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刘亚楼（左）陪同聂荣臻（右）在空军某机场观看空军部队飞行表演
刘亚楼治军极严，一般说来，对干部严而对战士宽，对高级干部尤其严格。当时空军中传说有“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员找谈话”。因为刘亚楼对军事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他自己又很在行，找干部了解情况时经常问到点子上，有的干部准备工作不充分或干脆工作没做好，那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了。传说有一位少将向刘亚楼汇报工作，竟紧张得两腿发软，浑身像打摆子直哆嗦。
其实，要摸透刘亚楼的脾气，就会发现他并不是那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关键看你工作做好没做好，做不好，岂止是挨骂，严重的还要撤职查办；而做好了，司令员便给奖励，有时还会得到重用或提升。
对干部不论你职务大小，关键看你的表现。
吴法宪挨刘亚楼的骂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因工作不得力又被刘亚楼骂了几句。他便大胆地顶撞了几句，无非是指责刘亚楼“不民主、独断专行、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刘亚楼听了正眼都不瞧他一瞧，只是轻蔑地奚落他说：“我是不民主，我是家长制，空军就是我说了算!可你也不想想，你连个飞机型号都搞不清楚，我不搞独断专行，还能让你胡来？你要是不服气，你尽可以上中央告我去，能把我告下来，我这个司令让给你当。”
吴法宪也自知理亏，挨了刘亚楼一通奚落，只好暂时隐忍着，但心里说：“等着瞧，以后有算总账的时候。”果然在刘亚楼逝世不久，吴法宪把空军大权抓到手后，就开始秋后算账，迫不及待地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所谓“纠偏”，大批特批刘亚楼的“家长作风、军阀主义、一言堂”，还加上个莫须有的罪名“单纯军事路线”。
对于吴法宪掀起的大批刘亚楼将军的做法，空军中很多正直的干部挺身而出进行了抵制。当时的参谋长张廷发就不理睬吴法宪那一套，照样按刘亚楼在世时制定的办法去办；而时任司令部军务部部长的邢永宁大校则站出来说：“刘亚楼同志是有一些缺点、错误，但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委员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文革”初期，吴法宪便翻出老账迫害张廷发和邢永宁，说张廷发是“二月兵变”在空军的“代理人”和“黑干将”，说邢永宁是张廷发的“狗头军师”和“帮凶”，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吴法宪还唆使坏人对他们进行殴打，邢永宁的脊椎骨都被打断了。邢永宁是刘亚楼亲自选拔培养的领导干部苗子，原在空军一航校当政委，他算是老干部中较年轻又有文化又吃苦耐劳的干部。刘亚楼把他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先是在司令部当军务部长，准备过渡一下后再提升为司令部副参谋长。可惜刘亚楼身染重病，直至逝世也未来得及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