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祖就在南北许多地方种植水稻，今日有迹可寻的就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渑池仰韶村、安徽肥东大陈墩、江苏南京庙山以及湖北京山、武昌等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稻子在食品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先秦时， “麻、黍、稷、麦、菽”的五谷之中还没有稻米，而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就用“稻”取代了“麻”。至唐宋时，稻米上升到了主粮之一的地位，尤其是南方，成了人们热量的重要来源。宋代的王应麟所作的儿童教材《三字经》则将“稻”置于首位：“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因稻米之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自然地，就进入了日常的语言甚至文学之中。成语、俗语中，常用稻米作比喻，如“偷鸡不着蚀把米”、“生米煮成熟饭”、“等米下锅”、“米珠薪桂”、“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不为五斗米折腰”、“粒米束薪”、“柴米夫妻”、“开下门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诗词中，以稻禾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亦比比皆是。如唐代杜甫《秋兴八首》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诗句，白居易《春题湖上》云：“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宋代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道：“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熟稻天”，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所述则更为生动：“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稻米相对于其它谷物来说，属于精细之粮。旧时，即使是南方，普通百姓的家庭也不是天天能吃上白米饭、喝上白米粥的，大都要掺进许多瓜菜或其它的粗粮。至于北方，一般家庭难得吃上一次米饭。“非婚丧节令，恒不轻用。”封建社会，给皇宫的贡品中列有品质优良的稻米，却从没有麦、豆之类的粮食。所以，盛产大米且经常吃到米的地方，是被人羡慕的，苏杭所代表的江南之所以被人们赞为“人间天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鱼米之乡”。
稻米对于中华民族一些风俗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说，是决定风俗形态的重要元素，倘若没有了由糯米粉做成的“汤圆”，很可能就没有“元宵节”的产生；如果没有糯米做成的粽子（古代称角黍），就不会将端午节和祭祀屈原联系在一起；若没有“乌米饭”，“中元节”中则不可能有给先人供奉米饭的仪式，等等。
水稻的种植对于民族精神和品格的形成，其作用更加不可估量。从耕耘、育秧、插秧、薅秧、浸水、晾秧、收割、脱粒、晒谷、储藏、舂碓，等等，要付出极其艰辛而细致的劳动，农民们从清明时节下种到中秋节左右收割，没有一天得闲，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滴汗水，一粒粮食”。唐代诗人李绅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真实地写照了水稻种植劳动的艰苦，而没有丝毫的夸张，所以，他用“悯农”为这首诗的题目。我们的先祖自将野生水稻驯化成庄稼之后，一年一年的种植，直至现在，几千年中便养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勤劳、踏实的品性。
水稻的成长，水是必备的条件，但也不能多。没有水，禾苗枯死；水多成涝，又会将稻禾淹死或将就要成熟的稻谷泡烂。而无论是灌溉，还是排放，都不是一家一户就能做到的事，而需要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地区，全局一盘棋，大家齐心合力地去做，才能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因为一家一户不可能隔空引水或排水。于是，为了生存和生活得更好，人们便自觉地团结互助，睦邻友好。而长此以往，也就养成了我们民族克己奉公的集体主义观念。
南方雨水丰沛，有着天然的稻谷种植的良好条件，随着稻作技术愈来愈成熟，种植的面积便越来越广，于是，不但南方的人口不断地增长，还使得大量北人南迁成了可能。为什么北宋以前的中国人口从未超过6000万，而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清朝末年竟达到了4 亿多，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南方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北方人口的不断南移，造成在明之前先进的北方文化全面地向南方输入，并和南方本土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长江文明。可以这样说，没有水稻，也就没有了长江文明；而没有长江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少了重要的一块。
在我国的古代，文明输出的路线，影响深远的除了“丝绸之路”之外，还有“水稻之路”，前者往西，后者往东，“水稻之路”的输出国主要是朝鲜和日本。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衡量，“水稻之路”对于输入国的文化影响更大，为何这两个国家自觉地奉行中国的儒家文化，能从这里找到部分原因。
由上述可知，“水稻”不仅仅是一种农作物，种植水稻更不能看作是一种普通的农业劳动，因为它们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东亚民族的文化产生过良好的影响。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水稻”在今日仍然要承担着养活7亿中国人的任务，它的盛衰事关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经济的方面来看待水稻，我们都要予以高度重视，必须大力传承与弘扬稻作文化，要不断提高水稻的产量与质量。
作者：严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