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中,清军连连败北,几乎末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何以至此呢?作为前期清军统帅李鸿章,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故而,战争失败,"因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也屡屡谈到武器量少质劣,以至战败。后世史家往往据此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对这个问题应做具体分析。李鸿章意在掩饰其麾下淮军的腐败和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宋庆、依克唐阿等人的看法也不无偏颇之处。笔者拟对此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甲午战争的参战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力,辅之以东北地方部队和宋庆所部毅军等部队;后期则又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力的大量增援部队。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部队的装备情况。
淮军在1864年6月进攻苏、常太平军时,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万余人,已有洋枪万余枝,刘铭传部7000多人,有洋枪4000枝。到次年底与捻军作战时,"计出省及留防陆军5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其炮兵到1864年也建立了6个开花炮队,装备了12磅至l08磅不等的火炮。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和土枪、土炮。然而,此时淮军装备的尚是前膛枪炮。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开始输入我国,导致淮军装备的又一次更新。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部队。
德国毛瑟枪
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在平壤战役中,据日方记载清军使用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
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
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仅1871年至1873年,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141门,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自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100多门,其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粤解八生脱钢炮四十八尊,十七年粤解七生脱钢炮一百二尊,十八年粤解八生脱七钢炮三十尊"。这期间北洋自购者尚不在内。另外,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145门,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一流的。
金陵制造局生产的仿德式37mm格鲁森行营炮
清军在平壤遗弃的格林炮
清军在九连城使用过的格鲁森37mm行营炮
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东北练军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二十二日,"查明各队原领大小洋枪共一千七百八十四杆,来福枪共六百四十八杆,鸟枪共二十三杆,抬枪共六十七杆,云者士得枪共二百十七杆,马林枪共四百四十杆,哈乞开斯枪共一千零七十三杆。此七项共领得枪四千二百七十二杆,除此并无领得别项枪械"。另据吉林将军长顺称,其于光绪十四年接任时,所部17营3哨,只有前膛来福枪3600余杆,后膛马步各枪1600余杆。后在上海购后膛枪2000杆,由神机营拔给来福枪1000杆,海军衙门拨给哈乞开斯1000杆。但这些枪械在演习中多有损坏淘汰者,故而战争爆发时,其所统各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也是屡屡奏称武器缺乏,请求由外省拨给枪炮。
再看湘军,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澂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1894年9月,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湖南并无后膛枪,湖北亦甚少,仅有林明敦数百枝,弹太少"。是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澂受命帮办军务,但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23营零3哨,仅有各种枪枝4600枝。
山东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山东部队的装备更差。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旧存军械本属无多,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洋枪,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日军在荣成登陆以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将原定派赴关外的几支部队改援山东,但无法保证武器供应,"李(占椿)、万(本华)两军各有马梯尼千枝;张国林有枪数百,洋拾枪二十枝,车炮四尊,劈山炮数十尊;陈凤楼因江南无马枪(陈部为马队--引者),须到津拨用江南所购到马枪千枝。……丁槐军直无一枪"。上述部队除丁槐部队以外,共达20营近万人,可见其武器缺乏之程度。至于内地如陕西、山西等省奉派北援的部队,装备就更为落后了。
然而,如果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得到中国部队除3万多淮军外,其他部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堪与日军一战的结论,那就为时过早了。因为战争爆发以后,陈国内军工企业加紧生产外,沿海各省督抚还大量购买外国枪炮,调拨前线。因此,参战部队开上前线后,其装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关于清政府购买武器的情况,从有关资料来看,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4年奏报,委托驻德国公使许景澄购德国新式小口径五连珠快枪3000枝,子弹300万颗;从信义洋行购十响连珠毛瑟枪1250枝,子弹150万颗;平响毛瑟枪5000枝,子弹250万颗;格鲁森快炮12尊,炮弹1200颗。从瑞记洋行购克虏伯七生半车炮六尊,炮弹1200颗。奥地利三生七快炮12尊,炮弹12000颗。两江总督刘坤一至1894年9月,已购马梯尼枪14000枝,毛瑟马枪1000枝,子弹280万颗。10月,又准备再购比利时快枪10000枝,每枪配子弹500颗。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购买的武器更多,截止1894年9月,他已先后委托驻英公使龚照瑷购哈乞开斯快枪7000枝,驻德公使许景澄购毛瑟枪12000枝,连珠快炮8尊,小口径毛瑟五音快枪四批共10000枝,子弹1000万颗。10月,奏报已"先后订购西洋各项快炮五十六尊、各项快枪二万八干三百二十余枝,大小各项枪炮子弹一千五百二十余万颗"。12月,又奏报委托许景澄代购毛瑟枪10000枝,子弹412万颗,大小口径快枪300枝,子弹10万颗;委托杨儒(驻美公使)代购哈乞开斯六响枪3000枝,子弹200万颗;委托龚照瑷代购马梯尼枪10000枝,小快炮若干门。以上均是大批量购买的,还有一些数目较少的,如吴大澂曾先购"战炮十尊,精枪数百杆",后又购奥地利小口径枪8000枝,子弹100万颗。福建省购买德国毛瑟枪5000枝,子弹500万颗。还有的将领自己设法购买,以改善装备,如吴宏洛即商之洋行,"购快炮一尊,马枪百杆,子弹数万粒,以补不足"。
以上所列举的数字,容或有重复之处,也有的武器虽已定购,至战争结束时尚未运到,但相当一批枪炮在战争中装备了前线部队则是无容置疑的。如北洋所购之枪,就大批陆续运到。1894年9月,由上海运往天津毛瑟枪1200枝。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称,"许景澄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前线马梯尼5700枝;留于南洋者,拨给李占椿、万本华、杨文彪、朱洪章等部各1000枝,这些部队也都是要开赴北方作战的。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南洋大臣刘坤一截止1894年10月,就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14000枝。广东于1894年8月解到北洋新旧毛瑟枪各2000枝。到11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已先后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枪、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还拨给吴大澂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如山西部队程之伟部,由北洋拨给毛瑟枪和十三响洋枪各300枝,并拟再拨300枝。陕西部队原来没有后膛枪,"各营平日操练皆用前膛洋枪及土枪,万难应敌",后由刘坤一协济林明敦枪1000枝,装备北上援军。张之洞派出北上参战的吴元恺部,"有过山炮三十二尊,克虏伯新式快炮十二尊,连珠黎意快枪千枝,弹百万,军火可为关外诸军之冠"。本来装备落后的湘军,到战争后期装备大为改善,如陈湜部已配备了快利枪和新马梯尼枪。
此外,关于清军的装备,还有几点应作具体分析:其一,某些将领对所部装备不足的奏报,往往夸大其词。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屡次奏称部队装备不足,请造拾枪应用。事实上,他出省作战时共带马步军3000人,携带快枪3800余枝,人手一枪尚有余。1894年10月,署理黑龙江将军增祺又拨给他步毛瑟枪5000枝,马毛瑟500枝,哈乞开斯枪200枝,来福枪300枝,共6000枝。到战争结束时,黑龙江共拨出格鲁森快炮、过山钢炮、开花铜炮各4尊,嘎尔萨炮2尊,龙炮1尊,子母炮7尊,常胜炮150尊,单响毛瑟枪5000枝,10响毛瑟2050枝,哈乞开斯991枝,马毛瑟1933枝,来福枪300枝,太来枪660枝,后膛马枪250枝,抬枪80枝。其中有少数拨给了其他部队,有些武器也比较落后,但大部分是进口枪械。依克唐阿所部后扩充至万余人,这么多枪炮,怎么能说装备不足?依克唐阿的奏报,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作战不力,另外也与其部队在战场上大量遗弃和损坏武器有关,关于这一点,还要在下文述及。其二,某些地区即使装备确实不足,枪械也落后,但并非毫无长处,即以山东为例,其陆军确实装备比较差,但沿海战略要地如烟台、威海海口各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却是比较先进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烟台有各种口径的火炮27尊,均是后膛钢炮,其中22尊是快炮。威海卫由于是水师提督衙门的驻地,各炮台配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均属上乘。据统计,该地25座炮台,共配备进口的各种口径的平射炮、地陷炮、行营炮、曲射炮达167尊。由此可见,如果说威海卫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装备落后,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三,前文已指出,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部队的装备还是相当精良的。如直隶练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即使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在70-80年代,装备了近代枪炮。
1894年7月,编修曾广钧曾上一呈文,文中系统地总结了战前清军制造、购买军火的情况。从呈文看,即使不计甲午战争爆发后大量购买的武器,如果能统筹使用,清军也应不虞武器匮乏。曾氏称:"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各局制造购办不可悉举"。他把中国陆军使用的枪枝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有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快利(此说不确)、德国的毛瑟和马梯尼、单音哈乞开斯、黎意(可五子连环递放)等五种,并称毛瑟和马梯尼"江南军装局存储极多,弹子亦复不少。有由淞沪陆军八营遣撤后缴出者,有尚未开箱者"。乙等枪有英国马梯尼、十三音云者士得,"此二种中国购置亦复不少"。丙等为美国林明敦,"系美国极旧之式,乃上海制造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造,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止,所造至百余万杆,除已发各营外,实存六十余万杆,弹子称是"。尽管林明敦枪"后膛走火,又易炸裂,又不甚准",但"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而且"已购之弹子尚属山积"。曾氏所述,未及火炮,但本文以上列举之火炮品种和数量,已足以弥补曾氏所述之不足。
北洋机器局生产的子弹壳底
反观日军方面,当时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只有少量部队装备了村田式连发枪),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数量更比清军少得多。
日本村田式步枪
现陈列于日本名古屋的日本各式青铜炮
当然,日军装备也有其长处,即型号统一,火炮轻捷,易移动,射速快。但不管怎样,我们以上之论述,足以说明李鸿章所谓日本"船械愈出愈精",中国"相形见绌"的说法是不足信的。至于像"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之类的说法,虽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至少也是夸大其词。
既然清军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占优势,为何却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呢?固然,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武器装备毕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清军的装备及其使用中所存在的一些致命的弱点,进行探讨和考察,以总结和接受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要言之,清军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队腐败,士气低落,缺乏训练,遇敌辄溃,不能发挥武器应用的效用。清军自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多数部队皆再未经战事(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只是少数部队参战),承平日久,弊端丛生,"兵则半属空名,操则虚应故事",只剩下空架子,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淮军是参战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前期作战的主力,但除聂士成、徐邦道等少量部队外,其他各部均无像样的战绩可言。正如时人指出:"淮军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刘盛休部盛军,为淮军主力之一,"平时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前线总指挥宋庆指出,此类情况"不独盛军然也"。淮军备部皆是"一经战队,官则警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即使其中作战比较勇敢的部队,由于平时缺乏训练,战斗力也是非常低的。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雷震春、王德芳指出,他们"往历前敌,亲见备军致败情况,实由将帅不善训练,士卒不常操习,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住扎不设营垒"。至于其他各省部队的腐败程度,与淮军相比往往有过之而不及。山西大同镇调往东北的部队,"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发噱"。东北"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居烟酒行赌,沉溺忘返"。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先进武器,又怎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仅以平壤战役为例,是役参战部队多数是清军精锐,每门炮自带炮弹50颗,每枝枪自带子弹150发,以后又由国内运去炮弹2400颗,格林炮子50000颗,子弹50万发,火力不能说不强。但炮兵"炮准甚疏",步兵射击的命中率也极低,每人发射子弹达三四百发,可是全战役仅击毙日军180人。在以后的战争中,清军几乎每战皆滥放枪炮,动辄就是每枪发射子弹数百发。而日军方面,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平均只使用子弹8发!相形之下,清军战斗力之低怎不令人触目惊心。
(二)由于清军战斗力低下,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部队,希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这样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由于扩充部队太多,加之后勤保障体制落后,导致武器供应跟不上,以致"新招募之兵,多负戈矛,无火器"。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的情况,当时中国动员的部队中,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近代武器,余者只扛着大刀长矛。如宋庆拟新招新军30营,而天津军械局仅拨到枪枝600杆,尽管战场情况紧急,却无法"调令出关作战"。再如前述吴大澂部23营零3哨,出兵之初仅有4600枝枪等,均是典型事例。其二,新募士兵的素质和战斗技术比老兵更差。有人指出:"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尤为糟糕的是,由于战况紧急,新募部队往往并不操练即开赴前线。如旅顺口守兵12000余人,其中9000余人为新军,成军末几,即遇战事,"总未得空操过一日"。到了后来,甚至"新募勇队连枪炮尚未见过",即准备向前线开拔。以素质极差之市井之徒,仓促成军,未经训练,"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这样的部队,自然更不能发挥武器应有的作用。到战争末期败局已定之际,有识之士对此作过不少沉痛的总结,如李本方致函徐邦道说:"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中国之论兵事者,人人皆曰枪炮不精,船械不利,众寡不敌,吾独谓所以致败之故,不系乎此。"痛定思痛,李氏斯言,可谓一针见血。
(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淮集团兴起,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这对甲午战争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清军的装备均是省自为政,各行其是,因此,各省参战部队的枪炮品种、型号极不一致,即使一军之中也往往互相参差。前述各省所购之武器,分别来自德、英、法、美、英、比等国,据说进口枪炮的型号可达三四十种:国产武器也由于军工企业分别隶属不同的集团,存在着种种差别。各种枪械的口径不一,"弹药参差,不能互相济用",给战争中的弹药补充和火器配备造成极大的困难。"无论怎样有效率,怎样诚实的辎重队,也决不能为队伍所带七拼八凑的杂牌武器配备合用的弹药"。更何况清军根本没有适应近代战争的后勤保障机构,这就在战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前线部队或有枪无弹,或弹不对枪。如宋庆所部使用的马梯尼枪子弹大小竟有四、五种,而天津军械局仅存前的旧子弹10万粒,既不知是否合膛,又不知是否失效。再如山东存有毛瑟枪子弹667000粒,其中不合膛者竞达475000粒。安徽癛生朱照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种混乱状况的总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特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屈指。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各种枪械,"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这与日军统一使用国产定型枪炮,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清军使用的枪炮在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玉石交混的。官兵对武器的不善保管,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国产武器中,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林明敦中针兵枪多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末肯领用"。以后改造快利枪,也因技术、设备落后,"未能过求精致"。金陵机器局生产的大炮,竟多次发生炸膛事故。进口武器固然性能较国产者优越,但内于经办人员的营私舞弊和外国商人的有意欺蒙,有不少"陈年之存货而诡为新制"者,以致"价多浮冒,物不精良"。就连赫德也认为中国政府不必"去花钱买这些可能一半已经无用的旧东西"。由此导致前线部队往往领到的是不能使用的旧枪。如总兵徐邦迟受命募军,所领1200枝进口的毛瑟枪就都是"实不能用的旧货"。这种武器,"临阵用之,子药不能及远,而又无力,开至数次,机关损坏"。至于清军使用的炮弹、子弹,大部分中国能自行生产,但由于设备和技术上的问题,加之管理人员偷工减料,也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天津机器局"配置于药之分量或多或少,或搀和不应用之物,致使自裂自败,有用之枪,转成巨患"。江南制造局所造子弹,"每逢演用往往误火,一及吹弹不能致远(原文如此--引者),甚至炸坏铜壳,登开后堵伤人等弊"。吉林机器局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进口弹药要好一些,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如汉纳根等人经手购买的小口径快枪子弹,"每箱上层尚佳,用至下层,往往有不合膛或药力不足,难于及远"。前线部队由于使用劣质弹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东北部队所领子弹,"半多不响,即响亦不及远,拆验药已成灰",毅军"探马与倭战,连发四枪,不响,被倭击毙"。炮弹中也往往"实以泥沙"、"和以泥蜡"而不可用。据日方记载,旅顺口之役清军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清军对武器弹药的不善保管,也使优质枪炮的性能大大打了折扣。平壤守军的"克虏伯优质大炮竞锈得大部分连炮栓都拉不开"。北京的炮兵在连绵阴雨之中,"把一批大炮放在街上,让它陷在泥辙里没人管"。刘坤一驻扎山海关时,"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炮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送到关,堆积沙土中,阅效十日,无人收管。经德国某教习前往查看,谓子药全行潮湿,不堪应用。强使试验,只能及三十码远近,较之原制炮力不及二十分之一"。此类情况,几乎各军各处尽皆有之,言之令人痛心。
(五)清军缺乏合格的指挥官,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之手。这些人固然勇怯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囿于国内战争的老经验,因循守旧,不懂新的军事科学。战争期间参与后勤事务的袁世凯指出,"今之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既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这是指所谓"威望素著"的老成宿将而言,至于一些新组建部队所调之员,则"多系浮薄少年,文弱书生,不谙军务"。在这样的军官的指挥下,即使部队装备了先进武器,也难免溃败的结局。在进攻时,他们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方法,一拥而上,且往往"从一千公尺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他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各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如聂土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1894年12月19日瓦缸寨之战,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尊被击毁4尊,丧失了作战能力。第三次反攻海城之役,依克唐阿部重蹈覆辙,被击坏火炮5尊。所以,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士,也有人指出;"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六)清军的腐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连连溃败,而且还表现在每一次溃退,均"尽弃军实走,器械尽失"。这不仅削弱自己装备的总体实力,而且反过来大大加强了日军的装备。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壤战役,清军丢弃大炮48尊,步枪10000余枝;鸭绿江防之战,丢失大炮78尊,枪4400枚;大连湾、旅顺口失陷,日军缴获大炮270多尊,枪600枝。以上数处清军遗弃的炮弹达数百万发,子弹达4000万发以上。另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17余万发,子弹7745.8万发。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澎湖等地清军遗弃的火炮亦达数百门,枪枝、弹药更是不计其数。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日军仅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两相比较,怎不令人触目惊心!李鸿章曾哀叹,淮军部队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依克唐阿自己承认,自开战以后失去枪枝7807枝,损坏880余枝。至于火炮,到1895年初,只剩下快炮4尊。这些武器被日军缴获后,势必导致敌我装备的此消彼长。日军将缴获的武器(特别是大炮)投入战斗,大大加强了火力。如旅顺口之战,日军以所得卫汝贵部快炮"登山俯击"清军炮台。威海卫之战,日军攻占沿岸炮台之后,即掉转炮口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田庄台之战,是役,"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尽为倭人攻具,列辽河南岸,数倍我炮"。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清军势不能支,乃"大溃西奔"。可见,武器装备此消彼长的变化,对战争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军的腐败和缺乏训练,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不利因素,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以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缴获了清军大量武器,使双方的装备发生了逆转,清军不断削弱,日军逐渐加强,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