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信上所署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上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黄绢信转到了溥仪的手中，溥仪静静地研究了数分钟，一言不发。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上的众人，开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问：“上面的御玺也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也是假的！” “那么，信上是谁的笔迹呢？” “不知道！”布莱克尼：“是不是郑孝胥写的？”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过皇帝御玺。”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曾使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季楠当庭提出建议：鉴定此信，被法庭采纳。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溥仪出逃前毁掉了大量证据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
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溥仪的侄子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为何未能揭发天皇罪行
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