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可分两途述说：一、史前遗物之发掘。二、传说神话之审订。史前遗物发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此事始于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在甘肃庆阳为首次。此后陆续发现甚多。
（1）早期旧石器时代
民国十八年（公元 1939 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属后裔，其时北京人已知用火，当早于欧洲人用火三十万年以上。其它遗物，周口店发现亦甚丰。
其后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蓝田猿人，与北京人时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与西侯度村等十三处。其中芮城两址时代更早，后有广东曲江马坝村发现“马坝人”，时代稍后于“北京人”与“蓝田人”。则是在远古时代，吾中华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华南、北。
（2）、中期旧石器时代
在华北发现者，多在山西、陕、甘高原一带。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缘横山山脉。甘肃庆阳发现，亦属此期。华南有湖北长阳出土“长阳人”。
（3）晚期旧石器时代
此期据今约不过一万年。遗址发现，遍及南北，惟黄河、长江下游各地，则尚未发现在此等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1）黄河中下游
一为民国十年（公元 1921 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报发现，称为 “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区，以豫西、晋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 西至渭水上游，东至豫中，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套。遗址发现，多在河流两岸之台地，分布极稠密，已发现者约达千处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六千年。陕县庙底沟早期遗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时已经原始锄耕农业，兼事渔猎。
二为龙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区较“仰韶文化”为广。西起陕西、东至海滨、东北至辽东半岛，东南江苏，发现遗址三百余处。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发展进步而来。又可分为较早“形成期”与较晚“典型期”之两期。如河南陕县庙底沟，即在仰韶文化上层。安阳后岡则在殷墟之下层。此层皆属 “龙山文化”之较早形成期。
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镇诸地，是为龙山文化之较后典型期。此时期之文化，锄耕农业已甚进步。陶器开始采用轮制，并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壳陶为其特色。并已有城堡建筑，以牛、羊、猪之肩胛骨为卜。
（2）长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县屈家岭之发现。其分布范围，为长江及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之江汉地区。其时期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其中如淅川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区之文化，已普种水稻、狩猎、纺织均相当发达，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3）其它
如黄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草原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在此不备及。
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之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来吾国人古史知识上的一大进步。
国人此六十年来之发掘考古工作，因于材料陆继发现，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论亦陆继改变。如仰韶、在龙山两期文化，以前认为其各自独立发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
至西方学者早有中国民族与中华文化西来之臆测。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认为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今亦无人置信。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转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发现中尚不见西北地区有旧石器时代之遗址，则中华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发现
远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殷代所用龟甲占卜文字，而发现其地为古代之殷墟，此一遗址之年代，已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历史以后。在此遗址所得器物，已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间有一部分遗物，可证其直接因袭于龙山文化而来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后冈，上层有白陶，今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即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断有陶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之成绩，大略可言者止此。
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
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 。【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 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 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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