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津 滨 海 盐 业 史 话（一）
原创-02-07刘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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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靠着海盐与漕运，从沼泽与荒滩中发展起来的滨海城市。血腥与迷茫的历史烟雾里，天津地区的演变，无不带着浓浓的海盐白晶卤气，和河海之间点点飘忽梦幻一般的漕运白帆。
天津大海里冒出来的滨海平原
距今5000年前的天津平原地区，除蓟县、宝坻（老秦城）、武清（杨村）等区域，其余大部分自东北向西南的沿海陆域，都淹没在烟波浩渺的海面下。当时，渤海的海洋平面约高于现在3米，洋溢在平原上的水面与渤海相连，各路高山流水漫过陆域，或弯或直冲泄浅海，形成独特浩瀚的浅海湾，史称为“北京湾”。那时的天津地区，就是渤海湾的一部分。沿海陆域森林茂密，植被繁荣，虎狼成群，还有麋鹿、野驴活跃在浅海沼泽之中。海洋里鱼虾蟹贝繁茂肥美，大型的温鲸也欢快地游玩于波光旖旎的海湾里。
地处渤海之滨的天津古老平原，位于华北的北部。背依燕山，地形自西北向东南缓缓降低，就像不规则的畚箕，调皮地向渤海倾斜。经过自然气候由暖变冷，海水逐步消退，以及黄河三次北移冲击堆积华北地区，和海河水系各路河流的冲刷堆积，日月轮回、冷暖交替、海退陆进，“北京湾”终于露出了天地，展现了天津滨海湖淀沼泽原始特殊地貌，孕育繁衍了京津唐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
海陆变迁的历史苍苍，在天津地区的地表和地下都曾留下了许多珍贵遗迹。沿着如今的海岸线自军粮城以下，从西到东自然形成的三道贝壳堤，就是从远古的“北京湾”逐渐海退的历史见证。至今发现的三道贝壳堤，基本与现代海岸线平行。其时代由新到老呈东西向，依次由沿海向内陆排列。
第一道贝壳堤距现代海岸线最近，形成于600余年前的明清时代，基本沿现代海岸线附近分布。北起滨海汉沽的蛏头沽，向南经北塘、新河、塘沽、驴驹河、高沙岭、唐家河，一直延伸到马棚口，再向南至岐口与第二道贝壳堤和并。
第二道贝壳堤形成于距今2500-1100年，即东汉初年至唐代期间的古海岸线。起点于宁河县的小北涧沽，经芦台镇、白沙岭、军粮城、泥沽、邓岑子、上古林、马棚口、贾家堡、狼坨子一带。其汉代、魏晋、隋唐人类活动遗址，零星地散布于坨地高台区域。
第三道贝壳堤形成于距今3400-3000年前，即殷商时期，战国和汉代的人类遗址均分布于其西侧。北段起点由宁河的田庄坨、小海北、宁河镇、七里海经东郊的西塘坨、东堤头、小王庄、张贵庄到巨葛庄、南八里台、中塘，直至沙井子、南北大港和武帝台。
总体说，距今5500年以来，气候趋势变冷，天津区域的海水不断后退。在此期间，又随着气温小幅度的波动而又有所上升。海岸线的后退，曾有三次相对的停顿和稳定阶段：距今3400年前的海面上升期，相当于商代的温暖期；距今约2000年以来的海面上升高峰期，属于秦朝和西汉初的温暖期；距今1300年前的海面上升期，相当于唐朝初年的温暖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遗迹的三道贝壳堤。而且，每道海岸线自然堆积而成的贝壳堤和泻湖与河口繁衍拥挤的牡蛎堤，又抑制了陆域来水的流泻，造成了原始天津平原的泻湖、洼淀、沼泽错综蔓延的特殊地貌。
不过，有关西汉末期渤海湾大海浸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第二道贝壳堤基本是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合，却是至今已经被认证的史实。公元前47年，渤海湾发生了一次大海浸。渤海海面上升了1米，自东向西、由南至北，滨海沼泽平原3米等高线以下的地区，又被浸泡于茫茫的海水之中。天津沼泽平原上许多原始聚集地及其古老城市自然消失，雍奴（宝坻）、泉州（武清）、东平舒（静海）章武（黄骅）等古县城（县治）被迫后退迁址。海浸区域历时了600余年，至隋朝之前才又逐步后退。海浸之时，天津城区、四郊、静海的全部，武清的东部、宝坻的大部全部浸泡于浅海和泻湖之中。西汉之前的人类与经济活动的遗迹，消失殆尽。尤其，西汉初期兴起的滨海盐业，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天津渤海平原的先民，不屈不挠，在新的海岸线上，又开始了新的历史创造。
西汉：天津滨海盐业推动了原始城落的兴起
在天津沼泽平原的荒蛮时期，据西周的《周礼》记载，幽燕之地就已有了土人的煮海熬盐的活动。《史记》也有同样的记录：“燕、地广人稀，有鱼盐枣栗之饶”，但却缺乏更为详实的记载与遗迹。而此时的幽燕之地，还是东胡时常袭扰跃马驰骋的荒蛮血腥战场。公元前283年，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击退东胡，却地千里，收复幽燕，方才有了“渔阳郡”。最初的渔阳郡治，就设在了密云县统军庄南的南城子。虽是边界地区，却辖管如今的天津以北、北京、唐山等广袤的滨海平原沼泽地区。
天津滨海地区煮海熬盐，详实确凿的记载以及考古证实，都体现在西汉中期。秦汉战争之后，生灵涂炭、百业凋零。刘邦为恢复经济，对于采矿、冶铁、煮盐、酿酒等行业一律放开。甚至，允许封邑郡国自由铸造货币。于是，原吴、齐、燕所属沿海区域，地方豪强以及富甲商人一哄而起，纷纷招募民众抢滩设灶煮海熬盐。天津滨海沼泽平原，在燕昭王时期，已有沿海先民煮海熬盐的活动与记载。如今顺势而上，迅速成为了西汉初期海盐生产活跃区域。
西汉初期自由放开的宽松政策，虽然推动了经济复苏，但是也带来了突出的社会问题。许多分封藩王、豪强大户和富贾大商，利用奴隶追逐盐铁之利快速崛起。吴、齐沿海产盐区域，甚至出现了千人以上的奴隶盐场。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造成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局势，严重地冲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成为中央集权统治的离心力量，甚至威胁到了王朝政权的稳固。（连载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