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初女真军队攻陷汴梁（今河南开封），俘宋朝徽、钦二帝北上，至1234年旧历正月初十金哀宗在宋蒙联军的围困下自缢于蔡州（今河南汝南），秦岭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被金源王朝统治时逾百年。其间，由于宋金政权长期对峙，南方社会对北中国土地民众的境遇，颇多隔膜甚至误会。譬如大诗人陆游笔下的北方，即常存捕风捉影的有意失真之处，而因出使实际到过北方的范成大，在诗文记述中也往往置亲身见闻于不顾，片面放大北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历史的事实是，金源治理中国北方，除首尾两个时段之外，多数时候保持了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近读裴兴荣同志新著《金代科举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版），更知在汉族士林至为关切的文化问题上，由白山黑水走来的女真民族政权及其治理者们，不仅没有等闲视之，相反却予以高度重视。
科举是七世纪初中原王朝创制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与前此的门阀取士相比，科举制的优胜在于：标准相对科学，操作比较规范，有助于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对巩固和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具有显见的正面作用。正因为此，在科举初盛的隋唐时期，全社会对于经由科举考试登第入仕甚为推崇，以至于造成“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的有趣舆论氛围。由于科举广受重视，特别是因科举刺激所带来的文教昌盛，使得科举几乎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对外文化标识。据有关史料记载，有唐一代，日本、新罗、高丽、百济以及吐蕃、渤海等国均曾派遣子弟赴唐学习，有的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譬如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建立过深厚情谊的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吕即曾在唐中进士第。又据中晚唐诗歌中“自笑中华路，年年送远人”（张乔《送人及第归海东》）、“登唐科第语唐音”（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捧桂香和紫禁烟”（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等诗句所透露的信息，立国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长期派员来唐参加科举考试并屡有佳绩，这些及第文士归返后，又成为推动本国发展的重要人才。唐玄宗曾有诗致新罗国王云：“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赠新罗王》），于大国自尊之中也道出新罗深受唐朝文化沾溉的情状，那些经过唐科举洗礼的新罗文士，无疑是实现这一沾溉的关键力量。
对于周边诸邻参加科举持开放态度并获诗人称扬，侧面折射出唐王朝的文化优越，然而像金源这样向被汉族轻视的敌对政权也在其治境内大规模推行科举，却是前所未有的（与宋金并存的西夏王朝，曾在夏仁宗时仿照宋朝实行科举，但也晚于金代数十年）。通过兴荣同志的研究，可见金源王朝的治理者们对于推行科举，规划甚早、关注甚切，支持也甚为具体。公元11，金源建国，而仅仅是八年以后的天会元年（1123），甫继女真民族的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登基的金太宗，即正式设科取士，当时金朝对辽、宋的攻伐犹酣，胜败尚未底定，但是女真高层已经着手布局科举考试，可见其经略天下的雄心。其后，女真高层不断对科举制度中的具体问题作出适时调整，涉及“南北选”的分合，“词赋”与“经义”、“策试”等科的轻重存废，进士录取名额的增减、女真族科考的形式设计等多项内容。太宗以下，几代君主均对科举提出过许多积极意见，如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敕书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金史·选举一》），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亦谕示臣下：‘“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数”（《金史·章宗纪一》），表现出少数民族统治者不拘程式，唯才是举的开明态度。海陵王完颜亮在位期间，不仅首次合并南北选，并专设词赋科，甚至对具体的科考命题也介入很深。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参加科考，金源朝廷制定了各种便利措施。如广设学校，天德三年（1151）“始置国子监”（《金史·选举一》），大定六年（1166）“始置太学”（同上），大定十六年又增设府学与州学（《金史·选举二》）。朝廷还鼓励有条件的府县自发设立县学与庙（按，即宣圣庙）学，有的地方甚至还建有镇学甚至寨学。如此密集学校层级的设立，显然有助于更为广泛地发现与培育人才。金人入主中原后，疆域空前扩大。为了给广大士子减少麻烦，金源朝廷还创造性地在多地开设考场，如大定二十年，“上（按，即金世宗）以往岁多以远地官考试不便，遂命差近者”（《金史·选举一》）；明昌元年，金章宗又命“有司议外路添考试院”，并决定在原有六处府试考点基础上，再增添三处。据傅璇琮先生研究，唐时每年秋冬时节，各地贡举云集长安应试，规模达到千人，“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又因绝多数人无法中第，去留之间，给京城带来不小压力，于举子本人也是沉重负担。金代的治理者能够如此设身处地地替应试者着想，无疑难能可贵。
唐代进士、明经考试过关，并非马上即可获得官职。登第后还必须经过一道吏部铨选程序，再次通过后方能入仕，很多人即在此关口淹蹇沉滞。如李商隐文宗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但直到两年以后方才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韩愈及第与释褐之间的间隔更长。而在金代，科考通过后能够立即授予官格，有所变化的只是授官类别与层级的差异，可见女真统治者对科举对人才的重视。而最能反映这种重视的，则是他们在乱离时刻依然尽力创造条件开科取士。如贞祐二年（1214），由于蒙古南侵，北疆路阻，金廷即宣布来年“宜于中都、南京两处试之”（《金史·选举一》）的决定。兴定元年（1217）以后，战事日繁，但金廷仍然尽力维持科考的连续性，为了节省开支，尚书省一度提出罢免州府学生供给的建议，遭到金宣宗的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犹未尝废，况今日乎？其令仍旧给之。”（《金史·宣宗纪中》）可谓义正辞严。与金廷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时尽管科举昌盛，但政府因天灾、战乱以及财政困难等故而停止科考的事例时有发生，如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由于春旱连夏旱，“秋七月戊午，以关辅饥，罢吏部选，礼部贡举。”（《旧唐书·德宗纪》）前后映照，更可见金廷重视科举的诚意。
金末元初的王恽有云：“金源氏倔起于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确为的评。金廷以一个边疆民族政治集团，对中原王朝遗留下来的科举制度予以如此坚定持久的维护传承，纵使起初有倚之以迅速建立统治秩序特别是化解新占领的中原社会对立情绪的权宜政治考量，但是从长远看，对科举的百年扶持，无论对于培育国家治理人才，还是对于传承中华文化，还是推动女真民族的发展水平，均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天会五年（1127）八月戊寅，金太宗下诏云：“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军进士，各以所业试之”（《金史·太宗纪》），上距金兵覆亡北宋只有数月。说明金廷在占领中原伊始，即思考如何迅速集聚行政人才，科举制度无疑是最有力的抓手之一。《金史·选举一》云：“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官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所无者……”虽自史臣言，不无标榜乃至夸大之处，但是金廷治理北中国期间，许多重要部门首长均由科举选拔而来，确也是实情。《金史·文艺传》即云：“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人甚多。”曾在世宗朝担任宰辅十余年之久的汉人石琚，就是熙宗朝天眷二年（1139）状元。据《金史·石琚传》记载，琚中第后随即被授县令，主掌一地民政，后经多岗位历练，世宗即位后屡任要职，居任宰辅期间，为世宗修订制度、礼仪。世宗曾亲对其云：“女直人往往迳居要达，不知闾阎疾苦。卿尝为丞簿，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极陈之。”据《金史·选举二》，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始定经义或词赋第一可拟县令职。而石琚则在此前多年即开进士直接授实职之先河，又正从县令这样基层职位获得拔擢，他的经历，恰恰可作为金廷重科举而得以成功延揽优秀人才的最好例证。
由于科举的长期推行，北中国大地虽然在政治上从属于边疆民族政权，但是流淌其中的中华文化血脉依然得到赓传。科举对于文化的撑拄护佑表现在方方面面。兴荣同志重点关注了科举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延续的影响，科举对文士社会心态的影响，科举对文学体式、风貌与具体成就的影响。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会惊异地发现，金代文人对于保存与发展中华文化竟有那样自觉的意识。如元好问云：“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之陋习。”（《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直接越过北宋而承接五代、辽季，俨然有担荷拯救文化衰弊之责的正统意识在，虽未必尽符实际，但蕴含在其中的文化自信却值得充分肯定。他又云：“承安、泰和间，文治熠然勃兴，士生于其时，蒙被其父兄之业，由子弟之学，而为名卿材大夫者，尝十分天下寒士之九。”（《张君墓志铭》）将这段论定与兴荣同志所揭示的因科举而引起的各种多元甚至令人忍俊不禁的社会心态与现象合而观之，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金廷在其治境内推行科举，根本上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文化的尊重与敬畏。广大北中国文人士夫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科举事业中来，表面上看容或只是一种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但其实质，却反映了在文化这一层面，他们已与新的治理者达成谅解与认同。有些资料一再强调金人统治北方中国期间，各地起义连绵不绝，但那更多是由于实际行政过程中所发生的利益冲突而引起，与文化关涉不大。赵家天子统治黄河两岸的那一个半世纪，为反抗压迫而兴起的农民起义，不照样此起彼伏吗？其实与北宋王朝相比，女真统治者更具自律作风与勤勉作为。经济和文化都未受明显侵害，有些甚至更优于从前，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民众，对于“故国”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冷淡，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今地脉何曾断，吾乡士风天下冠。”金人翟升《群贤登第诗》这两句背后，其实昭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政治上的易主难免引起不适，尤其是传统的汉民族聚居之地被边疆民族掌控更会产生极大的情感震荡，但是时过境迁之后，能否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才更是他们牵心至深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女真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民族视角审视，不免民族侵略之嫌，但自女真民族自身考察，却又是其走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难以绕开的路径选择。女真民族由东北密林走出，一路西行南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如果说在迁都、改制等具体政务上，改革派需要以极残酷的手段迫使保守派让步，那么科举的推行，则用文以化人的方式，为女真民族开启一扇通向更先进文明的窗口。为了让女真人更加深入地参与科举。金廷在有女真族聚居活动的地区，专门设置女真学校，包括国子学、州学、府学等不同层级，并且“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金史·选举一》）大定四年，又特行女真进士策论科。猛安谋克原为女真民族军事组织中的成员，现在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教育，并鼓励他们应试，不能不说这其中包含着金廷高层提升本民族发展水平的苦心。后来的事实是，这批女真进士，确实有不少成为国家治理的良才。政治之外，通过科举，女真民族在文化上受益更深。《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与《史记》《汉书》等史部要籍，不断被译成女真文字。金世宗、金章宗等人甚至下令，女真贵族如果不学习儒家经典，就不准袭爵任职。流风而下，原来勇猛凶悍的猛安谋克后来竟然不愿意马上杀伐，转以考取“进士”为最大荣耀，并且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朝廷又下令将弓箭、击球等游牧民族的传统技艺从女真进士试的内容中删除，这更加速了女真民族弃武向文的进程。尽管从政治军事上看，这可能埋伏下金朝军队后来不堪一击的祸端，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原处在落后水平的民族而言，文化上的提升显然更为迫切而重要。因为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让一个民族真正兴旺发达，只有文化上的接近，才能让兄弟民族之间真正融合一家。女真民族后来化整为零，深度融入中华大家庭中，还是得益于文化的慢熬之功。这其中，科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值得重看。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章刊登于《中华读书报》9月6日
感谢王树森老师授权刊登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