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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不平等源自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生活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因父母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童年。
一、父母经济收入的差异导致孩子参与课外活动的差异
经济收入的不同直接影响孩子们参加有组织活动的数量，因为这些活动项目都是收费的。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在课外参加多项由成年人组织的正规化活动，如男孩加勒特·塔林格参加了包括足球队、棒球队、篮球队、游泳队、钢琴、萨克斯管等7项活动；同样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参加了包括足球队、棒球队、合唱团、话剧团、钢琴、吉他在内的8项活动。
相比较，生活在工人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的收入不高，他们只能参加很少的课外正规活动。譬如，来自工人家庭的男孩比利，他只有一项课外正规活动就是篮球队。同样，生活在工人家庭的男孩泰雷克·泰勒只有包括橄榄球队在内的两项半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时断时续)。
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无收入，家庭生活完全靠政府救济，所以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参加需要付费的课外组织活动，因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参加课外有组织的、正规的活动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正规的程度也有限。譬如，来自贫困家庭的男孩卡尔·格里利所能参加的课外正式活动仅仅是去游泳池游泳，而同样是来自贫困家庭的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则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圣经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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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正规活动越多，意味着拥有与这些活动相对应的能力越广泛、生活内容越丰富、见识越多、对群体活动的规则越熟悉、与成年人打交道的机会越多等等。这些综合能力所相对应的综合素质不仅对孩子的学校生活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而且对以后的职业生活也有间接的正面影响。
二、父母教育程度的差异导致培养孩子语言能力的方式的差异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不仅可以在学业上直接帮助孩子，而且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指点孩子。如亚历山大·威廉斯的母亲毕业于一所精英高校，拥有文科硕士学位，并在一个大公司做高层管理人员，当她偶然浏览了《时代》杂志，看到一篇关于恐龙绝迹的理论文章，马上提醒儿子写一篇读书报告，并就此话题开展相关的讨论。在此过程中，亚历山大·威廉斯的母亲以自己的文化知识为孩子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建议，直接指导了孩子的课业。
亚历山大·威廉斯的父亲是个律师，他在与亚历山大的交往中，鼓励孩子通过收集证据的方式来支持某种观点，同时鼓励孩子拿出理由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相比较，在贫困家庭中，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的母亲并不试图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哈罗德用很激烈的语言说学校的某位老师不好时，哈罗德的母亲也没有引导孩子说出理由来。
总之，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语言被作为说理的工具和表达观点的工具来培养，这有利于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业成绩的提高，也对将来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好处。而在非中产阶级家庭中，语言只是被作为日常生活交往的实用工具而已。
三、父母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应对公共机构的方式与心态的差异
对于家庭与公共机构之间的互动，中产阶级家庭要比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要频繁，因为中产阶级的父母较多地参与到与孩子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学校、医疗等公共机构的互动中，较多地与孩子的教师、医生等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10岁的黑人女孩斯泰西·马歇尔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母亲在电脑行业做全职，拥有大学文凭以及数学方面的硕士文凭，父亲是公务员。斯泰西·马歇尔的母亲马歇尔太太，为了孩子的合法利益随时都准备对公共机构进行干预。当她发现女儿斯泰西在某私立体操班不痛快时，立即出面干预，向体操老师提合理化建议并进行协调。斯泰西因母亲的各种干预而获得了多方面的收益，包括进入最好的体操班，以及在差两分的情况下进入天才班等等。
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的父母由于从事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并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往往是拥有等同于甚至是超过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这使他们在与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时具备足够的自信以及说理能力，这有利于他们在与公共机构的协调和协商中获得成功。
相比较，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孩子的父母往往受教育程度有限，从事的职业也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使得他们往往没有自信也没有能力干预公共机构。譬如，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10岁女孩温迪·德赖弗，她的母亲只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做秘书工作。温迪的母亲只会服从学校的安排而没有能力去提建议，对于女儿在阅读和拼写方面长期面临的学习障碍，她除了依靠学校的老师以外自己别无办法，她没有能力建议或督促学校把温迪安排到特殊教育班或者是留一级。
总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无法像中产阶级的父母那样有能力通过干预公共机构而给予孩子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更合适的安排。
综上所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由于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因较高的职业声望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比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能够为子女安排更为丰富的课外正规活动、创建更为良好的语言发展环境、以及在与公共机构互动时拥有更为自信的心态和成功协商的有效技巧。
（注：《不平等的童年》(美)安妮特·拉鲁著，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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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没有发表过，写于，那是儿子就读美国普度大学的第二个学年。美国的大学规定理工科学生也必须选修一些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课程，考虑到文科基础较差的儿子若选修社会学我能帮得上忙，所以我建议学计算机专业的儿子选修社会学。这门社会学课程的教授留的最大一项作业，即阅读《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之后写一篇Paper。具体要求我现在也记不清了，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篇综述。
儿子当时向我抱怨：这本书太贵，也没有长期保存的价值，仅仅为写个作业买书太不值了。于是在北京的我就跑到西单图书大厦原版书专卖处买了英文原版的《不平等的童年》，然后还特意买了一台物美价廉的扫描仪，把全书扫描之后从网上发给儿子。我想扫描仪以后可以用来扫描旧相片，至于这本原版书，我打算留着自己慢慢看。
然而，对于我费力扫描的书，儿子看了没两行就说他根本没时间读全书。这也难怪，儿子为了能实现节省学费提前毕业的目标，每学期都超负荷地选课，结果每天写必修课的作业都忙不过来，更别提选修课的作业了。于是我主动提出帮他忙，好在这本书的题材很吸引我，该书其实是一份以个案调查和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学调研报告，但我要通读英文全书，时间还真没法保证。于是我又上网搜，居然发现了该书有中译本。这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容易了，中文书我可以一目十行乃至一目一页。说实在的，干了大半辈子的社会学研究，这类书看两页就知道作者打算论证什么。当然，最后的Paper我也是用中文写的。
儿子后来告诉我，这篇Paper得了最高分，授课的美国教授夸：不仅内容好，英文表述也好。前者归功于我的文思，后者归功于儿子的英语写作能力。远在中国的我能在学业上帮留学美国的儿子，这也证实了《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里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知识分子的父母能在学业上给予子女直接的帮助。联想到，美国的各项教育政策均向贫困家庭的孩子大幅度倾斜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获得同样学校成绩的背后，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要比其他家境好的学生或者是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具备更大的天赋。
儿子在美国留学的头两年过得很辛苦，不仅课业繁重，经常通宵熬夜，更有难耐的孤独寂寞，还要省吃简用地尽力为父母减轻经济负担，这让我总是感到非常心疼，所以能帮他一点忙也是一种心理补偿。
此外，阅读这本书也引发我思考中国的相关问题，从这本书中描述的美国社会联想我国的情况亦如此，首先是城乡差别，农村的孩子无法享有等同于城市孩子的教育资源，农村中的很多家庭别说电脑就是必备的一些简单的学习用具都难以为孩子提供齐全。其次是贫富差别、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别等等，即使是城市家庭，父母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职业性质、社会地位也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质量和学习质量。现在贫富差异在我国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孩子们在童年时代所存在的不平等也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