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逃难的事，广州人叫“走日本仔”，这是家国的世纪大事。那时代的广州人，是谁都经历了这事，谁不会忘记。
那天，祖父在茶楼里与一班人等谈天说地的当儿，正是日本大举入侵与当局的历史性错误，致出现全国性大逃亡的局面。逃难：“走日本仔”，举国上下大徙移，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是闻所未闻的一宗大事。
1938年秋，武汉失守。10月，南线日军从水路进攻珠江口，不足半月，敌军已兵压广州城下。
这时，留在家里的是二伯娘与我三哥永恒，我母亲与我二哥永豫、我和还不足一周岁的庆玉妹，还有曾祖母与三姑婆，一家都是老人妇孺。祖母是念佛的人，每天早起洗盥完毕，点亮了香油灯，虔诚地给佛爷献上一炷清香，接着便端坐佛像面前，开始了一天的早课。先是向天上佛爷们祷告，保祐老爷和孙儿们健康，再是保祐儿子们百事顺利。
话说回来，那天祖父在茶楼听了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的消息回家，把战事形势告诉大家。祖父回到家里立即召集家庭会议，所谓家庭会议无非只是几个留家的妇女。
祖父说：“阿嫲，（叠着孩子的称呼）兵荒马乱了，保得住人就不怕没有家。外面已是走的七零八落的了，现在走还可走得了，迟了怕可是会吃亏的了，我们老幼妇孺这一家大细的。”
祖母沉着地：“老爷，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就是了。”
祖父又转过身去问太婆说：“太婆呢？大家都去避一避好吗？日前我已托人找到了白沙的三哥福昌，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我们去短住一头半月没问题。船也定好了，收拾一下细软便可起程。”
太婆叹一口气：“唉！事到如今，只恨那些萝白头总是不忘要吞食中国这块肥肉。只是我等老太婆小脚伶仃，平日连路也不多走几步的，能走动吗？不如留下我和阿安（三姑婆）不会有事的，免得拖累众人。”
祖父听罢，忙趋前向自己母亲说：“阿大(母亲),您老人家是我们家的最尊,若您不离开，我们为儿为孙的，怎敢行半步。我亦考虑了，您二嫂及阿安还可自己走动，太婆你，我已雇请了一位年轻力壮妇人随船照顾，可以背动得您平平安安的有来有回。”
太婆便说道：“唉!既然如此，那就快点收拾吧！阿三，你帮帮我。“
“得了，女儿知道！”允安答道。
祖母只把细软钱财藏于裤带的布筒子里，在身上扎紧，另一份交给了祖父。又交给每人一点零钱，以避不时之需。准备妥当，中午每人只草草吃了点杂粮，便打发起程。
广州人八年屈辱，就从这一时刻开始了。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一位革命导师的名言。过去是怎样的？忘记了便无法与今天的日子相比拟。在我出生以后第一个人生阶段的童年，便遇上一个这“国破家亡”的厄运，一家人的遭遇，至今仍历历在目，不会忘记，不能忘记，不敢忘记。
那时候，我才4岁，一串令人难忘、引人深思、教人奋发的往事，印象是殊深的，如镌心头。
“走日本仔”，这句广州人几十年都会提起的话，是指那场令人心寒的广州全城大逃难。一个大都会城市，一夜之间撤退得清冷。
史载：1831年“九一八” 事件开始，日本打开侵略中国之门。1938年，日军已经做好了南北夹攻，大举侵犯华南的企图，而国民政法部门错误认为广州邻近香港，涉及英国利益，是不会贸然攻打广州的。于是将华南的兵力调往华东、华北，连驻守广州的军人也并无防敌之心。谁料，于10月10日，广州各大影院忽然打出“军人紧急回营”的字幕。12日，4万日敌在广东大亚湾闪电登陆，当天占领淡水，13日攻下惠州，博罗失守。时驻广东的中国第四战区广东军总指挥余汉谋，辖下只有一五三、四、五和一五八几个师分守广州市北，增城东、西、北路各点。
1938年10月14日，广州市政府紧急决定撤退连县，15日，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广州，城中心一片火海，一德路被夷为平地。惠爱西路也被丢下了炸弹。
17日，日军攻打增城，强渡江河，狂轰滥炸。余（汉谋）军虽多次退敌，但军力不足，广北义勇组织民众倚河拒敌。20日在广州北郊与敌相遇，展开肉搏战。有资料说，此战毙伤日敌1900多人，我军将士民众英勇抗敌，2900多人阵亡，伤5000多。可见惨烈。
21日，广州陷入日人之手，倭寇的红膏药旗遮掩了我国南方这个沿海最大的城市。沿途大小城镇，敌寇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珠海三灶（今西区），至今仍留下一座抗日碑、万人坟，就是敌人大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罪证。
那年10月，早在占领广州之前，贴着“红膏药”的疯狂敌机在广州上空出现了，飞机的轰隆声、零零落落的炮声打破了这个城市的平静。人们开始了怆惶逃难，扶老携幼的人群有往东走的，也有往西、往南、往北去的。入内地、走四乡。最危急的时候，二伯父忽然回来了，他说知道广州危急，妻子也快生产了，又赶着回来看看，正好是遇上。
在祖父指挥下，带着我的曾祖母、祖母和三姑婆三个小脚伶仃的老妇人；二伯父照顾着二伯娘和比我年长仅六个月的儿子永恒（我三哥）。我母亲则挽着比我年长两岁的豫哥和我，以及刚出生还不足一周岁的庆玉妹，一家人就这样从硝烟弥漫的广州逃了出来。
其实，我们要逃难去的地方并不远，记忆中是乘搭一艘木船，穿行在珠江河面上，到了一处农村。上岸时已是夜幕降临，乡人提着灯笼，摇晃着的灯光引导我们到了一间经过一片片菜地草地才到达的农舍之中。我印象中记忆不起在前面提灯笼的是怎样的人，却总记得眼前一个灯笼的摇晃。后来听大人说，这地方是我们家乡南海的一处小乡村，叫做白沙乡（现在南海金沙洲），接应我们的是老家的一户亲戚。
人还没有住下，可能是颠簸的关系，二伯娘怀胎十月，下腹忽然开始了阵痛。祖母说：“要酥（生产）了，阿弥陀佛，菩萨保祐，阿海，快看那里有接生的。”
“还是回广州吧！得赶快！乡下恐怕不行，我们初来步到。阿海你看怎么办？”祖父说。
祖母同意了，并着伯父同行照顾。
二伯父是刚赶回来的，挂念着怀孕的妻子，出发时赶上了回家，现又速召乡间小艇护着妻子往回赶。
所幸，伯父的第一个女儿顺利出生了，是继大儿子永恒对下的第二胎。一同又回到了这个白沙乡来了。祖父给赐名为庆棠(棠棣之花—美丽之花、兄妹深情)，是祖父母的第二名孙女儿，一家人又庆幸又高兴自然不在话下。
住了下来，这里真好像是另外一个天下，菜田、果树，小桥、流水，如大镜一样的鱼塘，似鳞片排排的房顶。我们住的是一处瓦房，屋门前有一截石板路对着流水潺潺的白沙河。我特别喜爱这河，太吸引人了。白天常有人在河里抓鱼虾什么的，或是游泳。有一次，我在没有大人跟着的情况下，竟然来到河边看风景，坐在水边看大人在水中玩，真过瘾，着了迷，看着看着身子一歪便往河中滚去。
一个年轻大哥从河边扑上来，一手把我托在了胸前。“呀！好险！”河中的人们齐声叫了起来。河岸上也有人惊叫了，此时妈妈急急抢着出来了，忙把我揽在怀里，向那位哥哥连声道谢。而我却不知道什么是惊，很有趣。可是那情境，是记在心了。祖母说是“菩萨保祐”,装香还神 。
每天都有人到城里去打探情况回来，晚上祖父便前去请教，到村人家中探访，等到回家来便把情况向众人公布：
广州市内很多地方被轰炸了，日军南北水陆两路，从北郊和白鹅潭进入广州城，沿途尸横遍野。
大家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的在打听广州的消息。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直到有一天，乡人们回村里来说，广州情况有了点安定，贴出告示命令市民回城，发“良民证”，以后没“证”的便要“拉人”当“奸细”办。大家虽然心惊，但也不能总躲在乡里，只得回城了。
我们从农村回城后，那贫困、彷徨、恐怖和苦难的日子开始了。回到广州，所经之处所见满街都是瓦砾垃圾，有的路旁躺卧着还没有人去掩埋的死人尸体。见是用破席盖着露出死人的头脚来，大人把我们小孩拉到身后不让看，这神秘更增加恐怖感，那可怕的印象就更深入脑际了。
我们小孩子是跟着母亲及太婆第二批回广州的，祖父母与三姑婆是早一天先行回家试探的，三个老人先回城去看看，我们后几天才回。后来，听祖母和三姑婆说，他们回来的时候家里大门、趟栊门都被打开了，东西全都被人偷抢光了，地上积了厚厚的垃圾，清理了一个整天。
祖母说：“我站在门外，两腿直发抖，看着这情景，双脚迈不开步，还是三姑婆镇静，找了干净的地方让我坐下，她和你祖父先进去清出一条路来，才扶我进去。”
姑婆说：“真不明白，屋里何来这么多垃圾，还有粪便，好艰难才忍住没呕吐，进入屋里。看来那十天半月的日子里，给盗贼占做贼窝了。”
祖父说：“眼前大难总算过去了，如果当时不避开，可能不死在日本仔手里也死在贼人之手了，现在众人都安全便好了。”
那年，我们住在惠爱西路粤华西街，沦陷前一家“四代同堂”，祖父已是50多岁的老人，身边的三子三女，这时没有一个在跟前，都随工作单位内撤或辗转避难去了。家里只有祖父一人率领一群妇孺，可想而知是多么繁重的担子。无时无刻不承受着日寇残暴与饥饿的威胁，八年抗战，能捱到抗日战争胜利实是不易，是万幸了。
敌人虽是说占领了广州，但是广州还未完全沦陷，反日情绪十分高涨，日机还在轰炸。初期，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强暴行为，当时我年幼，初还未懂得用愤怒的词句。但随着年龄渐长，感情上对日寇从害怕变为愤怒，变为仇恨，国恨家仇谁能忍受。日军进入广州，双翼贴着圆圆两团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每天从三灶机场（珠海）起飞，肆虐珠江三角洲穷凶极恶，飞机上往下扫射子弹像下雨一样，丢下的炸弹像倒水，被杀害的平民横七竖八倒在路上、田里、水边，血流成河。
逃难刚刚回来，敌机仍隆隆地在广州上空盘旋，耳际犹闻远处疯狂可怖的轰炸声。飞机飞过时我在屋门口望向天空，隆隆隆响处一排敌机在屋顶掠过，清楚看见地机翼上贴着窝篮大的“红膏药”。母亲吓坏了把我一把拉回屋里，把我塞到厅里拜神的八仙桌脚下，一说是祈求神明保佑，二是有什么东西丢下来有块木头挡一下。
日寇进入前在广州丢下不可数计的炸弹、夷烧弹，倒塌的房屋瓦砾下此时尚在发出焦臭的味道。几天前，敌机轰炸海珠桥和电厂未中，结果毁了一条一德路。一架敌机在惠爱路一带丢落了炸弹，我们居住的粤华街口不远处，一幢三层楼房被炸弹炸开了一个大洞，从楼顶直通地下，被炸房屋的墙砖瓦片玻璃碎片飞到马路上。我跑到街上去看，街口那被炸塌半边的楼房，情况惨不忍睹。惠爱路马路边上站着很多人，人们在议论：那天,死人的手臂怎样被挂在了电线杆上，一条死人大腿被炸飞到马路中央；还说炸弹片飞过马路时，打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人被削去了半片脑袋，身体还在蹬着车，自行车向前冲了几十米远，血淋淋的人体才随着车身倒下来，那是多悲惨的事啊！
听见站在路边的街坊们说，住在这楼的人都被炸死了。未塌的半边断墙上，留着喷溅染红了的大片可怕血迹，七零八落的杂物却是静静地系在半空它原来位置的墙壁上。看着是多么凋零，我听着毛骨悚然,心是多么颤抖。敌人留下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罪恶，人权何在？公理何在？
日寇进城后，大举占住城里的楼房。兽兵穿街过巷搜罗年轻女性，进屋第一句便问“花姑娘的？”被碰着的逃不了被施暴的惨遇或被拖走，至于光着身子的女尸被丢在路边的事常见发生，有一天，我从街上回来，回到粤华街东街口处，看见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女尸俯伏地上，有好心人把一块破草席给遮盖了下半身，等待人来收拾。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竟有被割去一块块尸肉。三姑婆凄然说道：“惨啊！那是人吃人的世界啊！”
那时大北直街口（今解放路与中山五路交界）的“鸡林”（家禽商店）对开马路边，设有一个砖墙砌垒的日寇岗哨，形如碉堡，路过的一切人都要“乖乖”地在此排队受检和向日兵行礼，被发现逃避者会被打至半死。有一次我在这里经过，见一中国男子被打得口鼻流血，还要罚跪在马路边，头上顶着一张酸枝木椅，那种痛楚状令人惨不忍睹。过路的妇女常有被那些禽兽日兵摸捏，听路人说每天都有年轻女人被拖入碉堡内施暴。
因这处距我们家仅一街之隔，甚为靠近。那天，我无意中路过这里，见状也不敢躲避，随着行人排队，眼前这日兵凶眉突眼，目露凶光，双手抓着一根长枪横在身前，或摸捏着眼前的“猎物”。我排着队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还得很不愿意的奴颜婢膝地弯着腰大鞠躬。走到前面那兵没有理我，便过去了，可是我还是不敢加快脚步，心里实在有恨又惊，觉得耻辱，便哭了。我想如果是我妈妈带着我，一定会拐路避开，但一想，如果被那日鬼遇上，那还不更祸劫？那个时候，哪里还有中国人的人权和尊严。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太多了。上述的只是区区一个普通小学生眼里所能见到的。那时，我已是多么痛恨日本侵略者，多么盼望自己国家的强大。
一天傍晚，姑婆在家门口打听到日本人正在挨家挨户搜查，赶紧返回报讯。此时祖母正坐在前厅神桌前念佛，连忙把趔趄学步的玉妹搂在身边。姑婆急急走入厨房，见母亲在炉前烧火，便说：“五嫂，你后生女人赶快藏起来。”说着把母亲推进内房。
两个日本军人闯进屋里来了，跟着进来的甲长。问祖母说：“问你家里有几个男人？还有谁在里面都叫出来。户长在哪里？”
祖母手里还捏着佛珠，答道：“回学校教书上课了。”是指我祖父。
甲长对日本人说了几句话，日本人便往内屋巡了一遍，幸亏没有大的动作。我抱住祖母，祖母揽着庆玉妹。我很心慌，偷把眼睛朝屋里面瞧，心里挂念着母亲和姑婆。
日本人和甲长走后，姑婆满面锅垢地走出来，又到门口观看了动静，才说：“菩萨保祐，五嫂躲起来了。”祖母也说：“多谢菩萨，三姑你叫五嫂还是先不要出来。”天黑了，确信敌人走了，母亲才从后房里的杂物垛下爬了出来，说她惊魂还未定，双腿还在打颤。
夜已降临，忽然街外传来一个男人凄厉的嚎叫声。祖母提高着声音在念佛，这回也着实的吃了惊，忙吩咐姑婆在门后窥看是什么回事。她提心吊胆地，担心祖父在这时候闯回来。
原来是有另一伙的敌人，在本街斜对面屋，搜出了一个中国中年男子，把这人绑在了屋门口围墙一条砖柱上。不知是什么缘故，日本人用棍子、枪托打着他，那撞击人体胸口发出的声音很是怕人，鲜血从那人的嘴里鼻孔里流出来。那男子的头颅渐渐垂了下去。
倭寇离去了，留下了又一笔血债。
那无辜牺牲的陌生男子，街坊们说都没有见过他的。也许是位……
这是我少年时看见的第一个凄惨、悲壮的真实事件，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领土、在家门口，被日本侵略者就这样当众残害死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牢记着这国耻。
有血性的中国人，爱国者，他们的斗争是悄悄地在这个
城市中进行着的。
自从父亲北上之后，母亲无日不在想念之中，少年夫妻第一次较长的分开，是战争，正义的战争抵抗不正义的战争。祖母每天在神前装上一炷香，盼神明保祐。
忽一日，家里接到电报，是给母亲的。母亲一看，眼泪水便扑簌簌的滚落下来。祖母问什么事？原来是父亲从惠州拍来的急电：“重病滞留，速来救我！”附有地址。
怎么办？祖母看着我母亲拿着电报那哆嗦着的手，冷静地说道：“五嫂，立即起程吧，车钱不够，我还有一点。” 祖母又给了一些必要的盘缠，又从衣袋里取出一枚戒指交给我妈。母亲随后辞别了翁姑，立即购买了车票赶赴惠州。
后来母亲打来电报说：“觉民大热症高烧已转港医治。”
原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一五八师，原驻广州市郊龙眼洞，后移师东圃。日军占领广州前，军队沿铁路北上守护大广州，全师驻守增城西段联和一带。17日前后，穗北几个师先后与日军相遇，激烈战斗了多天，打了几场大仗。
后来，爸说：“那时，我们的军力没有满员，比较薄弱，军队与南北前后夹击的日本鬼子兵遭遇，那时，不管你是什么兵，都得打，我们在地面迎战，我这个军需官也一样提枪上阵，我在剧团练功也不是没用的，硬桥硬马练过，也顶得一阵。也幸亏没遇上肉搏，可是也够惨烈的，敌人死了一千多，可我们各部队，总共牺牲五千多人。我们地上和他打，他们天上地面全面进攻，炮火过后，忽然天空中很沉的隆隆声自远而近，敌人的轰炸机来了，炸弹随之掉下来，天昏地暗。我们是朝弹坑里跳的，避开炸弹丢下的重复性，就这样的蹦跳着前进。
忽然一阵黑影掠过，我们赶忙的爬在了地上，接着是敌机上丢下炸弹接二连三的巨响，周围硝烟弥漫，掀起的大量泥土扑面而来，沉甸甸的打在头上身上，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是生是死。等飞机过去了，抬起头来看时，身旁原来一起俯卧地上的同伴，此时半被掩埋地瞪着眼睛张牙裂齿的，人已是断了气。更有连头颅也被削了一半的。
那时候也不知道怕，怕也没用，混身鲜血地弯着腰来便往前跑，怎么也得追上部队才是重要的。”
我打心里尊敬爸爸，他是抗日战士。人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是惟一。以后，爸在辗转行军和战斗中，军饷和医药又未能及时补给，军队大批士兵病倒。爸在撤退翁源时得了大病，高烧不退，患了大热症。无线电站站长（是爸的好友）说：“你走吧！”派人护送他搭车到了惠州，到了惠州已是不省人事，那同伴帮他住入旅馆，并代发了急电给我们家。可以说是遇上好人，爸才检回了一条小命。
那时，香港未沦陷，我外祖父母在香港，家境比我们好。我母亲带着病重的我父亲到港后，与外祖母联系上，送我父亲进了医院留医治病，直至痊愈。我爸的命是母亲及时救的，以后还调养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广州来。
那时，我们的四公公四婆婆住在我们对面街的东一街的10号。八姨刘惠文才二十二三年华，结婚后住在与我们同楼的3号二楼，妈说老八真是长得美丽一副好样子，生有两个漂亮女儿，大的叫耀枬，小女儿淑贞。
妈妈与八姨七姊八妹的很是亲密，自然对两个小姨甥女爱护。有一天，妈妈对爸爸说：“我们到楼上八妹处探访一下他们吧，搬来多天了，今天妹夫刚好回来，上去聚聚好吗？”便带着二哥、我、庆玉一家人上去坐了一回，我是第一次拜访了这一门亲戚（第一次看见八姨和八姨丈的印象还挺深刻呢），日后虽然四婆婆四公公两个老人家不在了，八姨及女儿淑贞与我们两家人还有了几十年的来往。
43、44年是我家最困难时期，那时我已有四个兄弟妹，永升弟于1941年出生，他很瘦弱，记得那年，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见这段时在汕头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母亲回来了，正与祖母在二厅说话。我高兴地叫了声阿大（母亲）。
祖母说：“阿升，叫四哥！”
升弟用很微弱的声音叫我：“四哥！”
此时我才注意到站在母亲身旁的升弟，他身材瘦小，面色不佳，我心里一阵疼爱。可能是看见了我的神态，祖母说：“阿升刚病过，现在好了。”
升弟是很乖的孩子，不爱和其它孩子玩，后来读书功课一直是班里名列榜首。但是我印象他永远是未长大的孩子。
父亲在外工作亦不稳定，家里靠母亲做工，母亲在惠爱路一间饼店找到工做，是门面销售，当然就要有件比较整齐的衣服。在开工前的晚上，母亲正在为这事忧愁，刚巧八姨来了，知道情况后说：“我有，愁什么？”便赶快的把一套浅蓝细花白竹纱短衫裤给母亲送来了，母亲很是高兴，而又觉得不好意思。那时节，可真是靠的亲戚守望相助，八妹真是好姐妹。
母亲第二天大清早便上班去了，做的工虽然只有极少的工钱，但也可安慰老少了。晚上，天色已暗下来，怎么不见母亲的身影，弟妹们就哭了。祖母把姑婆前往伯父那里取回来给老人家吃的饭菜，一口一口地，喂在我弟妹的嘴里。等到母亲回家来时，有时是带回来一纸角的粗米，有时带回的是几条小小的番薯（红薯），大家也就高高兴兴的等着吃晚饭了。
由于家底就这么薄，那次逃难后家里衣物也丢了，母亲只得一套上班可穿着的衣服，没有另外多一件光鲜可替换的，所谓穷人洗夜衣，洗了衣服就用竹子凉在门楣上，门楣上面的窗户是打开的，好让洗过的衣服快干明天好穿着上班。那一天大清早起来，可把母亲吓了一大跳，衣服没了！晒衣裳的竹竿被收在了屋外。母亲真有点魂不附体的感觉，怎么办？这天只好穿了另一件稍为洁净的衣服去上班，老板不高兴了，说是有失他铺头（商铺）的门面，母亲无奈，此工作没有了，怨谁？怨那贼无良吗？他也是人穷之迫，怨自己吗？欲哭无泪。这天母亲在家里，郁郁寡言，对着墙壁发愁。一个弱女子，一个原来出身书香世家的女学生，今日父母不在跟前，丈夫也不在身边，一个受着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国人没有人生权利的社会。
祖母看在了眼里，走到母亲跟前，说道：“五嫂，老爷奶奶都知道你的苦处，天生人天养人，有脚就有走的路，有手就饿不死人。一家人有粥吃粥、有饭吃饭，有一口饭大家分开吃，绝不会让你为难。”母亲扶着祖母强咽着满肚子的泪水，站起来对祖母说：“奶奶，我知道了。”
母亲还是每天外出找工，常是打些零散，我已是离家不远的朝天路小学（当时是市立第一小学）的小学生，六姑姐已回来，在该小学任教师，该校有困难的学生不用交学费，我和二哥、三哥，还有四姑妈的儿子澍北表弟，都是在该校念书。我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
有一个晚上，我做完功课上床睡，可母亲和祖母的谈话使我不能入睡。只听见母亲说：“今天幸亏没被日本鬼抓住，否则可能小命也没了。当时我还未知道怕，躲过了那日本仔的岗哨，但那货送不出去，我偷偷把它藏在了楼梯底后面那些杂物里。”
原来母亲是帮一位商人，偷偷把私盐从芳村码头运输到大北门。日本人对盐是严格控制的，因怕支援游击队，查着是大罪的。
祖母听了大吃一惊，说：“这事太危险了，五嫂，明天快把这事处理了，再不要去了。”母亲答应着。
但是母亲毕竟还是要找工作的，养家嘛！
有一天，刚巧放学，我从学校里出来，走在朝天路（烂马路）上，准备转入陶街回家。忽然，一辆满架着黒麻麻干柴和柴枝的人力大板车吱吱的从身旁推过，车子艰难地摇晃着，发出刺耳的声音。柴车头尾各有一人更是艰难的吃力地推着车。我忽地发现车尾的那人竟是我亲爱的母亲。
“啊！阿大！”我叫了母亲一声，便把我那小小瘦弱的身躯也上前去顶着那重重的运柴车，用力地去推，我怎样动得那分毫？
这车上的柴垛，高出车板上一米多高，车头打车把手的是一个身体比较健壮的妇女，母亲身穿黒色的短衣，整个身体全靠在了柴车后垛上，汗水把母亲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我从没有看见过母亲这个样子。那时这朝天路，全是坑坑洼洼出名的烂路，没有一寸平路，车子每走一步，推车人都要付出极大力的代价，母亲清癯的脸上消瘦了一圈又一圈。我嘴里唤着：“阿大！阿大！”母亲看见了我，召唤前面拍档停了车。哄我说：“没事的，你先回家去做功课吧，我很快便回来给你煮饭吃。”
夜已黒，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我的脑袋里一片眩晕，泪水从我的脸上像瀑布一样哗哗淌了下来。妈妈的背影，纤瘦的背影，她的头部有力地扭在一边的样子，用肩膀顶着柴垛，柴车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的样子。
我脑子里的母亲的形象一向是温柔、文静，现在竟然爆发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全是为了家，为了儿女——我们兄妹们。这就是我们的母亲的全部。这背影一直在我脑子里直至现在（指今日执笔之时），丝毫没有半点减退。
那时候，我在读小学，上课时，听老师讲：“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绘制了大幅的彩色连环画《岳飞》、《梁红玉大破金兵》、《公冶长》等，做成立体画箱，对着画片绘声绘色地一幅一幅给我们讲解岳飞、梁红玉爱国抗敌的故事，教我们树立爱国和正直做人的思想，加上所历所见所闻，使我从小树立痛恨侵略者的观念。
我们学校是全市比较有名的小学，辛亥革命前就是颇有名气的学堂，民国后所以定名“一小”。学校有较大场地，后园是供学生劳动学农的菜园，每天划出一定时间，由老师带学生到校园学种菜。有一天下课后，我们一班同学按值日安排到校园给菜地淋水，看见我们种下的菜生长茂盛，很是高兴。我们菜园旁边是一爿旧围墙，墙外面的一排泥房，住着的是校外的街坊。这时，听见有人在喊我们：“学生哥！”我和另一同学都看见，是破房子前一位老婆婆在招手，指着菜地说：“帮我，帮我！”
我和那同学都以为是她老人家想要一点地里的菜。便走向菜地指着地里的蔬菜向她示意。老婆婆忙摆手说：“那菜是你们学校的，我不能要。是请你帮我，把菜地旁边的那棵落地烂木瓜树芯拖来给我。”
我奇怪地，这树已经腐烂，有什么用？便问：“这树？”
老人家说：“啊！孩子，这树芯煮烂可以充饥，我们又穷又饿，没饭吃了。”
我听了心里酸的想哭，我们家穷，饿了妈还会给番薯我吃。我和那同学便积极地给她把那木瓜树芯拖到墙边给了那老人，才和其他同学一起继续去给园里的蔬菜浇水。
过了几天，我们又被轮值到菜园去了，我记挂那可怜的老婆婆，便到那墙边去找她，等候了很久都见不着。后来出来了一位老大爷，我便问道：“老爷爷，往日住在这里的老婆婆在吗？她叫我给她拿过木瓜树的。”老爷爷凄然地说：“她死了。”我惊愕了。
老爷爷又说：“人饿极了就什么都想往肚里塞，塞胀了便作饱了，其实，那硷性东西，她怎能受得了，拉了几天肚子就完了，冤孽啊！”
我听着哭了起来。说：“是我害死了婆婆！”
老爷爷铁青着脸说：“是萝白头！”我心理难受了好久。
一天的下午，家里来了一位年青人。祖母看见来人，心里便好像被针刺般的痛。眼前这孩子，满衣服犹沾着污湿的泥垢，袖口上一片已经发硬了的血迹。那脸容憔悴，脸面浮肿，又黄又淤，原来一双明亮的眼睛，如今已是变得浮肿和浑浊，眼周一圈的黑晕，哆嗦着身体，无力地对祖母说着微弱的声音：“二姑妈！”
原来那是祖母的一位亲侄儿，祖母忙招呼他到里屋坐下，听他诉说着几天前发生的惨痛遭遇，泪水已从祖母的眼睛里潸潸落下。表叔在市郊一个工厂管仓，这是一个物资仓库。几天前，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来了一辆汽车，他和另一个工友打开了仓库门，让来人搬走了一批物资。临行时运货的人对我那表叔说：“兄弟，多谢你们支持了我们，这里是日本人的仓库，东西丢了你会麻烦，你们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表叔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但我有家有小，是走不了的，你们还是把我捆起来吧，把我的嘴也堵上。”工友应要求把他捆绑住了，只不忍心堵他的嘴，怕他窒息。
那工友临离开时流下了眼泪，对我表叔说：“兄弟，希望你能顶的住。告诉你个消息，日本人一定会失败。”
第二天事发，表叔被押进日军宪兵部，拷问了一天，吊了半天“飞机”，又灌了辣椒煮的水。灌辣椒水就是把人仰卧缚在凳子上（或老虎凳），用辣椒水往人脸上淋灌，水从七窍（双眼、鼻孔、嘴巴、耳窿）往里钻，把人的胃、肺也灌胀了，然后，日本人用大皮靴往你身上踩踏，辣椒水连着血水，一齐猛烈地从受害者的五脏六腑里被挤压出来。血水从表叔的“七孔”向外喷射，一个肉做的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表叔当时没有死去，醒来后，敌寇又押解着他到码头、车船站人多的地方到处去“认人”，当然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眼看人也快不行了，表叔被放了出来，他不敢回自己的家，躺在街头喘过了一口气，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便摸到善心肠的姑妈家，向我祖母诉说了这一切。祖母也哭得眼皮红肿了，用家里仅有的几两米煮了一锅烂饭，叫姑婆去街市一角钱买了一副鲩鱼肠回来，洗净后焖焗在饭里，认为可以补一补身，劝着表叔吃了。祖母还想留表叔在家住几天，他不肯。表叔说他不能在这住，日本仔还不会放过他，再说他也不知自己能有几天命了，不愿意给姑母惹麻烦，坚持要走。祖母悲痛地说：“孩子，望天保祐你，菩萨保佑你吧。这是什么世界啊！”几天后，就有人传来噩耗，表叔死了。是表叔家，祖母的兄弟派人来告知的，祖母又哭了一场，而表叔家里人的何等痛苦之情则可想而知了。
因为敌人在各个战场遭遇失败，中国人民胜利在即，敌人越来越变本加厉。敌警车终日在市上尖叫，捉了不知多少中国的爱国仁人志士。
一天早晨，在回校的路上，从粤华街转向陶街的东街街口路上，忽然挤了很多人。我平时大清早上学，总是一路上踢踢踏踏，拨弄路边的小石子、罐头壳子之类杂物，甚至踏飞路面凹处的积水，感觉良好。这天不然，街边那些陌生人们一张张脸上奇特的表情把我的注意力吸引着了。他们有的人或是愤然，或是激动，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在窃窃私语，使我好像陷入了一个童话的即景。
慢慢我便听出个眉目，原来昨夜这里发生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恐怖的夜，尖叫的警车包围着街口的一幢楼房，不少日寇和伪警冲进该房子查抄折腾了一个通宵。这时人群中议论说：“天光时军警已经走了，搬走了不少东西，说是一座潜伏的地下电台。但捕不到人，从天台上跑了。”
我听了很激动，这幢楼旁边的房子，都住了不少日本人，每在下午下课回家，便见到那房子的骑楼里，或是打开门的屋门口，常有一些男人光着全身只在胯下吊一条手帕般大小的小布，走动时还一扬一扬的，很令人可笑；而那些脸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挽着发髻的日本女人，却是光裸着上身。回家后我把这些告诉祖母，祖母教我以后经过要把头拐向另一边。可我有时忍不住好奇而也偷偷的望一眼。可就在这样的地头里，就在日本人住区中心搞了个“爱国者地下电台”，真叫人尊敬和传奇。这时我大胆抬眼上望，只见这房子二楼临街一个推开了的窗户上，一只半掉未掉的木百页窗门，正被风吹得来回地掩动着。还可望到房子内空空洞洞的。心中忽然觉得惊喜着，仿佛眼前楼上还住着那些抗战英雄，他们并没有离去，他们还在战斗。这是我平日上学必经之路，目光也会常在这地方停留，为什么以前我眼前毫无发觉？这平凡的一所民居，竟然会是英雄如此施展抗日谋畧的场所，从现场群众的目光的流露和神态可见，他们的行为，已深入在人民的心中，人民爱护他们、掩护他们的。
那时我在朝天路市一小就读，只10余分钟即可到校，可是要过几个路口。对面马路即将军东路，是日本人占住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日本小学，每天我们上下课回校或返家途中，都会遇上好些三五成群结队的日本小鬼仔，他们年纪虽小，却已沾惹了侵略欺霸的野性，又好像与我们学校学生作对似的，见了我们便打，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我们熟悉路早作警惕穿入横巷常常还可以避过，但对我们影响太大。更有低年级的常被抢去书包，弄得上学也难不上学也难。
有一天，放学时刻，一大群的小日本仔结着队，准备着要打我们学校的学生。我校高年班的几个同学领头勇敢提出，由高年级带低年级集体回家，几十人一起走路，书包里还带着一些细小武器。但终于与小日本鬼仔遭遇了，在朝天路至惠爱西路一段百余米烂马路上，展开了“肉搏战”。
“打他小日本仔！”多久积下来的太多的愤怒、仇恨代替了懦弱和害怕，没有武器的，朝天路这条烂马路上鹅蛋般大的石头便成了我们的武器，那如洪潮般怒吼声冲打的气势，打得小鬼子头破血流，有不少成年的路人也参加了我们的“雪恨”队伍，大长了中国人中国学生的志气。天色已渐黑，初时我们还未有散去，忽然前面有人报讯，有大鬼子挥着东洋刀来了。我们才感到事情已闹大，而朝天路的横巷是四通八达的。领头的一声“散！我们很快便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和几个书友不敢从粤华西街进入，怕迎面被撞上，便走入陶街，躲避入一些洋楼楼梯底，至天已渐黑，才分散回家。
事情当然不会就此无声无息的结束，第二天一早，学校升旗仪式上，来了几个佩剑鬼子，带了几个小鬼子来认人，当场拉出了几个高年班的同学，叽叽呱呱按倒在旗台上，用鞭子抽打着他们嫩嫩的屁股。学校的领导也没了法子，只得赔礼道歉。事情总算告一段落。我们心里很不服气，谁不痛恨日本侵略者？对日寇的暴行谁不愤怒？在英雄的抗战日子里,人们互相传颂着，中国军民抗日已取得节节胜利，敌人也自感末日到来，“要亡中国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