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结尾的独特魅力

———《三国演义》回目和回末对句的文体特点对比分析

侯桂运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章回小说中的回目和回末对句具有独特的文体特点：回目虽是对偶诗句的形式，实际上是故事的纲要，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回末对句虽也是对偶句，但它与回目句有很大差别。具体说来，它们的功能不同，内容不同，语言特点也不同；概括说来，它们具有“实”与“虚”之别。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回目 回末对句 文体特点

虽然小说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且小说“文备众体”的特征也尽人皆知，但到底小说中有哪些具体文体，那些具体文体在小说中的具体状态如何，它们在小说中的状态跟它们的独立状态有何异同，这些问题却并没有引起小说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例如作为章回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1]，其回目和回末的对偶句虽是以诗句的形式出现的，但却又与真正的诗歌大不相同；不仅如此，回目和回末的对偶句虽然同为对句，但因为其功能、作用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一、叙事出色的回目

回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叙事。

《三国演义》一共120回，每回的回目都是对偶句。对偶句是律诗的主要形式，律诗中的颔联和颈联是必须要对偶的。律诗一般分为五律和七律，但章回小说的回目多是七字对偶句，这主要是七字对比五字对容量大的缘故。虽然七字句仅仅多出了两个字，但比起五字对来，却是整整多出了百分之四十，这就使作者在构造回目时从容了很多。不过七字对虽然是《三国演义》回目的主要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形式。在这120个回目中，实际上七字对只有89对，其他31个回目是八字对。之所以多出了一个字，之所以使作者宁肯牺牲回目上的一致性，显然也是因为八字对的容量比七字对更大。

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尽量增加回目上的字数呢？归根结底，是由小说是一种叙事性文体以及回目的叙事功能所决定的。小说是叙事性文体，在每一回中都容纳了大量的故事情节，而回目又必须尽量交代清楚每回的主要内容，这样多出来的两三个字就非常重要了。《三国演义》120回，看起来篇幅很长，但它是历史小说，从汉末到晋初尽管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那是一个风云动荡历史事件非常密集的时期，要把这时期所有的事件浓缩在120回书中，那就必然导致每回书的叙事密度都很大，从而导致了回目内容的拥挤。

出现在《三国演义》回目中的词都是实词。阅读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所以作为回目，它必须尽量交代清楚事件主人公的姓名，或者是字号、代称，而姓名、字号或代称的字数少则一字，多则三字（120回《三国演义》中，只有倒数第二回的回目中没有出现表示人物的名词或代词）。然后就要交代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这显然不是一个动词就能交代明白的，还要有这个动词所指向的对象即宾语，要有这个动词的修饰词即状语。有时这个动词还是个关系词，那就要把发生关系的双方人物都要交代出来，例如“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上、下联各八个字，其中有六个字被人物姓名占去了，另外两个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修饰动词的状语。显然，这八个字的各个构成部分都是不能去掉的：去掉任何一个人名，都使得事件交代不清楚；去掉动词，就没有点明事件；而去掉状语，又使得句子没有了生气。

回目必须要交代清楚人物和事件，这就使作为回目的对偶句与一般诗歌中的诗句有了区别。因为一般说来，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中，诗歌是最偏重于抒情的，但回目的作用既然是要交代清楚人物和事件，它实际上已相当于一个事件的纲要，它也就基本上属于叙事文学的范畴了。但它内容上虽然是叙事的纲要，形式上却仍然是诗歌形式的对偶句，这就决定了回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在中国文学中具有着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它也折射出了中国观众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接受能力。

二、灵活的回末对句

与回目相对，《三国演义》每回回末一般也有一个对偶句，例如第二回的结尾是这样的：

……傍边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议！”视之，乃曹操也。正是：欲除君侧宵人乱，须听朝中智士谋。

不知曹操说出甚话来，且听下文分解。

这里的“欲除君侧宵人乱，须听朝中智士谋”对仗工整，也是对句。但这些作为回末的对句跟回目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回目基本上只有叙事功能[2]，但回末对句则比较灵活，除了叙事，它还可以用来抒情、议论。

《三国演义》的回末对句中有一些句子很有抒情性，例如第五十一回的“几郡城池无我分，一场辛苦为谁忙”，第九十三回的“可怜魏将难成事，欲向西方索救兵”等，就在叙事中夹杂着感慨。但这样的句子是非常少的。因为《三国演义》究竟是历史演义，它的回末对句虽然也是诗歌的形式，但它既不像回目句那样完全是叙事，也不像一般的诗歌那样偏重于抒情，它基本上更偏重于议论。例如第五回的“擒贼定须擒贼首，奇功端的待奇人”就直接是个议论性格言，而第六回的“玉玺得来无用处，反因此宝动刀兵”更是议论性十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虽然令人感慨，但它更给人启示，令人深思。特别是《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历史演义的压卷之作，其中人物斗智斗勇精彩纷呈，但智勇者不一定获胜，正义者不见得善终，是很令人深思的，也就容易令人在深思中生发议论。

《三国演义》的回末对句虽然议论较多，但其议论方式却是丰富多样的，并不给人乏味说教之感。像第五回的“擒贼定须擒贼首，奇功端的待奇人”，第六十九回的“自古骄兵多致败，从来轻敌少成功”等都是概括力很强、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式句子；第七十六回的“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则是用比喻句来发表议论；第一百三回的“万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难与命争衡”则是在感慨中发表议论。

但即使同是叙事，回末对句和回目句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回目的叙事性很强，而回末句的叙事性则较弱。像前面提到的“欲除君侧宵人乱，须听朝中智士谋”这一回末对句，虽然其中也有“宵人”、“智士”等表示人物的名词，但这些名词只是些笼统的概念，并不是具体的人物姓名，这就与回目很不相同；而且这里用的是“欲……，须……”这个主观色彩浓厚的议论性句型：这一句型是用来表示条件复句的，是“如果……，那么……”的意思，它表示出现在句中的这两个分句所表示的事件可以是不确定的。显然，这样的句型是不可能出现在回目中的（回目句都是单一的陈述句）。除了句型的差异，在用词的选择上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回目句中一般不会出现连词等虚词，但回末句中却可以出现虚词，除了上面提到的“欲……，须……”外，还有第三回的“丁原仗义身先丧，袁绍争锋势又危”中的“又”，第五回的“擒贼定须擒贼首，奇功端的待奇人”中的“定须”，第六回的“玉玺得来无用处，反因此宝动刀兵”中的“反因”，第十回的“本为纳交反成怨，那知绝处又逢生”中的“本为”、“那知”，第三十八回的“只因不用锦帆贼，至令冲开大索船”中的“只因”、“至令”等，它们都是用来表示条件复句、转折复句、并列复句或者因果关系的虚词，而这些虚词在回目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当然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回末对句，其中也出现了大量具体的名词和动词，但即使在回末句中出现了这类客观性的词汇，它也往往具有了很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从而削弱了其叙事性。例如第三回的回末句是“丁原仗义身先丧，袁绍争锋势又危”———这里的“丁原仗义”、“袁绍争锋”是对具体事件的交代，但“身先丧”的悲剧下场则与“仗义”这一英勇行为形成了鲜明落差，令人感到了作者的惋惜之情，而这种主观的惋惜之情在回目中是很难出现的；同时，这里的“仗义”二字作为叙事也是很模糊的，这就跟本回回目中交代同一事件的句子（即“议温明董卓叱丁原，馈金珠李肃说吕布”）颇有不同：显然，回目中的句子对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就客观得多，也清晰具体得多。

三、回末句的作用：承前启后

《三国演义》回目句的主要作用是标题和纲目———看了回目之后，读者就能知道这一回的主要内容。而回末对句的主要作用则是“承前启后”，也就是它是本回书的结尾，同时又要引起下回。所以章回小说的回末对句在小说结构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回末对句常用的造句方式就是其出句总结上文，而其对句提示下文。例如第七回的回末对句是：“追敌孙坚方殒命，求和桓阶又遭殃”，这里的上句“追敌孙坚方殒命”是总结了本回的主要事件，而下句“求和桓阶又遭殃”则是向读者提示了下一回的内容，所以在这对句之后就是“未知桓阶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要考查章回小说回末对句的作用，应该结合这个对句后面的两个散句来进行。我们以上面提到的第七回回末对句“追敌孙坚方殒命，求和桓阶又遭殃”后面的散句“未知桓阶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为例来分析。大凡人命关天，所以到了生死关头的情节往往最引人注意。而作者在这里故意卖关子，偏偏不说出刘表是否斩桓阶，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使读者欲罢不能；而如果想知道事件的具体结果，就只好阅读下一回。其实下一回中蒯良和刘表的对话只有两问两答而已，然后刘表就“遂送桓阶回营，相约以孙坚尸换黄祖”，总共只有一百三十多字，桓阶也没有什么危险，小说很快就转到了“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上面去了。所以如果仅仅从故事情节来看，这样的回末设置纯粹是人为的割断故事情节，是弊大于利的。但这种弊大于利的手法却被章回小说普遍采用，就说明它有着充分的存在理由。

其实，中国章回小说本来就脱胎于话本，在它身上经常可以看到话本小说的影子。例如每回书最后的“且听下文分解”这六个字，除了在第120回中因为没有下文而没有出现外，它在前面119回中整整出现了119次。可我们是在读小说，是在看书，但这119次却都是“且听下文分解”，也就是说，写书人其实是想象着自己是在说书，为了下一次多来一些观众，他就要想方设法设置悬念、卖关子———所以我们看“且听下文分解”前面的那个散句一般都有“未知”、“不知”“、如何”、“怎生”、“若何”等表示疑问的词。我们应该承认，虽然这样设置回末的方式有些生硬，但它确实是很好的吸引听众的手段，所以它能被广泛接受也就可以理解了。当它一旦被普遍接受后，它也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最终成为一种文化范式根植于人们意识之中，并被章回小说所遗传，于是我们就见到了现在这种形式的章回小说。

回目句和回末对句作用的不同不仅决定了它们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也决定了它们所采用的叙事角度的巨大差异。从叙事角度来说，每个回目实际上都是对本回所发生事件的精确概括，这个概括必须是确切的，所以这些回目都是史官式的全知视角；而回末则多采用限知视角，例如第三回“丁原仗义身先丧，袁绍争锋势又危”，其前句是对本回已发生事件的概括，是采用全知视角；而其后句则交代不清，到底袁绍“势危”到什么地步那是不清楚的，而读者要想知道“毕竟袁绍性命如何”，那就必须“且听下文分解”的。这里的限知视角实际上也是由回末对句的作用所决定的：要是告诉读者具体结果，那这谜底就被破解了，这悬念也就无从产生了，而它“启下”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四、回目句和回末句的语言差异

由于功能不同和作用不同，这就导致了回目和回末对句在语言表达上的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句子类型和词汇类型的不同。回目都是陈述句，没有什么抒情议论成分，并且其词汇都是实词；而回末对句则出现了抒情句和议论句，其中表示并列关系、转折关系、条件关系、因果关系的虚词也也大量出现。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不再赘言。

其次，修辞手法的差异。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回目进行了加工：“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于是《三国演义》的回目就都成了工整的对偶句了。但相对于《三国演义》回目句的单一的对偶（有时也用倒装等），回末句的修辞手法则要丰富得多，除了对偶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比喻，甚至对比、用典、设问、夸张等手法也出现了。回末句中的比喻不仅数量多，而且大多精彩、灵活，例如第二十二回“犬豕何堪共虎斗，鱼虾空自与龙争”，就在形象的比喻中表达出了深刻的人生见解；而第二十六回“欲离万丈蛟龙穴，又遇三千狼虎兵”，则用“蛟龙”和“狼虎”来形容对手之凶猛，可谓形象生动，入木三分；有些比喻句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例如第七十六回“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就很像民间流传的熟语“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对比句如第十九回的“乞哀吕布无人救，骂贼张辽反得生”，想活命的反被杀，想痛快求死的反而活下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语句还用历史典故来进行类比，例如第十六回的“秦晋未谐吴越斗，婚姻惹出甲兵来”，第一百十三回“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就是。另外作者有时还有夸张滑稽之语，例如第八回的最后写到董卓拿着画戟追吕布时却被李儒撞倒，这时就用了“冲天怒气高千丈，仆地肥躯做一堆”作为这一回书的结句———这一结句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其高明之处：对比鲜明，滑稽如画，讽刺效果明显，令人忍俊不禁。

这些修辞手法令读者获得美的享受，而它们又以诗句的形式表现出来，共同出现在章回小说每回的结尾处，这就使这些回末对句具有了独特的美学特征，在中国文学中也应该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第三，由于词汇密度太大，导致了回目句的词汇的拥挤和变形；而回末对句则要从容顺畅得多。词汇的拥挤程度不同。回目因为要尽量容纳更多的信息，这就导致了它里面的实词非常密集。而实词多了，必然在安排它们时导致语句的变形。例如第一回的回目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这里的前三字“宴桃园”和“斩黄巾”是状语，第四、第五两字“豪杰”、“英雄”是主语，后三字“三结义”、“首立功”是谓语。但其状语却各是一个词组，而且这两个词组看似结构相同，实则差别很大：“宴桃园”是“动词+地点状语”的结构形式，而“斩黄巾”则是“动词+宾语”的结构形式。这两句中的谓语“三结义”、“首立功”也对仗工整，其实也是很不相同的：“三结义”实际上是“三个人结义”的意思，而“首立功”则是“第一次立功”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三”和“首”虽然都是在动词的前面，也都是状语，但“三”实际上直接修饰“人”，只是间接修饰“结义”而已；但“首”则直接修饰“立功”。从这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回目中实词是如何拥挤，而这些对句又是如何扭曲变形。这种现象在回末句中是并不突出的。

五、结论“：实”与“虚”的区别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国演义》的回目句和回末对句因为其功能的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回目句的主要特点是“实”，而回末句的主要特点是“虚”。回目句无一例外都是陈述句，是在实实在在地介绍人物、地点、事件，完全是在叙事，其叙述视角也是老老实实的史官式的全知视角；而且在一百二十对回目对句中竟然没有出现一个虚词，它是完全由实词构成的；为了增大信息量的密度和精确度，为了尽量在回目中多安排几个实词，毛氏父子不仅使得有些回目扭曲变形，而且在这些句子中还出现了三十一个八言对句；就修辞手法来说，回目句中所用的对偶、倒装等手法也是修辞中不影响事件准确性的手法。回末句虽然也以陈述句为主，但却尽量出现了一些感叹句和设问句；如果说回目句都是并列复句，那么回末句则出现了不少条件复句、转折复句；回末句的虽然不乏叙事，但并非全是叙事，其中也有抒情和议论；回末句很少实实在在地采用全知视角来介绍人物、事件，而是多采用限知视角来设置悬念；与回目句中都是实词不同，回末句中出现了大量的虚词；就修辞手法来看，回末句中出现的大量的比喻，以及用典、夸张等，都使其叙事功能虚化了：因为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用典故也只能是间接叙事，而夸张则是事实的变形。就文体特点来说，回目句和回末对句虽然都是以诗句的形式出现的，但回目只是小说情节的纲目，它起到了目录、标题的作用，叙事性很强；而回末对句则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它的抒情性比较突出。

因为回目是“实”的，所以在章回小说中它一直受到重视，是章回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们也努力把回目推敲得精妙夺目；但回末对句是“虚”的，所以它的随意性较强，也不很被人重视，甚至在一些章回小说中就被省略了。例如在《红楼梦》中，其回目句可谓精彩绝伦，但其回末句则基本被取消了，偶尔出现几对也是比较随意的。

注释：

[1]本文中出现的《三国演义》原文均引自齐鲁书社，1991年1月的版本。

[2]回目中有时通过所选词汇的褒贬等来表达作者的感情倾向，例如用“贼”来称呼董卓、曹操，就显示出作者对二人的贬斥。详见李金坤《务取精工以快读者———毛本〈三国演义〉回目艺术审美》［《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中的分析。

作者简介：侯桂运，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潍坊学院教师。

原载：《名作欣赏》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