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能达到圣人标准的只有孔子和王阳明，曾国藩只能算半个。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的这“三不朽”，成为后世评价圣贤的标准。
“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这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
后人对王阳明和曾国藩作比较，大多数认为王阳明的格局气象更大，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处处效仿、追慕王阳明的，他曾经说：“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阳明之文有光明俊伟之象！”
王阳明作为心学宗师，有完整的思想架构，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影响不限于中国，而是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近代章太炎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这里的“王学”指的就是传到日本的王阳明心学。
曾国藩“调和汉宋”的主张是对他那个时代学术思潮的接受。”（“调和汉宋”指的是兼用汉代学问的考据和宋明理学的义理。）
曾国藩又强调“四门并重”，“四门”是义理、考据、词章、经济，这说法也是综合自当时的宋学一派。
曾国藩的思想是综合自前人和同时代人，在深度上无法和王阳明比较。
在“立言”这个标准上，王阳明远远高过曾国藩。阳明的心学开创了一代学派，并且是振聋发聩的学说。曾国藩确实也著书立说很多，但是多停留在道德探讨、为人处事层面，哲学层面比阳明差得很远。
在修身方面，王阳明洒脱，纯粹，新婚之夕出去遇到一个道士，竟然和对方一起打坐了一夜，直到被家人找回；要格物致知，就真的对一丛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直到生病；带兵打仗，就用各种诡诈手段；讲学就一心宣扬良知之学。
王阳明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内心，纵观其一生，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他，他的信念，已经完全坚强到了极致，而他思想中认为不需要不重要的，他也一点点都不在乎，比如功劳，官位。
即便所有人都质疑他，他依然可以说：“四方英杰,各有异同,议论纷纷,多言何益。”他说不在乎，他就真的不在乎。
曾国藩则隐忍，“打掉了牙和血吞”，在战败之后也曾经愤而投水自杀，但最终还是屡败屡战，直至最后成功。这种隐忍，往往会被人视为懦弱，他的学生李鸿章曾经直言他的老师，说他“懦极”，即做事胆小，谨慎过度、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并不怪其无礼，而欣然表示同意，曾国藩同时也有反省自身不足的习惯。
总的来说，曾国藩一生多纠结。
在齐家方面，王阳明早年一直无子，过继了一个儿子王正宪，晚年有了一个亲生儿子王正聪，王阳明去世时，王正聪才五岁，两年后，王正宪就闹起了分家。再到后来，王正聪的后人为了先祖爵位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王阳明的后人都不成大器。
曾国藩则大大不同，不但他的“家训”流传天下，他的后人也出了不少大人物，整个曾国藩家族后人到今天还是有影响力的。
在事功方面，军事上，王阳明在不费朝廷一兵一饷的前提下，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朝廷高层的掣肘下，率领没有实战经验的民兵，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其蓄谋了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广西思田更是体现了王阳明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
曾国藩带兵打仗，确实很一般，他亲自指挥的战役基本都是败仗，全赖一帮有识之士鼎力相助，才有最后的胜利。曾国藩虽然不是将才，却是很好的帅才，能统领一帮风云人物，建功立业，这是曾国藩最大的才能。
王阳明在繁忙军务之外，还时时给一帮弟子讲学。曾国藩的幕府聚集了一群读书人，经常讨论经史学问。
曾国藩或许军事、吏治才能弱于王阳明，但毕竟际遇不同，作为晚清重臣，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参与发起洋务运动，政治影响力大。所以从“立功”标准看，二人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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