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6日，台北中山堂，刚从台大研究所毕业的创作歌手杨弦举办了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唱完一系列舒缓的英文歌后，杨弦演唱了余光中的诗作。弦寂音落，生发于台湾的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由此开始。
不久，杨弦出版唱片《中国现代民歌集》，首版三万张，四个月再版三次，以星火燎原之势俘获了一大批音乐爱好者的心，台湾从此进入校园民歌时代。无数青年人抄起一把旧吉他，开始吟唱岁月的忧愁。而在此旋风之中，有个非常不起眼的年轻人将在十年后脱颖而出，深刻影响到整个华语乐坛。
这个年轻人，就是李宗盛。
杨弦举办演唱会时，17岁的李宗盛还是明新工专一年级的学生。那差不多是李宗盛少年时期最暗淡的日子。当时小李一脸青春痘，成绩烂得一塌糊涂，根本不知道未来在哪儿。周围没有一个人看好他。更糟心的是，这种被瞧不起的困境是从小开始的，以至于整个漫长的青春期，小李都以为自己会成为跟他爹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匆匆交代了。
李宗盛的父亲是台北一家瓦斯行的老板，母亲是中学教员。夫妻两人望子成龙，偏偏李宗盛脑袋很不灵光，初三了还不知（a b）的平方怎么算。
笨到连高中都考不上。
老师的孩子考不上高中，说出去都是个笑话。一日，有人给李母推荐了个补习班，说保准能考上。送李宗盛去了，听了十个月，几乎天天挨打。在那个升学为王的环境里，老师都很粗暴，打起学生来都直接用饭瓢照脸呼过去。本来已经是笑话了，还总被拎起来教训。李宗盛自然感觉很受伤。
更叫人受伤的是，转年考试，班上就俩孩子落榜。一个据说有点轻微的智障，另一个就是李宗盛。得知儿子落榜，母亲做饭时默默无言。那个暑假，姐姐带着李宗盛报考各种学校，私立高中、教会学校，全部将他拒之门外。出于对音乐的喜爱，李宗盛也曾壮着胆子跑去考国立艺专。两门功课，听写和试唱，一个记谱一个看谱，结果全考了鸭蛋。拿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是一个可以在社会中存活的人，每走一步，就会被人一再告知，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
这便是李宗盛郁郁不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才华，没有颜值，甚至连希望也没有。为了继续有学上，李宗盛不得不在16岁就去到离家60公里外的新竹市念工专。少年季节里的心情只能用无助来形容，每次坐火车去学校，明知道自己回校读书也前途渺茫，为了让家里人放心，还是得去。
17岁那年的中秋，从家中回到学校，当时夜已黑，李宗盛孤零零地走在校园里，感觉心门上有种十分沉重的东西压迫着自己，令其不得喘息。在万分痛苦中，他写下《一个人》。这首歌最终成为《生命中的精灵》的压轴曲目，在十年后才得以发表。直到那时，他才算穿越了心头的茫茫黑暗。
这一切，都归功于一把吉他。
念工专的李宗盛依然笨得无可救药。读到第五年，同学都毕业了，他才修了50个学分，欠了学校200个学分。无可奈何，只好继续闷头念下去。可想而知，无论哪个父母听到这消息，恐怕都觉得这孩子没救了。
李父李母没想到，儿子阿宗在14岁时碰到的乐器，会改变他的一生，乃至改变今后整个华语乐坛的风貌，成为华语音乐史最重要的一段音符。
北投地区民间音乐丰盛，布袋戏、歌仔戏天天演。李宗盛也爱看，当时跟他一样爱看的，还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叫陈明章的邻家孩子，也就是多年后为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做配乐的那位音乐人。陈明章家里有把吉他，日日弦音，很让14岁的李宗盛羡慕，没事儿就跑去学，两三下就通了。
后来李宗盛念叨：“真不敢相信，如果我没遇到陈明章，没有拿起吉他，我的人生会是怎样。那时我没朋友没女孩喜欢，整天就抱着吉他。”
读工专时，唯一能让李宗盛找到存在感的，就是音乐。民歌运动袭来之际，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洪流之中。1976年，李宗盛找到明新工专的张炳辉和江学世，几个好朋友凑成木吉他合唱团，开始玩儿乐队。由于长期不自信，小李上台唱歌总是很紧张，紧张到西装裤腿线都一直抖。
每到假期，小李白天帮家里送瓦斯，夜里就跑去餐厅唱歌。家里人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所以李父对他的态度是：“喜欢唱可以去，但毕业后还是回家来送瓦斯吧。”没想到，木吉他合唱团不但在台湾校园民歌大赛中连连获奖，崭露头角，还在1980年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出了一张《木吉他作品全集》。慢慢地，李宗盛开始对音乐有了一点想法，开始觉得自己并非那么一无是处，人生开始长出了一些坚实的东西。
原本晦暗的日子，变得明亮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