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学龄前儿童，没有父母和老师们的严格管教，可以自由的玩耍和游戏，生活因此充满了精彩的回忆。
每年过春节，大人们忙于走亲戚拜年，我和小伙伴们则挨家挨户从地上捡拾没有燃放的鞭炮，聚集了一定的数量，找来空墨水瓶，开始制作炸弹。我发明的土炸弹，有相当大的破坏力。灌满了硝药的墨水瓶，安装了很长的引信，点燃了，放在猫狗们经常出入的巷口和墙洞下，一段时间内，炸得猫叫狗吠。后来，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一位过路行人的自行车被土炸弹的玻璃片引爆了车胎，随着那声“嘭”的巨响，炸弹游戏从此寿终正寝。
躲猫猫是我们最常玩的，西门岗上巷子多，老房子多，犄角旮旯数不胜数。十几个孩子躲起来，要想一一找出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于是，我们约定俗成，每次平均分成人数相等的两群，这样找出来的概率大大提高了，乐趣自然不减。那个年月，每家只要有孩子和老人在家，家家大门白天都是敞开的。有时候，一场躲猫猫，我们十几个小家伙，穿堂入室，从街前串到院后，然后翻墙到了詹家塘，不久又跑到杨家山头的古墓里。一个个都象草上飞，不折腾到某个小伙伴不受伤是决不罢休的。
雨天后，打泥巴仗当然最合适，我家后院的菜园子则是主战场。两帮人各自躲在一段矮墙后，哨声一响，但见泥巴乱飞，叫喊声此起彼伏。通常，我们男孩子夏天都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裤衩，泥巴砸在头上和身上，大不了跑到詹家塘和绣溪边，跳到水里一洗干净。女孩子不行了，她们胆小，很少有敢下水的，因此弄脏了衣服和裙子，常常是哭哭啼啼的回家，不仅要挨骂，而且还会被父母剥夺与男孩子游戏的权利。但是，有一位姓赵的女孩子始终参与我们的战斗，并且成了我最顽强的对手。一次，她扔过来的烂泥巴，糊住了我的眼睛，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凭感觉砸过去。好家伙，不偏不倚，她脑袋开花了。小伙伴们全都吓蔫了，我听到哭声，赶紧抹掉眼睛上的泥巴，跑过去，把泥巴直接抹到了她的伤口上，血止住了。晚饭时，她不情愿的跟在她妈身后，到我家兴师问罪。母亲又是赔礼又是道歉，末了，还给人家送去一碗三个糖打蛋。姓赵的女孩子后来和我一起上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我曾经写纸条子追求过她，却无下文。想必，她是记仇的。
打泥巴仗避免不了误伤，打水仗也难免磕磕碰碰。旧时的詹家塘，水面开阔，最深处有几米深，加上水边生满了菖蒲，叶边锋利，不小心很容易割伤皮肤。于是，打水仗的地点一般选择在绣溪。绣溪的河道很窄，枯水季节只有六七米宽，平均深度两三米，是游泳嬉戏的最佳去处。
从老街穿过查家巷，几分钟便到了绣溪边。绣溪边有处水泥台阶，早晨挤满了阿姨婶娘们，她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淘米洗菜洗衣服。洗衣服照例要用棒槌捶打，装衣服的小木桶，俗称“晾子”，在台阶上摆成一溜儿。
我的水性超好，一个猛子，可以从河这边一头扎到对岸。打水仗时，我们都会带上一根一尺长的扁平木棍，用来打水。同伴们和我打赌，在河底的泥巴下藏起木棍，不到几分钟，被我统统找出来。一次，一个姓光的男孩子看了妒忌，从台阶上偷来一只“晾子”，趁我不注意，一下子套到我头上。猝不及防的我，顿时头重脚轻，连喝了几口河水，在河心里乱扑腾。伙伴们看呆了，竟然没有一个上前帮忙。幸亏我命大，尽管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但是手脚并用，拼命划水，终于游到了河心的一块沙洲上，自己用手将头从木桶里拔了出来。这次，是母亲带我上门去人家兴师问罪了。光姓男孩的父亲是干部，出手大方也够狠。他给了我一斤大白兔牛奶糖，把那小子一脚从路牙子上踹到了街中间。
对我来说，牛奶糖不啻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吃惯了家里自产自销的水果，雪白柔软的牛奶糖咀嚼起来，又香又甜，特别是粘在牙缝里的那点残余，用手抠出来再吃，非常过瘾。长大后，我对一切甜味的糖果情有独钟，水果糖、棒棒糖、牛皮糖，甚至糖饼子、大扁糖、宝塔糖，简直不吃不厌。变态的是，我喜欢用红糖拌和稀饭吃，直到参加工作后，在室友们异样的眼神下，才艰难地弃绝了这个癖好。
牛奶糖换来的代价，是直接牺牲了我游泳的权利。几年过去，我成了不谙水性的“旱鸭子”。
不过，孩子们的游戏总是花样繁多，而且层出不穷的。
跳房子、五子棋、挑花棍、挤油渣、瓦石子、丢沙袋、打搞腿、掼纸牌、弹弓打鸟、掏鸟窝、逮知了、放蜻蜓、抓青蛙、斗蟋蟀、挖芦根、斗鸡草、弹弹子、踢绢子、地老鼠、滚铁圈、纸飞机......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不似现今的孩子们，平时学习作业多，到了放暑假，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和特长班。游戏的机会少的可怜，只能偶尔上上网和玩玩电动赛车，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玩的时间。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无拘无束的游戏和玩耍，蕴育了天真烂漫的性格和盎然不衰的童心。长大后，我和别人交往，也是坦诚相待，不工心计，不计恩怨，性情使然。一个人懂事太早不好，多一点人情世故，便会少一份闲适恬静。我始终认为，率真的成人应该比成熟的少年更加魅力四射。
小时候，我感觉到祖母是孤独寂寞的。祖父去世后，叔伯们分家，祖母在四个儿子家轮流过一个月。大半年下来，祖母喜欢上了我们家，到了月底，大伯来接她去西门吊桥的祖宅，老人硬是赖着不走。
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早逝，一个远在广西。俗话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祖母身边没有嘘寒问暖的女儿，便把满腔的疼爱给了她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母亲虽然不愿意，但也只好迁就父亲。从此，祖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家前面，临街有间草屋，里面住着一个孤老奶奶。老奶奶的丈夫是民国政府的小官员，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天突然失踪了。老奶奶无儿无女，养着一条大黑狗，平时乞讨为生。祖母看她可怜，经常送些剩饭剩菜给她吃，偶尔我也帮忙端个碗，所以和老奶奶的关系非常好。
老奶奶时常在半夜里偷哭，后来，头发掉光了，邻居们都叫她“秃老奶奶”。老奶奶失了名姓，她住的草屋，一年到头看不到点灯，看上去黑咕隆咚挺神秘的，是我和小伙伴们最感兴趣的地方。有时候，老奶奶带着大黑狗出去了，我们便从窗户翻进去，想从里面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宝贝。想不到，屋子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床肮脏的被絮摊在满地凌乱的稻草上，那算是老奶奶睡觉的地方吧。这让我们很是失望。
不过，草屋的屋檐下，有好几个麻雀窝。顺着墙边的香樟树爬上去，把手伸进鸟窝，里面暖和和的，抓出一把羽毛和干草，说不定能找到几颗麻雀蛋。我家对门的小华子，是个长得白白生生的小女孩，一看到我们掏鸟窝，马上拿着一个纸盒跑过来。我很大方的把麻雀蛋全部送给她，她会召唤来一帮子女孩子，陪我们男孩子跳房子和跳绳子。
那帮小女孩大多和我年龄相仿，小郭红、二莲子、计老鼠、蚂蚱子、小姑子和二丫头，后来都成为我在岗湾小学的同学。说来奇怪，那时候，她们的脸蛋上无一例外的都生了许多麻雀斑，直到初中，小华子还一直把我当做罪魁祸首。
我家前面的空地比一个篮球场还大，跳房子时，祖母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看。所谓的跳房子，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长四格宽两格的大方块，然后向第一个方格扔一块小瓦片，游戏者要单腿跳，将瓦片按顺序踢向下一格，出线或碰线算输。跳房子本来是女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踢瓦片讲究力道，技巧性很强。男孩子们很少有人愿意玩，弹玻璃珠则是我们最拿手的把戏。当然，隔壁的“酒专处”仓库大院，要比临街的空地更适合躲猫猫和做游戏。
大院的门楼处有扇厚重的木门，平时一般是从里面闩上的。这难不倒我，我回家拿来一把钢锯刀，塞进门缝里三别两别，就别开了。小伙伴们喊着“冲啊！”，一窝蜂的跑进去。
大门拴上是有原因的。原来，大院西墙下有几口大水缸，一米左右深，全部埋在土里，缸沿和地面平齐。以前，大水缸据说是用来储藏白酒的，后来便无人管了，聚满雨水，成了鹅鸭游泳的天堂。七三年冬天，三岁大的弟弟一不小心滑跌倒，掉进冰冻渣渣的大水缸里，幸亏我伸手抓住他腰间的绷带，一下子将他拉出来。这也算我童年的壮举之一，祖母因此说，大黑长大了肯定会讨女孩子们喜欢。
大院里有一排南北向的仓库，里面储存了大量的白酒。车辆运送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去围观。仓库的地面是木地板，铺了一层厚厚的稻壳，大白天都可以看到黄鼠狼在木箱缝隙间活动。和仓库相对的，是一幢两层小楼，楼梯极窄，楼上有四间房，两间住人，两间是车间，有几个妇女踩着缝纫机做衣服。
楼下有两家住户，门框都是青石条的，家里的地面铺的也是青石。到了夏天，坐在地上玩，不晓得多凉快。其中一家姓谭，父亲是烟酒公司的货车司机，母亲在蜡烛厂上班。家里有两个男孩，哥哥叫大兵，弟弟叫小兵，岁数都比我小，玩的时候自然是我的小喽啰。
祖母在我家住了两年多，我六岁那年，老人生了一场大病，被大伯接回了祖宅。
祖母去世的前晚，我半夜起来，站在床边的马桶前小便。忽然看到祖母拄着拐杖，从前面的厨房那边脚步蹒跚的向我走过来，吓得我“哇哇”大喊着一头钻进蚊帐里。父亲起来察看动静，说我是想奶奶想的眼花了。
第二天凌晨，二婶急匆匆敲开我家的大门，对父亲说，“奶奶走了。”原来，祖母临走前，舍不得我。于是，拄着拐杖，迈着小脚，又到西门岗上来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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