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两伊战争结束30周年,9月22日伊朗就在境内多个城市举行盛大阅兵式进行纪念。不过在其西南部石油重镇阿瓦士举行的阅兵式上,却有4名来历不明的武装分子发动袭击,造成大批参加阅兵的伊朗第92装甲师士兵伤亡,而92装甲师正是1982年伊朗对伊拉克发动“斋月行动”的反攻主力之一。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两伊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海湾战争那样来得深刻,除了军迷所熟知的中国武器两边“通吃”史,就仅剩一些关于某“战略忽悠局长”的伊拉克地道段子了。但从客观角度来看,这场被誉为是“菜鸡互啄”的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所想得那么轻微。两伊战争中有哪些值得今天我们反思的经验教训,它又对中国军工造成了哪些影响。本期《出鞘》就带来谈两伊战争30周年。
两伊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之所以没有那么深刻,与传媒关注的焦点长期局限于某位曾赴伊拉克担任翻译的“军事评论员”有着非常重要关联。在他的原话中,“我站在路边,这些武器的型号、性能居然一个也说不上来”、“我一个导弹兵出身的人,还是一句也说不上来”,甚至还有所有的地道都去过之类的言论。曾赴伊拉克担任公职的前“专业”人士都难以用严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两伊战争,那就更别提普通民众了。当然,尽管这位人士在1980年就被召回国内学习,在两伊战争中武器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情况下,估计就更难认清了。此外他还曾过度渲染过伊拉克军队的实力,但这个所谓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战果连掰手指头都能数出来。这种巨大反差也造成了我们对伊拉克、伊朗人战斗力贬低。本期出鞘主旨抛开伊拉克士兵的战斗意志,从双方战术、武器装备来看对我们有那些借鉴意义。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装备了大量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军事装备,是中东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并有“中东宪兵”之美誉,兵力多达41万人。但随后70年代末的伊斯兰革命,却让伊朗军队的战斗力极大下滑,不但大量优秀的骨干军官被集体处决或者投入监狱,并由不识兵法的宗教人士所替代,庞大的兵员素质全部打破。而且总兵力也锐减至不足24万人,其中陆军被清洗的人数甚至多达15万人。此外由于和英美关系恶化,伊朗军队中的西方武器的零件供应也被切断。比如在两伊战争前,伊朗空军主力战斗机F-4的使用率下滑至40%。就连操作较简便的F-5轻型战斗机也不过60%,而最先进的F-14战斗机就只剩可怜的10%了。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空军被清洗以及美国人质危机所导致的伊朗和美英关系破裂,无疑为萨达姆向伊朗发动战争提供了机会。但当时萨达姆的主要目的是抢占石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地区和控制波斯湾出口的阿布穆萨、大通布和小通布三岛,而并非是想同伊朗全面开战。因为一方面从地理形势来看,伊朗高原对身处两河流域的伊拉克来说,有着巨大的海拔“优势”,伊拉克军队侵入伊朗纵深地域,首先要对付的便是高大的扎格罗斯山脉,而这对伊拉克的后勤补给系统将造成巨大压力。而且干旱的伊朗内陆似乎对萨达姆来说,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从两伊的战争潜力来看,伊朗除了曾在二战前被英苏联合瓜分过以外,基本每次对伊拉克的战争均不落下风,甚至还曾将兵锋剑指地中海,从阿拉伯人手中拯救过以色列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萨达姆依然敢于主动发起战争,是因为他认为战争会很快迫使霍梅尼倒台,并且伊朗境内会爆发少数民族起义,从而帮助他迅速攫取战争胜利的果实。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却反而加强了霍梅尼的地位,唤起了伊朗人民的民族情绪和战争热情,同时也“拯救”了整个伊朗空军(毕竟再先进的飞机大炮也要由人操作)。比如曾赴美国进修的伊朗F-14战斗机王牌飞行员阿里(两伊战争中共击落11架伊拉克战机),他原本已在1980年9月9日打了辞职报告,希望提早退休。但在两周后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时,他却在爱国心的感召之下重返战场。
正因为萨达姆错估了两伊战争的走势,伊拉克空军才在战争初期没有能对伊朗空军进行“致命一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空军出动80多架以米格-23为主的机群空袭伊朗大不里士、德黑兰、阿瓦士等7个伊朗机场与15座城市。尽管伊朗的F-4战机就大摇大摆的停在梅拉巴德机场的跑道上,没有任何防护。但由于米格-23载弹量少、航程短以及飞行员缺乏训练,所以梅拉巴德只损失了1架F-4与1架波音707,其他机场的损失也大致类似。
伊拉克空军战前准备不足很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伊拉克来袭第二天,伊朗空军就根据皇家空军时代所制定的应急预案,出动140余架F-4D/E鬼怪和F-5E/F虎II等战斗机,采用低空突防绕过伊拉克防空网,对巴格达、巴士拉与基尔库克油田等16个目标发动轰炸,成功摧毁伊拉克空军67架飞机。正如前文所说,战前伊朗空军主力战斗机的使用率已下滑惊人,不过F-4这类战机还是体现出了其多用途能力在提升战机出动率方面的冗余较大。
当然,伊拉克空军在两伊战争中前期表现不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认是战争天才的己方领导人萨达姆。因为几乎从1980年战争一开始,他就每天过问伊拉克空军的具体作战计划,逼迫伊拉克飞行员机械式地执行他制定的作战方案。直到在1986年法奥半岛争夺战中失利之后,伊拉克空军才终于“说服”萨达姆放弃对空军具体战术的“指导”。萨达姆成翻版老蒋的教训,其实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军工、或者某国企航天领域进行借鉴,避免“外行领导内行”,领导岗干好管理职责,技术岗由专业人员操作。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曾从美国购进了2架波音707加油机、5架波音727飞机、6架波音737飞机和22架波音747飞机,并用英国的软管加油设备将至少2架波音747改装成了加油机(后来这批加油机在伊朗空军空袭伊拉克H-3基地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伊朗之所以在战前购买如此之多的波音飞机,最主要的目的是用于兵力的航空运输,因为当时伊朗正遭受北方苏联的军事威胁(苏联空军的米格-25已多次进入伊朗的领空),但伊朗高原的地形却并不适合内陆地面部队向北方边境迅速转移,因此伊朗军队时刻准备着将这些波音飞机的座椅拆去,以便将更多的士兵运至边境。后来这种战术在两伊战争初期伊朗兵力的集结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于边境地区同样并不平坦的中国来说,显然我们也应当积极发展战时用民航客机输送兵力的战术,当下中国民航3273架客机,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么庞大的数量满足我们庞大的领土纵深调运能力。
在战争初期制空权的争夺中,伊朗空军凭借强大的空中攻势可谓是压得伊拉克空军几乎完全抬不起头来。比如仅在9月25日这一天,伊拉克空军就有5架米格-21和米格-23在巴格达附近发生的空战中被伊朗空军击落,而伊朗方面却只有两架F-4鬼怪被击伤。此后伊拉克只好被迫将大部分的飞机紧急疏散到约旦、沙特阿拉伯等邻国去避难,将制空权“让”给了伊朗空军。伊朗空军在战争前期成功夺取制空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挽救了遭遇伊拉克突然袭击而手忙脚乱的伊朗地面部队。他们对于伊朗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在1980年10月夺回霍拉姆沙赫尔城的战役中,还是在1982年将伊拉克军队全部赶出伊朗境内的一系列战役中,伊朗空军均摧毁了大量的伊拉克坦克和装甲车辆,从而为伊朗地面部队的集结和反攻提供了准备时间。我们在这里其实也要认识到,空军常提的“首战用我”,其实同样适用于防守战役。
当然,地面部队的战斗意志同样也是伊朗能够扭转初期战局的重要因素。在1980年10月的霍拉姆沙赫尔战斗中,伊朗仅凭区区2个陆战营和500名革命卫队士兵,就同伊拉克的一个重型装甲师整整鏖战了1个月之久,并使后者伤亡5000多人。伊拉克军队在夺下该城后,还将其改名为胡尼恩沙赫尔——“血城”。伊朗人在这场战斗中所体现出来的战斗意志,在不久后的阿巴丹之战中获得了回报。由于在霍拉姆沙赫尔牺牲过于惨重,伊拉克军队被迫对阿巴丹使用围城战术,然而这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就在紧接着到来的11月雨季中,以装甲部队为主的伊拉克军队彻底陷入了泥潭,从而给了伊朗军队重新积聚力量的机会。结果第二年1月伊朗就集结了350辆酋长Mk5坦克发起反击,一直将伊拉克军队打退到苏桑吉尔德附近的沼泽地区。如果没有米-24武装直升机的及时支援,伊拉克军队恐怕很难从伊朗手中脱逃。
很多人将两伊战争简单归纳为一场“一战式的阵地对攻”,认为战争的图景是一排排双方士兵,高喊着“XX伟大”的口号去趟雷场。但事实上在战争中双方仍有许多精彩战术值得回顾。比如在1986年的法奥半岛攻防战中,伊朗就动用5个正规师和3个革命卫队师共10万人,向伊拉克巴士拉以南地区发动反攻。伊朗军队并未简单使用“人海战术”一路平推,而是先分兵北路攻占巴士拉东南的乌姆拉萨斯岛,用佯攻行动吸引巴士拉地区的守军。
由于苏联的国内经济遇到了困难,为了从武器出口方面获益,他们逐渐放开了对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开始向伊拉克出售更先进的飞机和导弹。同时,法国人也在积极地帮助伊拉克空军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师,并且不断地出谋划策,告诉伊拉克人应该怎么样对付伊朗的美式飞机和战术。1983年,法国向伊拉克提供了5架能够发射飞鱼导弹的超军旗战机,并在法国基地培训了30名伊拉克飞行员和技术人员。随后1983年3月27日,伊拉克空军就使用超军旗攻击机,攻击了一艘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巴拿马油船。
其实当时伊拉克除了飞鱼导弹之外,还曾从中国购买了4架轰-6D轰炸机(每架可携2枚C601反舰导弹)和50枚C601反舰导弹(鹰击6外贸型)。但这些轰炸机的打击效果显然比不上携带飞鱼导弹且擅长超低空突防的超军旗攻击机。比如在1988年伊拉克出动轰-6D轰炸机试图打击伊朗油船时,就因为C601导弹缺乏识别系统和载机无法提供全程制导,未能击中被误认为是伊朗油船的美军巡洋舰,而是意外命中了另一艘排水量达50万吨级的“超级巨人”号油轮。C601反舰导弹的失利,其实也是中国后来继续发展C801“中国飞鱼”反舰导弹的重要原因。
轰-6D轰炸机和C601反舰导弹的失利,其实证明了这样一点:即昂贵的武器系统——包括精密的导弹以及先进的载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1985年8月,伊拉克派出9架“幻影”F1战斗机,沿着波斯湾水面超低空飞行,成功避开哈尔克岛上的伊朗雷达和“霍克”和“轻剑”防空导弹,将可停泊25万吨级油轮的东码头和50万吨级油轮的西码头炸毁。哈尔克岛当时是中东最大的原油出口港,日装油能力可达700万吨,而且伊朗近9成原油都是在该岛装船出口,在两伊战争期间每年为伊朗带来石油收入近90亿美元。“幻影”F1战斗机的这次行动导致伊朗石油出口猛降三分之二,直接拖慢了伊朗的武器进口速度,从而为扭转战争前期伊拉克空军对抗不力的形势而出了一份力。
此外,伊朗在战前还曾从法国购入了12艘“女武士”型导弹艇,并命名为卡曼级,拥有四枚美制鱼叉反舰导弹,在1980年11月的“珍珠行动”中,伊朗就有一艘装备2枚鱼叉导弹的“女武士”型导弹艇,袭击并击沉了伊拉克的1艘1350吨级L-78号两栖支援舰,据悉这也是鱼叉导弹的首次实战纪录。伊朗海军仅仅凭借一艘导弹艇借此将伊拉克海军全部舰艇堵在了港口,还将波斯湾的制海权牢牢控制在了手里,确保了阿布穆萨、大通布和小通布等岛屿的安全。其实在“珍珠行动”中伊拉克并非没有自保之力,毕竟他们还有50多艘的“黄蜂”级、“蚊子”等导弹艇,但伊拉克海军显然缺乏进攻策略和反击手段。其实这也给今天的中国提了个醒,在面对美国濒海战斗舰进逼我近海时,我军也应当该打就打,避免重蹈“避战保船”的覆辙。
战争从来不是同种武器之间的“狭路相逢”,而是两种装备体系之间的较量。伊拉克空军装备的基本都是苏式米格21和米格23这样的前线战斗机,其作战极其依赖地面雷达的引导,导致伊拉克军队在开战后迟迟无法对伊朗纵深设施展开战略打击。而伊朗空军则由于装备F-14战斗机,不仅可用自身搭载的AN/AWG9脉冲多普勒雷达进行自行预警,还能使用超长射程的不死鸟AIM-54导弹,实现先敌打击、先敌消灭。据统计,在整个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F-14战斗机至少击落了160架伊拉克战机,包括58架米格23、23架米格21、9架米格25、33架法制幻影F1战机、23架苏17、1架米格24、5架图22、2架米格27、1架幻影5攻击机、1架B-6D、1架超黄蜂直升机,而伊朗自身仅仅损失了8架。这其实也警醒今天的我们,在选择装备时千万不要一味追求“大而全”的装备体系建设思路,而要脱离“成本”的框框、积极装备最顶尖的装备。
从两伊进口中国制造的战机来看,虽然伊拉克向中国购买了80架歼7和从埃及间接获得的40架歼6,伊朗也从中国拿走30架的歼7和24架歼6,但他们一个拥有米格-25战机,另一个则拥有F-14战机,显然不会太看上中国这两款较为落后的战机。而且在战后,伊朗因为对中方的售后服务不满意,不仅没有再继续购买歼-7飞机和教练机,还把所购买的部分歼-7战机转手卖给了苏丹和坦桑尼亚。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是与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幻影”F1战斗机几乎是法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大批量提供的最先进战机了。假如中国当时能拿出歼-8II战斗机这类最先进的战机,姑且不论这款战机性能是否赶超F-14,起码在客观上证实了这是中国最好的装备,给用户安心。中国在出口军备时,同样也要敢于拿出最顶尖的装备来说话,并改善售后服务品质。而中国军工却因在外贸方面的保守,错失了一次可以建立长期军售伙伴的机会。
当然,按照“拼夕夕”(某假货集中APP)的经验来看,我们在外贸方面更进取并不代表就要漫天喊价,毕竟质优价廉一直是外国青睐中国武器的重要原因。80年代中国部分军工企业几乎处于崩溃边缘,正是其产品质优价廉的优点才从中东搬来了“及时雨”。专门负责生产坦克的617厂,他们就在80年代靠出口外贸坦克创汇了10多亿美元。除了前文所提及的歼-7战机、轰-6D轰炸机和C601反舰导弹外,中国还向伊朗出售过岸基“蚕”式反舰导弹、56/67机枪、63式装甲车和63式107MM火箭炮等武器,而伊拉克则购买了56式冲锋枪、67-2型机枪、54-1式高射机枪和9-1式130毫米加农炮等。当然,中国也从伊拉克淘换了不少苏制武器,比如W88式57毫米自行高炮的原型ZSU-57-2自行高炮。
要数伊拉克向中国购买的最知名地面武器,则莫过于69式坦克了。1981年5月,北方工业公司与伊拉克签订合同,向伊拉克出口2860辆69-II坦克和286辆以69-2式坦克为底盘的装甲抢救车和工程车(伊朗则购买了200多辆69-II坦克)。合同要求年底前要交付100辆坦克,至1984年全部坦克交付完毕。中国根据伊拉克军方的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对69II坦克进行了20多项重大技术改进,命名为69-2式外贸坦克,综合战斗性能有了较大提高。在随后几年,中国又推出了一系列改型,包括69-2A指挥坦克,69-2B、69-2C、69-2C1等多个型号,改装了包括激光测距与瞄准镜二合一的新型瞄准镜,在炮塔两侧前部安装了抛射式烟幕发射器,在炮塔的外部周围有栅栏式屏蔽。
两伊战争中对中国武器发展思路造成影响的,还有伊朗装备的RBS-70防空导弹。1984年,瑞典博福斯公司曾向伊朗出售了使用激光制导的RBS-70便携式防空导弹。RBS-70防空导弹在伊朗陆军服役时以“陆虎”越野车为底盘,并与S-70“长颈鹿”雷达相配合,被用于填补苏制“箭-2”便携式防空导弹和美制“霍克”中程防空导弹之间的空白。据悉在整个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共使用该导弹击落了42-45架伊拉克战机。看到RBS-70防空导弹在两伊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据我们三大知识某一期爆料,中国还曾专门派出代表团赴瑞典考察。虽然中国方面因为考虑到“长颈鹿”雷达易受反辐射导弹攻击,且RBS-70导弹难以用作要地防空,最后并未采购,但RBS-70导弹的激光制导方式和抗干扰性能还是对我后来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两伊战争是二战后中东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大量美制、苏制、法制和中国制的武器装备都在两伊战争中被大规模投入实战,俨然一个大型武器试验场。但长期以来,这场战争却为中国人所忽视,有限的报道也仅集中于中国武器是如何向战争双方出口的,而没有深入探讨战争中具体战术的应用以及不同武器体系的打击成效。两伊战争的影响是可谓深远的,它不仅为海湾战争后中国军工自我检讨准备了丰富的数据和材料,也造成两伊双方国力的过度透支,并间接导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以摆脱债务,从而为海湾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所以说,重新认识两伊战争的影响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必要。那么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