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志田
随着大众的兴起，今日即使专业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阅读时稍需“劳心”思索的论著往往被“誉为”难懂，史料稍多的作品则或径斥为繁琐，或婉尊为萦绕，最受欢迎的是“眉目了然”、胆大敢言而结论明确者。问题是，不论刊物还是作者对学术是否还有“提高”的历史责任？即对后代而言，这一代学人对学术是否能有哪怕是微末的实际推进，或至少不至于降低了既存的研究水准和表述品位？
傅斯年在20世纪代讨论解读往昔的作品当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时，附带提出了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学术的影响问题，他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缘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
其实“对手方”所影响的不仅是作品的传承，学术作品的生产者对其产品接受者的预设，以及为使其预设的接受者“能够”接受甚至“欣赏”而做出的有意努力，而且直接影响到学术作品的构建。“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中介(例如学术刊物和机构)对双方的影响，这些与学术的“接受”相关的多因素互动下逐渐形成的有意、无意或下意识的研究取向，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材料的认定和使用、争议的问题、表述的方式技巧，以及所谓“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制约甚至型塑着学术成品的样态，从而最后影响到“知识”本身的建构，并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
这些意思若置于傅先生推动甚力的“现代学术”里，就更容易领会。许多人都熟悉他的一段名言: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既然学术的“制作”渐渐成为集众的工作，而研究者“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成为必需，与现代学术机构关联密切的“发表”就逐渐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了。
中国传统的地方书院和中央的国子监、翰林院等也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这一社会功能，可以解决“独学无侣”的缺陷。但“现代”学术研究机制还有一些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它大大扩充了学术交流的范围和速度。同时，“读杂志”本身也逐渐成为“治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张申府在民初提出:“治一学，而欲知新，而欲与时偕进，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居今讲学，宜以能与世界学者共论一堂为期。苟不知人之造诣，何由与人共论？”
一旦“杂志”超越于交流功能而成为“学术”本身一个必须的要求，学术机构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就进入一个新层面。贺麟就从“入国问禁，入境问俗”这一先秦规则来理解“学术的独立自主”，即“每一门学术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习俗或传统。假如你置身于某一部门学术的领域里，妄逞自己个人的情欲和意见，怪癖和任性，违犯了那门学术的禁令，无理地或无礼地不虚心遵守那门学术的习惯或传统，那么你就会被逐出于那门学术之外，而被斥为陌生人、门外汉”。
从社会视角看，任一学科发展到约定俗成的程度，的确会形成许多特定的习俗、传统甚或禁令，是否接受及能否以相应的“行规”和“行话”来思考和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通常的确成为区分“内行”或“门外汉”的主要标准，初入道者和跨学科者往往更容易感受到类似“特殊禁令”的排他性。这些惯性“规则”常被今日西方新学家据以指责“学科(disciplines)”的“霸权”，钱穆在半个世纪前则从另一角度对类似现象不满，在他看来，如此“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其实导致了“学术与时代脱节”。
钱先生认为:“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少数编者之手。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此文本是为《新亚学报》所写的《创刊词》，不知他所说的“杂志期刊”是否包括学术性刊物？若不包括，则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颇愿追随那“为学术而学术”的刊物;若包括，则他已观察到但不甚关心的杂志期刊与学院内“高深学术探讨”的某种脱节，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含义。
学术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体现在这些建制引发的社会行为。刊物当然是今日学术建制的重要成分，按前述学术生产者和“对手方”的分野，学术期刊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大约是一个沟通的中介性载体;其在读者面前表现着学术作品，似乎是生产者的代表;同时又受读者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在学术生产者面前“代表”和“表现”着读者。
不论钱穆所说的“杂志期刊”是否包括学刊，他的不满都体现出中介作用的凸显(只是与他所期望的方向相反)，不少学刊并不满足于中介和沟通的角色，而颇具试图“引领”学术潮流的“主动性”;它们也确曾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并常常被学术社会寄予这样的期望。若钱先生所说“杂志期刊”包括学刊，他的不满就更加意味深长:在中介作用凸显的同时，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对学术刊物的“操纵”安之若素!？
另一方面，学术作品的读者也应该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然而，学术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过去长期未曾受到重视。这在追随者或听众往往决定立说者地位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而值得反思的现象。
不过，读者的隐去或只是表面的，除欲“引领”潮流的主动一面外，学术期刊其实常常面临来自读者的被动压力，尤其是在刊物自身也面临同业竞争的时代。办刊人无不希望刊物受欢迎，则读者的喜恶常可以影响刊物的趋向。专业性学刊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不过几十年，而读者的转变已经太大太大;最简单的一个象征性事例是，章太炎的表述在今日几乎被公认为艰涩难懂，但其同时代人中便少有此认知，章氏自己更颇为其文字自豪。其实，表述的清通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更多体现的是时代的变迁。
前人作文追求余音绕梁，《易?系辞》一则曰“物相杂，故曰文”;再则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更在阐述其“彰往而察来”意旨时要求“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些表述既合于“文”字的本义，复有深意。古之文章不必表面“通畅”，而贵其“旨远”。或者正要有“相杂”之纹理而后能旨远，旨远而后“其辞文”。故谓“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平铺直叙，其事反隐;婉转曲折，其言乃中。
随着大众的兴起，今日即使专业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阅读时稍需“劳心”思索的论著往往被“誉为”难懂，史料稍多的作品则或径斥为繁琐，或婉尊为萦绕，最受欢迎的是“眉目了然”、胆大敢言而结论明确者。问题是，不论刊物还是作者对学术是否还有“提高”的历史责任？即对后代而言，这一代学人对学术是否能有哪怕是微末的实际推进，或至少不至于降低了既存的研究水准和表述品位？
缪荃孙在民国初年说，“小叫天到上海铳了，并非唱戏人退化，实看戏人不能知叫天好处(所谓程度不够)，但见派头与上海不合耳。”此语甚可思。当所谓行内的专业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而企求“短平快”之时，刊物和作者是迎合还是尝试提高其“程度”？治学者固当努力于自身表述的清通，有时也还真不能不考虑得稍长远一点:许多年后，假如那时的读者水准稍高而追求旨远意长的著述，若眼中所见吾侪所著皆言无余韵之作，会不会太看轻这一代学人？
来源：《历史研究》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