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坛往事》一书，是马传德先生以其亲身经历，依据与其父马定祥的生前谈话和遗留材料，加多方努力，经多年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不少第一手资料写成。作者对清末民初中国泉坛涌现出的俊彦们，一一予以深刻的描写，披露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的高尚情怀、生活趣事、收藏秘闻和人生悲欢等一些不为人知的生平经历。丁福保、张叔驯、方药雨、罗伯昭、张季量、陈仁涛、张䌹伯、郑家相、王荫嘉、蒋伯壎、李荫轩、王希贤、戴葆庭、沈子槎、孙鼎、杨成麒、李伟先、王亢元、施家幹、张璜、耿爱德、千家驹、马定祥、罗斯、邬德华、徐寄庼、蒋仲川、秦子帏、王守谦……他们在振兴近代中国文化、钱币收藏和研究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绝不应被历史尘埃湮没。我们特从书中节选部分精彩内容，陆续呈现给大家。
王荫嘉，又名王大森，荫嘉是其字，号苍虬，1892年（光绪十八年）10月22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王荫嘉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王祖询，字次欧，清末藏书家，曾任湖北通城知县，后被派遣至日本考察宪政。王荫嘉早年随父在京治学，后因其父病逝，故回苏州掌理家业。王家原藏古籍颇丰，其父因得到一方有28孔的端砚，遂将藏书处名为“二十八宿砚斋”。王荫嘉年轻时就喜金石考据目录文学，故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除继承家藏外，他遍访各地书市、书贾，又收各亲戚家变卖的古籍和当地藏书家流散之书。他曾编撰有《二十八宿砚斋善本书录》，为未刊印稿，此文稿今藏于苏州图书馆。著录元刻本1部，明刻本、稿本73部、清刻、清抄本80余部，总数500余种，后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另编撰《二十八宿砚斋善本书录》和《二十八宿砚斋珍藏书目》稿本一册，著录吴中文献数百种。藏书印有“变化气质陶冶精神”“荫嘉手校”“王氏二十八宿砚斋秘籍之记”等。
王荫嘉因是苏州人，故对苏州当地的钱币，如清代宝苏局所铸的古钱特别喜爱，自喻“宝苏泉癖”。我父亲早年曾在苏州获得一枚咸丰通宝宝苏祖泉，他知道王荫嘉特别喜爱宝苏局钱，特地送去给他鉴赏，王荫嘉见后爱不释手。我父亲与其交谊深厚，故割爱与他。王荫嘉自得到此钱后，据说他一直把这枚钱系在自己的裤带上，可见其喜爱程度。
王荫嘉一生收藏的历代古钱甚多，其中不乏珍品，如泉界闻名的“天德重宝背殷钱”“永乐通宝三钱”，还有“通行泉货”小平钱、“祺祥通宝宝苏”雕母钱，以及先秦空首布、齐六字刀等一万余种。80年代初，我们父子多次去王健舆上海威海卫路成都路口的家里，观赏其父的遗藏，并将其中一些珍品拓存下来。王老的这些遗藏，在1986年归于上海博物馆，
王荫嘉的藏品之中，有些古钱原为周仲芬所藏，周仲芬是其父的朋友。王荫嘉自宣统二年（19）从北京回苏州后，在周仲芬的指导下，他从原只收集古籍善本，逐渐转变为爱好收藏古钱币，遂醉心于此道。周仲芬的收藏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收自刘铁云（即刘鹗，著有《老残游记》）的旧藏，后来周仲芬将这批藏品中最珍稀的十余种转让给了王荫嘉。19左右，王荫嘉获得了嘉兴金砚云的全部藏品，这是他人生中收集的第一批珍贵古钱币。金砚云为嘉庆年间的一位古钱收藏家，其藏品中有不少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古钱。王荫嘉从这些藏品实物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再加上他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时间一久，他对古钱的研究与鉴定，也日益提高。20世纪三十年代，张䌹伯每次来苏州，都与王荫嘉一起研究古钱学问，为此经常通宵达旦的讨论，并乐此不疲。
天德通宝背“殷”钱的秘闻
民国十六年（1927年）9月初，浙江嘉善地区出现了两枚天德重宝背“殷”钱，均被宁波钱商董弢葊所获。当年天德重宝钱仅古泉大王张叔驯藏有一枚，是稀世珍品。王荫嘉得知此讯后，当即与董弢葊联系，欲求购一枚。到了宁波，董弢葊开价每枚600银元，而王荫嘉那时经济拮据，最多只能拿出三百元，故未能成交，王荫嘉以此为憾，怅然而返。到了同年9月底的一天，王荫嘉出门访友，这次访友，不料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在朋友处发现一枚天德重宝背“殷”钱，此钱“宝”字隶书，且版样与张叔驯和董弢葊的都不相同，王荫嘉自诩：“倘能得之，非独泉界独步，益可以傲张七（张叔驯）也……”。王荫嘉见此钱后有言：“贫虽赤骨，意乃决矣……惜泉而不惜钱，癖魔故志，诚不让江夏书魔独擅其美乎前也！”可见王荫嘉对珍稀钱币的追求之心，已经“入魔”了。
后来此珍钱被王荫嘉所得，他视如拱璧，从此以“殷泉”为号。他在当年杭州出版的《新光邮票钱币杂志》泉币栏目中，发表了一篇考证文章——《殷天德重宝隶书钱》。并将这枚钱的拓片，印制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以作介绍。王氏拥有天德重宝背“殷”钱之事，是泉界同好人人皆知的。
1939年罗伯昭从四川移居到上海，罗先生痴钱如命，他来沪后大力争购珍稀的历代古钱。当年罗伯昭收藏时，尤其偏好于五代十国钱，凡是他没有的，从不吝惜金钱去购买。
那年的冬季，有一天下午，罗伯昭专程去王荫嘉家里拜访，希望欣赏王荫嘉的所有钱币藏品。当罗伯昭看到这枚“天德重宝背殷钱”时，做了一个出乎意外的动作——竟然将这枚古钱放在自己西装口袋里面，再也不肯拿出来了。原来是罗伯昭十分渴望藏有这枚钱，恳切请求割让。
当时王荫嘉怎么也不肯割让，结果那天罗伯昭在王家吃了晚饭，饭后还“赖”在他家不回去，直到夜里10点多，在罗伯昭的再三要求下，王荫嘉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最终还是把这枚“天德重宝钱”割爱给罗伯昭了。王、罗他们两位不仅喜爱古钱币，更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那天罗伯昭当即从皮包中取出花旗银行的支票，马上签了一张4,500元法币的支票（价值同等当时一根黄金大条），交给了王荫嘉夫妇，并一再表示感谢。
缺角“永乐通宝三钱”
1929年除夕，王荫嘉正在苏州家里忙于节前的一些事务，突然有一位老者登门拜访，原来此老也是古钱爱好者，素闻王荫嘉的大名。据那位老先生说，由于春节将临，家里经济拮据，愿将其传家宝——“永乐通宝背三钱”出让。该钱为生坑，满身绿锈，唯钱的左上角有缺损。王荫嘉历来喜欢收藏明代古钱，这枚稀世珍钱突然出现，他不忍错失机缘，决意买下。但对方却开出了500银元的高价，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于是王荫嘉二话不说，一口答应，即刻求其夫人向她娘家亲友处去借钱，最后凑齐了银元10封（50枚银元为一封），终于获得此枚仅见之品。王荫嘉以这样高的价格买到这枚古钱后，家人都问这枚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王荫嘉以独到的眼力、渊博的知识，肯定这枚明代“永乐通宝背三钱”是毋庸置疑的稀世珍品。
为此，我在《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明代珍钱——永乐通宝背三钱》。现将此文摘录如下：
去年（1984年），本人随家父马定祥拜访了王健舆先生（他是已故著名古钱收藏家王荫嘉先生的后裔），承蒙青睐，使我亦有幸得见王老旧藏中一枚罕见珍品——“永乐通宝”折三钱。当时欣获王君应允，作了钱拓。
该钱楷书，直读“永乐通宝”，背穿右铸有“三钱”两字。制作精鉴，笔势磅礴。质为黄铜，生坑，原钱缺左上角，幸文字未损。直径为33.5毫米，厚3毫米。
王荫嘉先生对历代古钱造诣颇深，尤精明钱。据言此枚“永乐通宝”折三钱是1929年除夕以巨值得于苏州，视作珍宝，秘不示人，甚至钱拓亦从不外传。仅张叔驯氏于抗战胜利后由美回国时，因彼此私交甚笃，始予一观，但虽张氏求让而未割爱。
据家父说，“永乐通宝”折三钱，迄今仅发现两品，为世人罕知。另一枚系完整无缺者，与此枚缺角钱的版模大小亦有微差，故两者可称作双璧孤品，遗憾的是另一枚早已下落不明。
明成祖朱棣铸永乐通宝钱，在《会典》和《食货志》等文献均有所载，但上述史料中对永乐通宝的钱制未见详述。而丁福保先生在《古钱大辞典》一书中却曾引用有严铁桥说的一段话：“……沈姓共有永乐钱大小凡五种，略如大中洪武钱之制。”这是目前所知史料中唯一谈及永乐通宝有五等钱的文字记载，惜无钱图。如今“三钱”虽已发现，而“二钱”、“五钱”和“一两十”等三种永乐通宝钱迄今未见到。由此可见，永乐年间铸这类钱的时间十分短暂，铸数极少。
明《食货志》曰：“太祖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明朝政权后因铜源紧张，于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二十二年又加发小钞。为推行宝钞，曾几度采用停铸铜钱或多铸一文小钱等措施。洪武后的永乐、宣德等朝亦多铸的是小钱。永乐通宝小平钱流通甚广，存世尚多，近年来我国的东沙、西沙群岛均有大量出土即是明证。日本亦多有仿制者。
彭信威先生所著《中国货币史》中谈到永乐通宝钱时，只说：“永乐钱只有小平钱，没有折二以上的大钱。”可见当时作者尚未知晓有此折三钱。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王荫嘉生前还藏有一件宝贝，那是一张光绪年间湖北官钱局为发行银元票，委托“大日本帝国印制局”代为设计的彩绘票。票面为光绪三十年湖北官钱局壹大元（直型票）。这种原始图稿的钞票，称之为“祖票”。近年来虽有所见，但这些原始设计彩绘票，大多为民国时期银行所制的。王荫嘉当年所持这张祖票为清代光绪年间之物，可谓仅此一件，弥足珍贵。大凡原始设计彩绘票与后来正式发行的流通票，因经审核后，可能会在图案、文字、年份上略有不同。而王荫嘉那张壹大元祖票，却与后来正式发行的流通票一模一样，丝毫未加修改，颇为难得。我父亲说这是王荫嘉收藏品中的一件瑰宝！
孜孜不倦，奉献《泉币》
王荫嘉是中国钱币界的元老，张叔驯、陈仁涛、丁福保、罗伯昭、张䌹伯、郑家相、蒋伯壎、戴葆庭等老一辈收藏家都是他的知己好友。约在1935年前后，张叔驯曾亲赴苏州，邀请王荫嘉到上海筹办泉币学社，同时出版泉币杂志刊物。
到了1937年春初，王荫嘉即应张叔驯、陈仁涛两位之邀，专程从苏州来到上海张叔驯处商议成立泉币学社之事。是年夏初，王荫嘉再次赶赴上海，并在七月初于张叔驯家里举行泉币学社大会。当时参加筹备会的，有张叔驯、陈仁涛、丁福保、张季量、戴葆庭、杨廷康等人，除了张、陈两人在会上表示，准备各拿出1万银元筹备成立新的泉币学社，张叔驯还将其霞飞路豪宅里的一栋小洋楼，免费提供作为办公场地，供新泉币学社使用，同时也作为王荫嘉在上海的住处。大会拟定由王荫嘉任泉币杂志总编辑。另外，张叔驯当时拍板，让他的助手杨廷康协助王荫嘉，共同来做筹备工作。
岂料，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办泉币学社时，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杭州一带先后被日军攻陷。第二年张叔驯先生一家移居美国，所以，张叔驯、陈仁涛两位雄心勃勃，筹划成立新的泉币学社之事，就此中途夭折。
正在王荫嘉感到失落之际，钱币界的另一位大佬——罗伯昭先生从四川移居上海，得知张叔驯、陈仁涛两人此前有筹备成立泉币学社之计划，后因日寇侵华而未能实现。罗伯昭有一次在泉界同好聚会时，表示他对成立泉币学社一事颇感兴趣，并明确表态：“上海泉币学社成立的话，关于资金方面不是问题，可以由我来承担……”罗伯昭并表示可将其巨泼来斯路（现安福路）7号的寓所作为泉币学社所在地。
1940年8月26日，中国泉币学社（又称上海泉币学社），在罗伯昭的住宅正式成立，大家公推年龄最长、上海钱币界的元老丁福保为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中国泉币学社每星期六午后4点到6点30分，在罗伯昭家里底楼客厅专门辟为泉界同好聚会场所。每次泉友例会活动，均有专人记录。每月第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同好大家还一起聚餐。可以说，那段时间是国内古钱币研究最活跃的时期。
1940年10月，泉币学社上海同好发起了“寿泉会”活动，此活动主旨是凡年满半百者，泉友为其出祝寿泉拓，以示纪念。当月适逢王荫嘉四十九岁华诞，故该会在罗伯昭家中开了第一次大会，会中同好十余人相聚，一时杯觥交错，大家共同为王荫嘉祝寿。
中国泉币学社除每周举行社员茶话会外，还发行学术研究刊物《泉币》杂志，由郑家相任总编辑，王荫嘉担任校对。在他们两位的通力合作下，《泉币》这本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至今仍然是中国钱币爱好者研究及收藏的工具书，颇有价值。家父藏有当年泉币学社社友谈话记录本五册之外，还有王荫嘉先生《泉币》杂志校样时，留下的一些勘误校正的手迹。
王荫嘉告诉我父亲，他与吴湖帆（中国近代著名山水国画家和书法家）的一件往事，他们同为苏州人，吴湖帆平时也喜欢文物鉴赏和收藏，二人很早就认识，是十分投缘的好友。当年《泉币》杂志创办之时，杂志需要名人题写刊名，王荫嘉向社长丁福保推荐吴湖帆，并由丁福保、王荫嘉、张䌹伯三人出面约请吴湖帆题字。1940年，吴湖帆不仅加入了泉币学社，并挥笔题写下了“泉币”两字，并盖一颗“倩庵”朱色阴文方章。《泉币》第7期的封面采用了吴湖帆的墨宝。现此件的实物原件，我父亲已于1991年捐赠给了浙江博物馆，珍藏于杭州“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
王荫嘉自担任《泉币》杂志编辑、校对职务后，他深感这是罗伯昭和上海同好们对他的莫大信任，所以他对这份工作干得十分认真，每篇稿子都要校对四五遍之多。有时为了避免工人排字错误，又亲自跑到印刷所边看边纠正。王荫嘉后因血压实在太高，于1942年4月30日回苏州老家休养。他虽然身在苏州但心系上海，他要求罗伯昭将每期的文章寄到苏州，仍由他继续负责校对。
后来因战时资源供给不足，印刷纸张缺乏，又因纸价昂贵等等原因，《泉币》杂志于1945年就此停刊。抗战胜利后，罗伯昭等人皆忙于业务，王荫嘉也因身体状况不佳的缘故，中国泉币学社及《泉币》杂志出版事宜告一段落。
王荫嘉在日本的《货币》、杭州的《新光》、上海的《古泉学》《泉币》等杂志上都曾发表过文章。他当时发表文章时大多用“殷泉”“苍虬”“荫嘉”“二十八宿研斋主人”等笔名。我初估了一下，自20世纪代至40年代，王荫嘉撰写泉币研究文章共有百篇以上，我父亲称他是中国近代泉坛中的“一支笔”。
王荫嘉早年每得一钱，便亲自制拓，并对该钱作评点批语，从中而反映了他收藏、研究中的喜怒哀乐。经过多年的积累，编成了一部18轶19册的《双长生树屋泉觯》，该书从圜金刀布开始，到清代宣统为止的历代古钱，内中还包括安南、朝鲜及日本的古钱币。
这部既有王荫嘉手迹又有墨拓的本子，名曰《古泉拓墨》，共有51册之多，是王荫嘉遗留下的学术著作，是钱币界的宝贵财富，该书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
这些王荫嘉以藏钱心得所写的文字，于20世纪90年代经整理后，以《王荫嘉品泉录》《王荫嘉品泉续录》相继出版，各地泉友们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