，士绅群体被人为的撕裂，以致大宋帝国的战争动员力更加孱弱。
对这个自我阉割的自卑王朝，我没啥更多可说的了。就让历史尽快的揭过这一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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