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例第三
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
立春正月节斗指艮雨水正月中指寅
惊蛰二月节指甲春分二月中指卯
清明三月节指乙谷雨三月中指辰
立夏四月节指巽小满四月中指巳
芒种五月节指丙夏至五月中指午
小暑六月节指丁大暑六月中指未
立秋七月节指坤处暑七月中指申
白露八月节指庚秋分从月中指酉
寒露九月节指辛霜降九月中指戍
立冬十月节指干小雪十月中指亥
大雪十一月节指壬冬至十一月中指子
小寒十二月节指癸大寒十二月中指丑
二十四气，节有十二，中气有十二，五日为一候，气亦同，合有七十二
候，决病生死，此须洞解之也（按凡病久内关藏气，其病机进退，皆以月节为转移，医工临病，不可忽略，故首列之，其详则学有专家，兹不繁述。《伤寒例》一卷，乃示治病大法、致病根源，后贤不通论旨，更不明传经之义，竟以为叔和所撰，未之思也）。《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伤寒例》者，垂证治之大法，明致病之根源者也。《阴阳大论》者，古医经之名称（本论序中，与《素同》、《胎胪药录》并提，决非《素问》内一篇明矣）。首举四时正气之序者，以万有赋形，皆以气立，亭毒于大化之中，惟恃气交为之长养。其生化也，莫不以动而存，以静而息，阴阳感召，寒暑弛张，往复倾移之化之变。故四时者，天地之大气所以升降出入也。昼夜者，日月之运行所以阖辟上下也。春之候温，其气出以生；夏之候热，其气升以长；秋之候凉，其气入以收；冬之候寒（冰冽者寒也），其气降以藏；土主运化，分王四时，而寄令长夏。气相得则和，太过不及则病，气动而太易生焉（变易之谓也），阴阳见焉，寒热分焉，虚实呈焉。合德则遂其生，失常则致其病，经曰：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故四时之异候者，乃致病之根源也（今西学不明气化寒热之理，恐不足尽病变之用也），而尤以冬气冰冽，万类深藏，严寒杀厉，最为伤人之气。君子当养藏以固其守，无泄皮肤，无扰筋骨，无冒霜雪，无犯雾露，无摇其形，以藏其精（所谓藏精之道，如是而已。后贤以伤于房劳为不藏精者，非也。但房中不慎，百脉奋张，自更为伤精之甚，惟藏精之旨则殊），则身形固密，不至外伤于寒。若触冒严寒而病者，此则名为伤寒也。其伤于四时之气，如春温夏暑，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故尔。盖伤寒有传经证治，病变最速，一日霄坏，方治稍差，死生反掌。而古学支离，各承家技，计日汗下，其术太疏，此先师所以感宗族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着论以救世疾苦，而因伤寒以起教也（毒之为言害也，博雅一曰恶也，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药事，论云以伤寒为毒者，喻为害之意云尔。又易师卦，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与老子亭之毒之之毒，在易义当训治，在老子则为化育之意，后贤有以本论毒字为语病者，真所见未广耳）。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冬时触冒寒邪，感而即病，邪客皮肤，中伤荣卫，恶寒发热，头痛项强者，名曰伤寒。其感而不即病者，虽寒毒内侵，而其人体尚壮盛，病未即发，但严寒外束，则卫气内陷，身形正阳之热，不得宣发，郁结寒毒，伏藏肌肤之间，至春令风以动之，外内合邪，变为温病，此与伏气正病之春温不同。盖泛言风温、温热之候，藉明化热之由，总因冬寒外侵，阳伏气蓄所致，故不曰至春发为温病，而曰至春变为温病也。若春温正病属伏气者，则当气伏于少阴之合（说详温病篇）。曰藏于肌肤者，谓邪入之门户云尔，然有时至夏变为暑病者，非指由冬藏肌肤之邪，至夏乃发，盖谓病温未尽愈，留温邪之余气于夏，则当为暑病（夏令病暑不病温，说详温病篇）。此种暑病，较临时感受者为重，因伏热尚在，加新感郁蒸之气，两热相搏，此素热伤暑之类，故曰热重于温，不曰暑重于温，而曰热重于温，非细心体会者，本不易辨，以蓄热之因，溯源亦起于冬，故曰：至夏变为温病也。由此故知，辛苦劳役之人，冬寒操作，涉水履冰，触冒霜威，杀其阳气，当时虽未即病，伏气早已留藏，至春夏而多病温热者，皆冬犯寒邪所致，非时行之气使然也。
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此明病有时行者，异乎四时正气之序。盖四时正病，其气为常，时行之病，其气则变，如春应暖而反大寒，气当散而反敛也；夏应热而反大凉，气当升而反降也；秋应凉而反大热，气当阖而反开也；冬应寒而反大温，气当藏而反泄也。反四时正气之常，不当其时，而有其气，则逆岁气之和，违节物之序，斯乃天地太过不及之变。故感受生病，以时流行，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类似者，是则谓之时行也。夏寒冬温，气反天常．病而中人，内着骨髓（世谓夏不中寒，夏立阴暑之名，谬甚），再加秽气之合，便成疫疠。若四时正气为病，则邪由体异，气无传染，且决无阖户长幼病皆相似者。时行不必岁有，惟气候反常，即当预虑之耳。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九月霜降节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便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以冬时不调，适有伤寒之人，即为病也。
此示四时之气，历数运行，皆以斗宿为转移，斗柄东指则为春，南指则为夏，西指则为秋，北指则为冬，因斗历之运转，而后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见焉。因其气改，而物候随异，如月令所举是也。故节物之占，在人可见，经曰：善言天者，必验于人；善言理者，必彰于物。此夏时所以合天地之正，而日月代明，不可偏废以成历也。古有运气之说，见于《内经》，以数理之阴阳，推运气（运，五运也；气，六气也）之胜负，其说似玄而实不适用。盖精于阴阳家言，疏于病情者之所为也。故所演六气病变，亦或违或合，世有好高远者，多泥此论立治法，不解司天化气，推干支五行之性，布列运行，当如是耳，但气有太过不及，各有应有不应。况由天司化，以及于身形五藏，如少阳司天为火化，火化者当为病热，假令素秉寒中者，不受火化也；如太阳司天为寒化，寒化者当为病寒，假令素秉热中者，不受寒化也。加以岁气与运气，又有违有合，则运气之主病，亦有验有不验，学者当知数理运行之推算如是，未可本此以定时行疫气之必然也（历数运行，以斗宿为转移，故曰以斗历占之，二十四气之转运，儒家皆知之，可以言医之理。然不可拘泥，以病之受气，及六气之流传，皆言其常不言其变，变则为不正，不正便是疫。疫者，不正之异气也。序例之义，举其大略，其详载在《内经》，所贵乎医之为道，要能洞悉病情，而不在广涉空泛。世有谓疾病专属在人藏府之变化，废时行之变化而不谈者，固为执一之见，若高谈运气，驰鹜僻远，乃于病情则茫然，其蔽一也）。故经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医道之难，难于一贯。是以本论但举四时、八节、二十四气，而略乎运气之说，非以叹玄冥幽微之难极，盖以见推演立论之未能尽验也。至于节物之变，皆彰物可验，故举霜降、雨水，示气化应候之例，使知四时正气之序，与病变所关最切，其理总不外气之出入、升降、敛散、阖辟，如同一肝病，肝病当王于春，若病肝气之郁结者，自逢春而条舒；若病肝气之疏泄者，反逢秋以敛秘。小之若一日朝暮之温凉，亦莫不使病有间甚也。寒邪为病，四时皆有之，惟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处冒霜露，中寒而即病者，谓之伤寒正病，若伤寒传经病，则惟此数月内有之，余时虽中寒邪，决无传经之证也。《素问》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者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则生热也。此明伤寒化热，皆由外寒与体内之阳，互相胜拒，故外寒愈盛，则相搏愈烈，是以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言天气渐寒，则人身之阳内伏，故外寒入深，则反激益甚，此客邪与体内阳气之争，病之由体变也。若寒中之体胜拒当微，热中之体，必证见壮热，甚致传经之变，又外邪皆逢身之虚，乃得入客。若君子固密，则寒无由入，必冬时能调节适宜，适有严寒外侵者，乃即病而为伤寒也。
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为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冬令闭藏，阳伏气潜，水冰地坼，乃应其候。若冬有非节之暖者，则肾气上浮，皮肤外泄，秋燥内收之暑湿，为所引动，发为温病，但热而不怨寒，以其气温，其时冬也，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伤寒，为外寒束体内之阳，胜拒而作；冬温，则由令气过暖，阳不内藏，伏邪内动，即冬不藏精之谓也。冬温之邪，有发于冬者，有伏深留久，至春而发者，为病更重，所谓大温是也。大温与冬温，皆起于冬不藏精，而发有迟早，故概以冬温统之，而曰发有先后，更相重沓也。冬温稍轻，大温更重，方治见后温病证治，故曰：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也。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者。此言温病以发于春者最多，或正属伏气而为春温，或风热合化而为风温（新感之风，与内蓄之热相合）。以春为发陈之气，万物繁荣于上，其候温，其令风，其政散，虽无非节之气，如暴寒冰雪之变者，亦易发动伏寒，证见壮热，变为温病。故春阳勃发，最为发病之候，不但温邪为然，即宿恙亦尔。且冬寒冰冽，又四序伏邪之始也。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此言病气与令气相加，亦成时行疫气之证。如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气候由温至热，乃岁序之常，若天有暴寒之变，即成不正之气，不正之气感人，便至成疫。盖疫乃天地毒厉之气，有温疫、寒疫、寒温杂合之分。温疫多发于春夏，寒疫多发于秋冬。毒秽之气，反易天常，尸气传染，沿门阖户而死。其详后当专论，本节所谓见暴寒非节之变，在温暑之令而病寒者，乃时行之病，可称时行寒疫（四字成名，不可分释），亦疫病之类似也。但时行之气，加于令气，其病变亦随时不同，故暴寒若见于三月、四月，其时气候未至甚热，阳气尚弱（此指时令之阳），为寒所折，病热犹轻。若暴寒见于五月、六月，夏候郁蒸，气交之阳已盛，为寒所折，则时行之气，与令气相搏，病热则重。若暴寒见于七月、八月，天阳向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此与上言伤寒化热不同，盖彼为从体而变，此则从令而变。一为外寒与身形正阳之争，一为变气与四时正气之争。故彼则入冬而病成，此则至夏而转甚也。其理则以阳气盛，时应热，为寒所折，寒随热变，从令化也。故令气愈热，则反激之病变愈甚，若阳气已衰，纵为寒折，以令气反激力少，虽病热而亦微，故寒中之体，决不从时令而化热也。凡夏令证见壮热，初起微恶寒者，皆非时暴寒，折其令气，其病与温暑相似，而证治不同。以温、暑两病，皆无恶寒，而暑证更当有汗，且不兼头痛、体痛诸证，故治暑不可发汗。若治暴寒折热之证，则有汗者可专治其热，无汗者宜表里兼治，虽炎夏亦无发汗之禁，故曰但治有殊耳（后世有以香薷治暑证者，香薷为发汗之剂，此正治暴寒折热耳。若真伤暑，不可汗也）。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然气候亦有应至仍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小人独冒，必瘿暴诊。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是以春伤于内，夏必
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
大气之运行，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是十五日得一气也，积六气而成时，积四时而成岁，故四六名二十四气。然气候有应至仍不至，有未应至而至，有至而太过，有至而不去。凡失平气之常，皆成病气之因。其候气之法，当以冬至之后，甲子夜半，为少阳始生（少阳者，稚阳也），未得甲子，而天因温和者，为未至而至；已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为至而不去；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但气有四时寒暑弛张之异者，非天气之分而为四也，其源则皆出于一气之所生化，由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既分，则刚柔相摩，动静相召，二气鼓击，变化见矣。阳之半升，则为春之温（温即暖也）：阳之全升，则为夏之暑。阳之半降，则为秋之凉；阳之全降，则为冬之寒。阳气者，喜升而恶抑，故秋冬气降，阳当下伏，屈而欲伸，为忿、为怒，而一阳复始，以冬至后得甲子为少阳之起。圣人以八卦演万有之变，象其动而重之以爻。爻也者，效此者也。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此地气上腾，以交于天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此天气下降，以交于地也。《素问。至真大要论》曰：气至，谓之至；气分谓之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一岁之中，冬夏二至，为天地气交之候，故曰阴阳合也。春秋二分，为天地气异之候，故曰阴阳离也。因阴阳之离合而生交易，因交易之鼓击而生病变，总不外大气之自为出入升降尔。故君子因时之序，春夏以养其阳，秋冬以养其阴。使气得泄，以缓其形，所以条舒百脉而养阳也；无泄皮肤，以固其外，所以合藏精气而养阴也。随气交之阖辟，顺天地之刚柔，此君子所以合四时之序也。小人劳役于寒暑之中，触冒贼邪，必婴暴疹，（婴之为言触也，疹为言疾也），病而即发者，须知寒毒暑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必详而取之，以求见病之源。更有病不即发，如春伤于风，夏为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类。亦应察四时令气之伏，考蓄邪变病之由（秋伤于温，为肺行收令，于时阳气在合，金将胜火，湿气及体，燥束其湿，病伏于秋，至冬寒冰冽，外内合邪，乃为咳嗽，若秋伤于燥，当感而即病，不待至冬而发，若属燥邪内伏，则又当为温病，不为咳嗽也。后贤有以秋伤于湿，疑经文之误者，未之思矣）。凡此皆必然之道，学者宜审思明辨，乃能洞见病机，临诊无五过四失之咎。至若伤寒为病，变化最速，传经合并，逐日浅深，非相体权衡，以施方治，断难期桴鼓相应之效。今世人不晓利害，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病困乃以告医，迁延已成坏病。医人又不晓邪传次第，而妄治之，则药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详审病情，于一药铢两之进退，悉求与脉证盖函印合，则治无不效者已。呜呼，自禁方盛而诊道熄，数千年来，家技自矜之秘，皆验方之传习而已，乃于本论活法一贯之书，亦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论，盖诊道之不明久矣。
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飧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间，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此示方宜异治之未可固执，亦犹运气之推步难以尽验也。盖土地温凉，因原陵高下而不同；物性刚柔，缘南北飧居以各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东方之域，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热中而发疮；盐者，胜血而作渴。故其民黑色束理，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则宜砭石。西方之域，沙石之处，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不衣而褐荐，饮食脂肥，血气充实，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之域，风寒冰冽，地高陵居，其民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南方之域，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致理而赤色，其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惟中央地平以湿，气候温和，其民食杂而不劳，病多痿厥寒热，治宜导引按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所宜。此明五方风土有燥、湿、寒、温之异，而治法亦分针砭、灸焫、毒药、导引之殊也。但风土虽异，而平脉辨证一贯之道，不因方域而异，未有得如是脉，见如是证，诊南人则当温补，治北人而当凉泻者。故风土不同，惟时行瘴疠，及独发之病为然耳。至夫平辨制方之法，则固放诸四海而无不合也。师既曰：以训后贤，开其未悟。
而又曰：临病之工，宜须两审。则所以语上语下之旨，悉在是矣（譬之气候燥热之地，自多燥热之病；气候寒湿之地，自多寒湿之病。但脉证则决不因风土而殊，断无同一脉证，见诸南方，则当从寒湿而断，治宜温散，而见诸北方，则当从燥热而断，治宜凉泻者。若果如此，则又无所谓诊道矣。流俗之弊，各方皆有禁药，如大江以南，畏麻、桂、姜、附如鸩毒，病之当温补者，至瞑目不肯一试，良可太息。即时令之变，虽盛夏亦有中寒，严冬亦有伏热，而俗医但知春温夏暑，百病一例，至谓夏令中寒为阴暑者，更可怪也）。
凡伤于寒，传经（通行本缺此二字）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多（通行本误作必）死。
《素》、《灵》之书，虽传自邃古，而辞理错简，代有增益，今所流通，惟唐王冰注本最古，其所加字，久已朱墨不分，莫由窥张公秘本之旧，欲上溯以求岐黄授受之真，更无论矣。故自《内经》以热论混于伤寒，后贤更误以序例为叔和伪作，反议叔和混伤寒于热病，虽古义流传，有传经为热之语，乃所以传经之义，化热之由，世莫能晓。或乃立循经、越经、表里诸传之名，自矜补长沙未备之法，或更误以为经气传而病气不传，其说愈纷，其旨愈晦，遂成千载聚讼之的，而伤寒传经之本义，益支离矣。盖百病之生，皆有传化干移之变，非六经循序以计日相传也，即伤寒之证，亦不必感而即传，其转属合并之变，或由体秉之殊，或由方治之误，而成坏病，谓之传变则可，亦不得谓之传经。盖六气为病，惟伤寒有传经之证，余五气则但有干移合并而已。即伤寒分手足十二经，亦惟邪中于足经者则传，中于手经者则不传。四时皆有感寒之证，惟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感而即病者，乃有伤寒传经之病。故伤寒经病者（五字成名）又伤寒中之一病耳，其始起于太阳，日传一经，六日六经，计日不爽，经尽而复出之阳，则病解而渐愈。邪气内陷，入府及藏者，多死。古以传经之病，证具壮热，无论传至何经，始终皆见热证，且举凡热证，亦未有如此其急者。今《素问?热论》一篇，大旨皆明伤寒传经之义，乃年移代革，脱简讹谬，不曰伤寒传经病者，皆热病之类似，乃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自尔相沿，举世不辨伤寒、热病之异，而凡《内经》所举热病之条，又无不曰法当得汗而解，此非先圣之误，盖授学之失真也。是知古说之讹，在误以热病为伤寒。唐宋以后，则误以伤寒为热病。后贤不明此旨，复以伤寒传经之病，证不常有，即有之世亦莫辨，又皆混于湿热，误治以死。遂又以为伤寒病不传经，甚乃更矜新奇，创温病六经相传之治（清黄氏元御，本刘松峰之说疫，立六经温病治法），而轩岐长沙之旨，两失之矣。夫伤寒传经之为病也，乃由寒热相争，阴阳鼓击，故使然耳。初由严寒伤于太阳，而其人府阳素盛（此指六府之阳），寒邪与内热相争，寒之性为水，阳之性为火，阳盛即火盛，水火并争，斯化熏蒸之气，而成寒热相搏之变，外寒内热，各不相负，势必急而且热，故冲激之邪，不可遏止，必循人身经气之道路，而为传行，邪急则脉亦急数，由形层之次第，自浅入深，日传一经，邪不解则传亦不止，虽传遍六经，无不皆见热证。此乃传经为化热，非以热病而传经也。凡万有动力之生，莫不由阴阳水火之鼓击，不独传经化热之理为然也。是以伤寒传经，虽证具壮热，而病因则外起于寒，寒为外至之邪，热乃府阳之盛，故邪未离经（离经者，邪离其本经也）必须汗解而壮热始退。至热病、温病，则邪不在表，决无当汗之法，若果热气传经，则热入当手太阳（小肠经也）先受，转及心主，断不循六经次第而传。又热气所中，无两邪相争之势，则行亦不速，且热邪及体，若其人府阳盛者，则两热相合，病热愈甚，亦决无类似伤寒壮热恶寒无汗之象。若藏阴盛者，入则消除，藏阴半盛者，入则两邪交错，变为寒热错杂。府阳半盛者，入则停留或移，内外上下左右，皆可发生热病。总之热气之为病，证象无论轻重，决无时时传变，一日二日，病状相去千里者。故六气虽各能侵犯十二经，但非伤寒，则必无传经之候耳。传经之治不误，亦少死证，故曰热虽盛不死。所谓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者，此盖谓两感证也。两感证为难治，然亦不必尽死，故曰多死。《内经》所谓未满三日可汗，已满三日可汗下者，亦聊示阴阳表里之概，临病仍当平脉辨证，随时消息，若竟以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为计日施治之法，则与西学之不辨虚实，但以冰清退热者何异。本论之作，其所以继往开来，贤于轩岐远矣。
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此示六经受病之大法也（六经之在身形，表六气变化之用，其经气内根府藏，外合形层，含义繁赜，说详达旨）。膀胱为足太阳之经，小肠为手太阳之经，外领皮肤而统荣卫，主人体身形之表，其经行身之背（此指足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入络于脑，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循膂络肾，属于膀胱。太阳司六气寒水之化，以调节体之温清。皮肤为太阳外界，有气门以司呼吸，有玄府以司泌汗。膀胱为化气之府，主卫气外行皮毛；小肠为纳精之府，司津液内营五藏，而化汗之源系焉。故玄府、气门二者之用，一有失常，则寒热以作，人体之皮肤冬温而清者，太阳寒水之为用也，而其调节之本，则内根于小肠膀胱之府，皮肤但为之外合而已。邪伤太阳之表，客寒内束，经气外拒，闭太阳外开之用，使真邪相搏于皮肤之界，脉当尺寸俱浮，尺寸俱浮者，明所以异于脉浮之在前在后，举尺寸而关自在其中矣。但表证之脉，必其象微仰，寸高于尺，故曰：前如外者，足太阳也。邪客太阳，当一二日发，以邪感而发有迟速，或当日即病，或次日乃发，但非伏邪，必不能久蓄，故曰一二日也。邪入于经，斯循经气之道路，而头连项痛，腰脊俱强。不言恶寒者，以伤寒自当恶寒也。三阳三阴，均有表邪，俱可直中，惟太阳独称表证，故曰：病在表者，必邪连太阳者也。凡曰某经受病者，谓邪客其经云尔，不必定为传经也。
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汗出（汗出二字，通行本阙）目疼，鼻干，不得卧。
足阳明，胃之经也，与手阳明大肠，共司燥金之化，其经外合于肌，内根于胃，其脉行身之前，上至额颅，夹鼻络目，入上齿，环唇口，下膈属胃络脾，循腹里，下髀关，以行于足。阳明受病，脉当尺寸俱长，长者，胃气强也。病当二三日发者，以二日为阳明主气，其迟者则多一日而三日发也。邪入阳明，则循经气之道路而化燥。身热汗出者，胃热外蒸于肌也；目疼鼻干者，胃热上干于窍也；不得卧者，胃气逆而不和也。胃为谷神之府，食入长气于阳，故阳明之脉，当长而大。
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
足少阳，胆之经也，与手少阳三焦，共司相火之化，其经外合于膜，内根于胆，其脉行身之侧，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入耳中，加颊车，下颈，循胁下胸贯膈，络肝属胆。少阳受病，脉当尺寸俱弘。弦者，气郁而血凝也（浮弦在胆，沉弦在肝），病当三四日发，邪入少阳则胸胁痛者，经气之痹而不行也。耳聋者，相火之气上干于窍也（凡耳聋，病浅多在少阳，深则属肾）。凡三阳经受病，邪未入府而在表者，可发汗而已，然治阳明当存津液，治少阳当和腠理，必阴阳和而后得汗，此亦但言其概尔。
尺寸俱沉濡（通行本误作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
足太阴，脾之经也，与手太阴肺，共司湿土之化，其经外合于肉，内根于脾，其脉行身之前，上起大指之端，上循腨、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而连舌本，散于舌下。太阴受病，脉沉濡者，脾气陷而化湿也（气陷则沉，化湿则濡），病当四五日发，邪入太阴，则腹满而嗌干者，太阴主腹（脾，即今生理家所谓膵藏，膵管开口于十二指肠，故太阴主腹），其藏与胃以膜相连，故病则脾气不行，中焦气阻而为腹满。嗌干者，脾气热则胃干而渴也（语出《素同?痿论》）。
尺寸俱沉细（细字通行本阙）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足少阴，肾之经也，与手少阴心，共司君火之化，其经外合于脉与骨，内根于心与肾，其脉起于足心，循内踝行身之内侧，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而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少阴受病，脉沉细者，肾气沉则心气束也（肾气沉降，故脉沉；心气内束，故脉细），当五六日发，邪入少阴，则口燥舌干而渴者，肾热上灼而肺津枯也，当嗌干口热如胶（若口渴而苦，唇干者，此属胃热），与热在胆胃者有辨。
尺寸俱弦微者（通行本误作微缓），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经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
足厥阴，肝之经也，与手厥阴心包络，共司风木之化，其经外合于筋膜（肝合筋，包络合膜），内根于肝与包络，其脉下起大指丛毛之际，自内踝、上腘内廉，交出太阴之后，循股入阴中，环阴器，抵少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连目系，与督脉会于巅。厥阴受病，脉尺寸俱弦微者，以平人厥阴受病，脉当沉弦，素气虚者，则脉弦而微。今邪入阴尽之经，则非本经之气素虚者，不至深陷，故不曰沉弦而曰弦微也，病当六七日发。邪入厥阴则肝气痹于胁肋，故为之内烦而胀满，肝气陷而宗筋
挛急，故使阴囊内缩。三阴均可直入为病，藏气与邪相感故也，但厥阴为经尽之处，邪入厥阴，即内陷而入血分，厥阴外合筋膜，受病或热或寒，有邪当从小便而出，不能外泄皮毛之分，故厥阴无麻桂证，误汗伤液之变，尤甚于少阳之禁汗也（凡桂枝、细辛佐当归、吴萸，即入厥阴；佐附子，便达少阴）。三阳受病，已入于府者，可下而已，此指化热传经，故皆经入府为归，府谓六府，不独指阳明胃。然可下之证，无不病连胃实，所谓在三阳者可汗，入三阴者可下，演《素问》之旨，举其概而言之尔。又六经受病，皆指伤寒邪气入经而言，故与六经为病所以总百病之纲者，略有出入。学者比类求之，当知作者之意，盖亦有慨乎古学之支离也。
伤寒传经，在太阳，脉浮而急数，发热，无汗，烦，宜麻黄汤（通行本佚）。
麻黄汤方：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伤寒传经病，必一日起于太阳，寒邪伤荣，与府热相争，激而化热，故外证壮恶寒，躁烦无汗，脉当浮而急数，急者如引绳乍张。此寒已化热，血气奔溢之象，外受强寒，内蓄府热，二气之争，各不相负，故恶寒与壮热并见，无汗躁烦，脉象急数。若热病温病，则决无此伤寒外证（即壮热恶寒，无汗也）。若外寒与内热相搏，热气不盛，不成化热传经，则仅为大青龙证之内见躁烦，外证必无此壮热，且不经发汗，脉象必浮紧不解，决无紧去自转急数之变。故知为伤寒传经正病也，证虽化热，而因起外寒，必须先解其
表，宜麻黄汤开玄府以发汗，使荣气得泄，则寒邪外散，表解始可内清其热，既不可表里两解，尤禁误用清凉，使表邪内陷。知传经之治，所以异于温热者远矣。但邪传以府阳为转移，若六府之阳俱盛，则六经遍传，若只一二府阳盛，则亦邪传一二经而止，但邪未解则必传，邪不传则病解，断无经数日而证象留连不变者。若病起太阳，不再传阳明而入府（此指本经膀胱之府），则当少腹急痛，小便赤热，发热从腰以下甚，脉变浮部急紧而势沉，有入强下掣之象。入太阳府，当有汗出，仍兼恶寒，但不如阳明汗出而兼发
热、有汗者，宜桃核承气汤攻其府热。若外证无汗，则邪尚在经府之间，宜用桂枝汤加黄柏皮、知母与之，此治有缓急之异也。
传阳明，脉大而数，发热汗出，口渴舌燥，宜白虎汤。不差，与承气汤（通行本佚）。
白虎汤方：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碎，甘草二两炙，粳米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一日，在太阳不解，二日经传阳明，初由外胜之寒，自皮肤而入，内与府阳相争，及经传阳明，则邪由皮以入肌，内连胃府，里热外迫，熏蒸分腠，发热汗出，不再恶寒，脉象亦由浮转大而数迫，胃热盛则咽路津枯，故口渴，舌苔干燥，此经传阳明，已离太阳之界，壮热在肌，其因在胃，宜白虎汤，清胃热以凉肌腠，佐粳米以生胃津，里和而外热自解。伤寒惟阳明肌热，自里达表，可用正治之法，但如水灌冰清，只以杀其外热，未能径治其本。若府阳过盛，不再传少阳，便由经入府，发热，大汗出，舌苔黄厚，或兼焦黑，谵语神昏，脉沉而实者，此外热并胃，胃热熏心，急用大承气汤，缓用小承气汤，以荡涤胃中邪热，府热清而外热自解。若非传经之证，虽当下亦无如此之急，决无一二日间，遂见胃实证也。
传少阳，脉弦而急，口苦咽干，头晕目眩，往来寒热，热多寒少，宜小柴胡汤。不差，与大柴胡汤（通行本佚）。
小柴胡汤方：柴胡半斤，黄芩、人参、甘草炙、生姜各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半夏半斤洗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大柴胡汤方：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斤洗，生姜五两切，枳实四枚炙，大枣十二枚擘，大黄二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二日经传阳明，若不入阳明之府，则三日更循经而传少阳。传少阳则热邪由肌蒸膜，内合于胆，胆气热则胆液上泄，故证见口苦咽干，头晕目眩，往来寒热，热多寒少，心神恍惚，语无伦次，脉弦而急。盖口苦者，胆气之泄；咽干者，水津之枯（三焦之膜，为水道所行，故中含水津之气，热灼故津枯）；头晕目眩者，胆热循经气上干于脑；往来寒热者，邪在少阳半表半里之界，故循肓膜（肓膜即手少阳三焦之体，遍布人身内外）以出入，而成往来之象；热多寒少者，传经则化热，故多热也；胆热熏脑，故心神恍惚，语无伦次，但不似胃热熏心，谵妄狂躁之甚；脉弦而急，邪入少阳而化热也，宜小柴胡汤，清胆热以和表里，柴胡所以疏膜腠之气也。少阳证多气虚血热，故方治大法，皆益气清荣，补泻并用。其胆胃两实之证，当用大柴胡法，兼泻胃热。传经至少阳，若府阳盛（此指胆府）极，不再传太阴而入府，则目赤肿痛，头晕痛，两胁下痛，烦甚，谵语不避亲疏，闭目如见鬼状，脉当沉弦而数，此胆热干心，宜权病势轻重，以大、小柴胡法化栽进退，加丹皮、栀子，清心而退荣热，方固不可执也。
传太阴，脉濡而大，发热，下利口渴，腹中急痛，宜茯苓白朮厚朴石膏黄芩甘草汤（通行本佚）。
茯苓白朮厚朴石膏黄芩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白朮三两，厚朴四两，石膏半斤，黄芩三两，甘草二两炙，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五合，日三服。
三日经传少阳，若不入中精之府，则四日当邪传太阴，证见口渴下利，仍发热不解，而反无汗，以邪陷入阴故也，当腹中急痛，小便不利，脉象濡大而势滑（此言滑利也）。盖传经邪至太阴，不再传而转入胃府，便变为脾湿胃寒之证，故脉亦转滑为濡。所以然者，因传经之邪，虽为化热，若热气实，则在三阳已当入府，早成胃实之证，今传至太阴，则热气向衰，热衰即再传入胃，亦不能更成燥热。口渴者，脾气热则胃干而渴也；下利者，脾不纳精，斯水注二肠为利，虽利必为热利者，以热邪移胃，传经自化热也；脾病而肝气乘之，故腹急痛；下利则水谷不分，当小便不利，宜茯苓白朮厚朴石膏黄芩甘草汤。苓朮运脾以化水，黄芩清胆而治利（热利病源在胆，故黄芩可以止利），石膏以凉肌热，厚朴以降气结，佐甘草以缓急和中（凡气结而痛，痛在一部而拒按者，当用厚朴，若气散漫而痛者，宜沉香以和之）。此半虚、半实、半热证也。若不再传而入府，则邪还入胃，当腹满下利呕逆，脉亦转滑为濡，势弱而象大，腹满与下利同见，此脾气结而不纳精也。呕逆者，胃气之上逆也，呕甚则腠理开而汗出，呕停则汗止热仍不解，治宜方中加白芍、半夏之属，降胃逆以敛木邪（木邪兼肝胆言之）。盖传经而至太阴，为由阳入阴之关，病之缓急轻重吉凶，悉于此判。若邪过甚至太阴不止，再传少阴，则气热并血，阳邪又盛，故至少阴必仍有热证，但既传少阴，则不治必再传厥阴，此定法也。
传少阴，脉沉细而数，手足时厥时热，咽中痛，小便难，宜附子细辛黄连黄芩汤（通行本佚）。
附子细辛黄连黄芩汤方
附子大者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细辛二两，黄连四两，黄芩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四日邪传太阴不解，必五日再传少阴，经传少阴，则化热之邪，自气陷血，心气内陷，肾阳下沉，故脉转沉细而数，其象微紧；邪陷脉内，当手足微热而复时厥；心中热甚无汗，咽痛且干，不能饮水，以热在血分，故咽干不能多饮；肾气不化，小便亦难，至此便成心热肾寒，下虚上实之证，宜附子细辛黄连黄芩汤。附子温肾，连、芩泻心，细辛通脉，以散内陷之寒。至六经提纲，所谓少阴为病，脉微细但欲寐者，乃少阴正病，不限于少阴伤寒，更与传经之病殊矣。
传厥阴，脉沉弦而急，发热时疏，心烦呕逆，宜桂枝当归半夏芍药黄柏汤，吐蛔者，宜乌梅丸（通行本佚）。
桂枝当归半夏芍药黄柏汤方
桂枝二两，当归三两，半夏一升，芍药三两，黄柏二两，甘草二两炙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去滓，温分三服。
乌梅丸方：乌梅三百枚，细辛六两，干姜十两，黄连十六两，当归四两，附子六两炮，
去皮，蜀椒四两出汁，桂枝六两去皮，人参六两，黄柏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密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按苦酒乃以药浸酒，大抵取苦寒之品，古代家家常备之药，诗音义，所谓苹可苦酒，即淹就酒者是也，古方亦不一，释详少阴篇，后贤释作醋者非是）。
若五日传至少阴不解，六日当邪传厥阴，厥阴为阴尽之经，传至厥阴，当更有由阴出阳之机，故脉由沉细，复转沉弦而急。弦脉为阴中之阳，由细转弦，气能内壮于脉道也。传厥阴当四肢微急，目青内陷，以肝合筋膜之气，而上穷于目也。肝气寒则四肢筋急，肝气陷则目青内陷；发热时疏者，此风木之气，时有往来屈伸，故时而发热；面赤心烦呕逆者，肝阳逆并于上也；时而热退，面色青白，小便反黄者，肝郁泄热于下也，手足必时冷时热。脉当沉弦而急，其象微紧，久按之长短大小不齐，时而弦长鼓指，时而乍一短硬，旋即仍复弦紧，此厥阴秉风性之藏，善行数变（少阳之至，亦有乍短乍长）故效象如此。若加乍疏乍数，象势息至，俱来不定，则为真气内绝之诊，不可同年语矣。
厥阴虽欲呕，咽中必干，时发寒热，心烦，手足拘急，热时当有微汗，以阴尽出阳故也，宜桂枝当归半夏芍药黄柏汤，调达肝郁，清下焦之热，导邪出自小便。若腹中时痛，脉沉弦而急，时一紧者，必吐蛔，吐蛔者，宜乌梅丸，寒热井用，以解阴阳错杂之邪，而吐蛔自止。若脉不乍紧，腹不痛者，不吐蛔也。少阴、厥阴不言入府者，以少阴入府，即邪结膀胱，厥阴入府，即邪还少阳，此藏病还府，里邪出表，病气由深转浅，证为向愈，其治法亦不待烦言而解矣。
以上皆传经脉证并治之正病也，若入府及藏，为传经变病，治列后条（通行本佚）。
传经纲要，上已详论之矣，方治不误，亦少死证，正病正治之法，已尽于此。至夫汗下妄施，真气内损，或内陷府藏，或邪留经络，坏证多端，不胜缕述，或初缘外感，终成内伤，病变无穷，治无定法。故后六经篇，更详演病随体变之例，以示活法一贯之旨，所渭治列后条者是也。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脉时浮时沉，时数时细，大青龙汤加附子主之。
大青龙汤加附子方：麻黄六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杏仁四十枚去皮尖，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
切，大枣十枚擘，石膏如鸡子大碎，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
上八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一作逆）虚，恶风烦燥，不得眠也。
此言伤寒表里两经同感之证（与两邪杂合，表里并病，亦谓之两感，名同而实不同）。寒邪一日，伤于太阳，外客皮毛，乘虚内陷，寒胜入脉，遂合少阴，表里同中，遂成太少两感之证，两经气相表里，故寒邪两感，则病气扰乱于中，时而外越，时而内陷，证象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头痛烦满，邪并于太阳也，并阳之时，必外见发热恶寒；脉转浮数，口干而渴，邪并于少阴也，并阴之时，必脉转沉细，而证但欲寐。证象忽躁忽静，忽表忽里，脉象亦时浮时沉，时数时细，故治其裹，则阳亡外散；治其里，则邪陷内结，法宜以大青龙加附子主之。麻、桂、杏、甘，开玄府以解外寒，石膏清热以除烦，附子通阳而固肾，以姜枣调中府之气，则发表不至阳亡，清里不至邪陷，温肾不至化热，斯亦法良意美，上工苦心者矣。病变稍殊，消息进退可也。
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脉时高时卑，时强时弱，宜大黄石膏茯苓白朮枳实甘草汤主之。
大黄石膏茯苓白朮枳实甘草汤方：大黄四两，石膏一斤，茯苓三两，白朮四两，枳实三两，甘草三两炙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五升，温分三服。
阳明与太阴为表里也，二日阳明受病，邪客在肌，胃络内陷，遂合于脾，邪连两经，表里同病。证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而谵语，腹满不欲食者，邪之在太阴也；身热汗出而谵语者，邪之在阳明也。阳明、太阴两感，必时而汗出发热，时而身热无汗，四肢不举，脉象亦时高时卑，时强时弱。胃气鼓，则脉为乍高而强；脾气陷，则脉又乍卑而弱。斯时治太阴，则阳明愈实，必谵妄狂躁以终；攻阳明，则太阴益陷，当自利不禁而死。法宜茯苓、白朮，转太阴以运脾阳；大黄、石膏，清阳明而泻胃热；枳实以降气结；甘草
以和中府。表里和而两感之邪解矣。
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脉乍弦乍急，乍细乍散，宜当归附子人参黄连黄柏汤救之，多不可治（四字通行本阙）。
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藏府不通而死矣（通行本此下多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十字）。
当归附子人参黄连黄柏汤方
当归四两，附子大者一枚炮，去皮，切八片，人参三两，黄连二两，黄柏三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阳与厥阴为表里也，三日少阳受病，邪客在膜，内陷于络，表里受邪，遂成两感，其证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耳聋者，邪在少阳；囊缩而厥者，邪入厥阴；水浆不入，肝气胜而胃将绝矣。少阳、厥阴两感，必时而发厥，时有寒热往来之象，脉象亦乍弦而细，乍急而散。阴阳表里之气，乱而相移，以厥阴为阴尽之藏，故较太阳少阴、阳明太阴之两感，尤为难治，宜当归附子人参黄连黄柏汤救之，此温养厥阴经脉，且固少阴阳脱之剂也。参、归、附子，温荣益气，以起肝阳之陷；黄连黄柏，分走上下，以清内啖之热，必待由藏出府，始得徐和少阳。凡两感证，皆极重难治之病，初感已甚可也危，至阳明太阴，则当不省人事，故曰多不可治。若全不识人者，法在必死，至六日六经气尽而终矣。以两感证一日而传两经，三日则传遍六经，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已受病，荣卫之用不行，藏府之气不通，未有不死者也。曰六日者，亦举其概而言之，或过期，或不及期，其死皆以数日之间也必矣。
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寸尺陷者大危。
此承上述传经病解，由厥阴阴尽复出之阳，若不加异气之感，则经气再周而愈，所谓其愈皆在十二日以上者是也。六日六经传尽，至七日又自厥阴而出太阳，卫气外通而上行，则复见太阳头痛之证，然亦余气向衰，仅微微头痛而己，故曰头痛少愈也；八日再历阳明，肌腠气通，身热微汗，故曰身热少歇也；九日再历少阳，三焦气和，耳闭乍开，故曰耳聋微闻也；十日再历太阴，中焦气转，腹满自减，则胃和而思食饮；十一日再历少阴，脉气流行，津液上布，渴止，舌干转润，时而得嚏，此阴气前通于上，故曰渴止、舌干已（已者止也）而嚏也；十二日再历厥阴，筋膜气畅，宗筋之挛急自缓，故囊纵而少腹微下（囊缩则少腹亦缩，囊纵则少腹亦缓，故曰微下）。盖再历六经主气之期，本经之气内复，则病气以时自解，伤寒传经之大邪尽去，而病人精神复爽慧之常矣。大气，即大邪也。若过十三日以上，经气再周而病仍不间（间即减也），寸口之脉，或寸或尺，一部独陷者，此为大气内陷，必初由外感，将转内伤，入府及藏，留连难已，故曰：寸尺陷者大危。盖纵横逆顺之变，自此始已。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病证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成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若伤寒之后，余邪未了了，而更感异气之加，则变为他病。异气者，不正之气也。或由方治之误，或由异气之感，凡病象错杂，非初起六气正病者，皆可谓之坏病，当依后平脉辨证之法，相体权衡治之。兹更举病由体变之例，若其人脉象阴阳俱盛，此素秉气血俱盛之体，假令重感于寒（重，去声），寒邪与正气相搏，势力平均，各不相负，则变成大寒、大热之候，故曰温疟，若内热甚而脉变急数，便至传经，此一例也。若其人阳脉浮滑，阴脉濡弱，此素秉血实于表，气弱于里，更遇于风，则风入血分，搏而化热，脉亦变浮数而滑（或更兼弦），便成风温之证，此又一例也。若其人阳脉洪数，阴脉实大，此素秉血热于表，气实于里，虽不病已成热中之体，更遇温热之感，则两热相加，必成大热之证，故曰温毒，温毒与寒毒，皆言其气盛烈，温毒，即热邪之极重者，故曰温毒为病最重也。更遇温热，不拘令气之感，（暑热是也），或加火熏，或食热物，皆可致之，此又一例也。若其人阳脉濡弱，阴脉弦紧，此素秉气虚于表，血浊于里，更遇温气之加，则乘卫气之疏，直入血分，便至变成温疫。此言温疫者，温气即热气，疫即邪毒，非伏气之温，亦非时行之疫，与上风温温毒，皆统论温热为病，示学者以病随体变。惟血分污浊者，最易感召不正之气（热入血分，必面赤发热或衄），不必定指时行疫厉之属于尸气相染者也。凡值岁气不和，便当先察体秉，以为消患防危之预，此尤所宜留意。至如冬寒外伤，伏气发为温病者，脉之变证，难以备举，方治如说，俱载后温病证治篇，学者详焉。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如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
小亟因循，遂成大病，迁延沉痼，隐忍冀差之祸，惟小儿女子为甚，以讳疾且畏近医药故也。杂病不及时治，为祸尚缓，若时气不和，将有时行疫厉之变，则一日二日，死生反掌。以伤寒温热时行之候，皆病有传变，早晚证候，顿异浅深，故觉病即须便治，服药尤当如法，若意存尝试，或自矜半解，不悟一药进退，主治便殊，病急药缓，同归无效，则病家召灭顶之凶，医工遇灾怪之变。病本工标（经曰：病为本，工为标）两不相得，经所谓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故师曰：纵意违师，不须治之，非以竟人我小己之见，
盖以叹仁心术之难施也。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不在证治，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未（通行本误作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可下（可下二字，通行本误作除）。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通行本误入除字）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燥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盖风不兼寒，便属和风，寒不兼风，但为沉寒，故风寒两邪，在病着之后，伤有荣卫之分，在感受之初，本无风寒之异，故有时多并举之，始而表中风寒，法当温覆取汗，若方治不差，本易外解，待表邪入里，则病变百出，不易消散矣。所谓不在证治者，谓大热下陷，或瘀热在里，邪已内伏，外证不具，故曰不在证治，必脉象可凭，或沉紧而实，或沉实而结，既属下陷之邪，原为外感所致，犹当先解其表，表解而后可攻。若未和其外，而遽下之，则邪陷不解，而内结愈深，如大结胸证之类是也。若表邪未解，而内不消散，邪结尚非大满（未至于满甚也），皮腠犹生寒热（生寒热，即发寒热也），内实未成，经证犹在，则病不可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散，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胃实之象已具，自可下之。盖用药惟在平辨之审，原不必计日施治，虽四五日，峻攻亦不能为祸也。不宜下，而便攻之，内以下虚，表因攻陷。所谓热入者，谓表热内入也。病随体变，或邪入肠胃，而协热下利，或邪陷包络，而烦躁懊恼，为诸病变，不可胜数，其逆之轻者，则病转困笃，重者则必死矣。
凡论中冠以伤寒，而无他证者，当指伤寒正病。若条内有汗出之文者，便不可以伤寒证论，以伤寒无以得汗而解，汗出决无寒仍在者，或汗后复感则有之，但寒在必脉紧不去，未有寒解而脉象仍紧者也，紧在浮部，则寒在于表；紧在沉部，则寒在于里，若时紧时弦，时紧时涩，或紧象时在浮部，时在沉部，时在中部者。此属象势之变，或紧属荣寒，或紧为邪结，不可更从表脉论治，法当随证消息。后贤有以伤寒中风，脉可互见者，未之思矣。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里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阳盛即毙；承气入胄，阴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没，自谓其分，至令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师自注曰：神丹即发汗之剂，因发汗即愈，古人谓之神妙，故曰：神丹。甘遂，古汤名，甘遂三钱，大黄四两，芒硝二两。攻之，即下之）。
此所谓阳盛阴盛，指水火之阴阳而言，非病在阴经阳经之谓也，阳盛则火炎土燥，而阴精自虚，加以汗伤津液，则土燥而水涸，少阴绝也。阳虚则水寒土湿，而阴气自盛，下之则水愈寒而火熄，阳明绝也（火熄则土绝）。故误施汗下，皆可致死，此体秉之殊也。然汗多既可亡阳，下多亦可亡阴，则缓急逆顺之变，又当临时消息者已。神丹，古发汗之剂，古法惟详针砭，汤液之用弗彰，治寒伤荣证，欲开腠理，每用毛针，针皮毛数十百处，后乃有麻黄汤、桂枝汤之类，用以发汗，法极神妙，故有一汗当千针之语，此神丹之所由名也。意古方麻、桂诸汤，必药品庞杂至数十味，今本论所传，已经作者删削，其药味必锐减于古方之制，如《千金》、《外台》诸方，药品多者，甚至百味，犹可见古法之遗也。盖平辨制方之法，至先师始臻大成之域，前此但禁方之传而已。甘遂，古汤名，攻下剂也，以大黄、芒硝、甘遂，三味成方，但可荡涤肠胃，以攻饮结，自本论改用大小调胃承气诸方，下法始分轻重缓急之异。若神丹误发，甘遂妄投，汗下一差，虚盛误治，死生之机，相背千里，医之为道，岂易言哉。桂枝解肌之剂，物性之和平者也，施于阳盛之候，下咽即化热而毙。承气虽为下剂，不如甘遂之峻攻也，施于阴盛之候，入胃即阳脱而亡。盖死生之反掌，在于须臾，病机之吉凶，变乎顷刻。是以君子，视身之尽，有若冰谷之危，救世疾苦，不暇计日，其有变起隐微，迁延致误，阴阳虚实之交错，其辨至难，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或血虚发汗，暂时反感分腠之通，或阴结误攻，日久见动脾之变，而医术浅狭，家技自矜，辨证不知见病之源，执方不悟杀人之咎，恣其所措，言之痛心，乃举世懵然，反使病者殒没，自谓其分，至令冤魂塞路，
死尸盈野，水旱刀兵之所不及，而操刀者日伺于其旁。仁者鉴此，岂不为之痛心欤。
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用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
此所谓两感者，盖泛论两邪杂合，或表里同中之证，非伤寒传经之两感病也，法当详审病源，治分先后。夫发表攻里，本自不同，大抵热实之证，表解乃可攻里；寒中之证，必以救里为急。若虚人误发其汗，斯吐下不止而阳亡矣。乃执迷用意者，竟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表，又除其里，其言似巧，其理实违。表里两解之法，惟寒热错杂之证，间可一用，若伤寒正病，则后先次第，不可乱也。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是以大医习业，当胆大而心细，行圆而智方，本之仁心，以行仁术，能泯乎毁誉得失之见，以求臻心安理得之域，则虽不中亦不远矣。原夫医之为道，起于邃古，上自君相，下至大夫士庶人，莫不以此为养生事亲之具。古无方技之专家也，故君子而不知医，则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已，遇灾值祸，身居厄地。今世上之士，但趋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其轻生为何如哉，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内以成已，外以成物，近取诸身，则医也进乎道矣。
凡发汗温暖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病重者，一日一夜，当晬时观之，如服一剂，病证犹生，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服药皆宜中病而止。伤寒之证，病变尤多，更宜临时消息，过剂即伤正气，不及则邪留不解，师故不惮烦而语之。若与病相阻，如当汗不汗，反加壮热之类，即时便有所觉，或病重剂轻，或治不对病，当不避晨夜，时时诊视，如药力未及，连服二三剂亦得，若药病相应而终不汗出者，此死病也，但阴阳不和，即无由蒸津化汗。学者尤当平脉细审，求源以施救逆之法，未可但执麻、桂为汗剂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而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也。勿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时气病，概时行温热、六气外因为病言之。凡感证至五六日，热渐入里，必渴欲饮水，若饮不能多，不当与之，以胃阳消水，难于消谷，今腹中热尚少，而恣饮之，必水入不消，便更与人作病；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而与，勿令极意多饮，意欲饮一斗者，但与五升。若饮后腹满，小便不利，知脾虚已不足制水，膀胱复不能化气，必至停水为患，或射肺而喘，或蓄胃而哕，皆属水之变，不可更与之矣。若胃阳与水气相搏，谷气内盛，得水津四布，必忽然大汗而愈，假令水停而不愈者，则治当温脾利水，
又可知也。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也。
凡得病，反能饮水，皆为胃阳内盛，故曰欲愈之候。盖汉时仍存水灌、水噀之法，病家受祸，每不自知。序例反复申论，以明与水之害者，所以砭时病也。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厥之义，当训如其。凡得病服汤药后，其脉由动数转迟，由浮大转小，由躁急转静，皆为向愈之候。盖谷气之来也当徐而和，故无论形损气损，阳亡阴亡之证，其终也必归于躁疾散乱而死，断未有脉转缓静而病加者。此学者所当知也。
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针法各专家，今古学亦不尽传。经曰：将欲用针，必先按脉。则用针之补泻，当亦有活法一贯之妙，其治但可通其经气，调其血脉而已。若气血本质之虚，则当以汤液调之，非针治所能起也。况今所授学，问病针穴，其术同于禁方，未见先辨脉以料度府藏虚实，而后循井荣俞合以施补泻者也。是针法虽存一线之传，已不逮于古远甚，旧注虽详针穴，浅学愧少兼长，不敢劫袭援引，谨附阙疑之义，以俟来哲。
脉四损，三日死。平人一（通行本误作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
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二（通行本误作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
脉六损，一时死。平人三（通行本误作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
按：古黄帝、扁鹊脉法，皆以再动为一至，曰一至一动者，始于《难经》，今本论所举，犹古义也。《玉机真藏论》：人一息，脉五六至，其形虽不脱，真藏虽不见，犹死也。一呼一吸为一息，是五六至，即今所云十至以上，故为必死之诊。兹所举四损一息一至者，即一呼吸而脉再动；五损二息一至者，即两呼吸而脉再动；六损三息一至者，即三呼吸而脉再动。平人当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润以太息，五至为平。今一息一至，少于常数之半，故曰损。少于四至之平（四至为平脉，润以太息，乃合五至），故曰四损。再进而曰五损、六损者，各以数递进而成名也。
四损，经气绝；五损，府气绝；六损，藏气绝。真气不行于经，曰经气绝；不行于府，曰府气绝；不行于藏，曰藏气绝。经气绝则四肢不举，府气绝则不省人事，藏气绝则一身尽冷（通行本佚）。
《难经》所言上损下损，义属形损。此所谓四损、五损、六损，义属气损。盖气损以经气为始，由经而之府，由府而之藏，俱在内而不在外。《难经》言损始于皮，由外而致内，意谓由内伤而损形于外，损以渐致者也。本论谓邪注于经，不知治，令经气绝；不知治，令府气绝；不知治，令藏气绝。此以示大邪入内之浅深，真气暴脱之次第，百病之决死生，悉由此判。经气以流通百脉，故经气绝，则四肢不举；府气以长养心阳，故府气绝则不省人事；藏气为真火之源，故藏气绝则一身尽冷。内典以识寿暖为命根，府藏气绝，则命根散矣。又《金匮》曰：六府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此言府阳而藏阴，阳亡则外散，阴绝则内脱。《金匮》所举在形，本论所重在气，上工当合形气而会参之。
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下之（下之二字，通行本阙）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数乍疏者死。脉至如转索，按之不易者（通行本阙）其日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夫寒伤形，热伤气。伤寒则身寒而脉盛者，外寒内胜，而心阳外拒使然也。伤暑则身热而脉虚者，热熏分腠，而壮火食气使然也。阴阳俱盛者，当表里两实，大汗出则津液外亡，邪实于里，已成阳明府热之证，法当下之而解，下之而不解者，阴阳交也。脉阴阳俱虚者，当气微液竭，发热不止，则阴枯阳散，故主死也。脉至乍数乍疏者，中无守也（脾绝之诊）。脉至如转索而按之不易（变易也）者，肾气绝也，故主其日当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者，府实证也，脉浮大手足温者为在阳，脉证相应，故曰生；手足逆冷而脉
沉细者，阳病见阴脉也，脉证相反，故曰死。其死皆在一二日之间，不能久也。此以前粗论治病大法，及伤寒热病证治顺逆之概，其详各有专篇，学者当熟读而通贯之，庶乎执规矩以御方圆者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