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学龄前儿童,没有父母和老师们的严格管教,可以自由的玩耍和游戏,生活因此充满了精彩的回忆。
每年过春节,大人们忙于走亲戚拜年,我和小伙伴们则挨家挨户从地上捡拾没有燃放的鞭炮,聚集了一定的数量,找来空墨水瓶,开始制作炸弹。我发明的土炸弹,有相当大的破坏力。灌满了硝药的墨水瓶,安装了很长的引信,点燃了,放在猫狗们经常出入的巷口和墙洞下,一段时间内,炸得猫叫狗吠。后来,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一位过路行人的自行车被土炸弹的玻璃片引爆了车胎,随着那声“嘭”的巨响,炸弹游戏从此寿终正寝。
躲猫猫是我们最常玩的,西门岗上巷子多,老房子多,犄角旮旯数不胜数。十几个孩子躲起来,要想一一找出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于是,我们约定俗成,每次平均分成人数相等的两群,这样找出来的概率大大提高了,乐趣自然不减。那个年月,每家只要有孩子和老人在家,家家大门白天都是敞开的。有时候,一场躲猫猫,我们十几个小家伙,穿堂入室,从街前串到院后,然后翻墙到了詹家塘,不久又跑到杨家山头的古墓里。一个个都象草上飞,不折腾到某个小伙伴不受伤是决不罢休的。
雨天后,打泥巴仗当然最合适,我家后院的菜园子则是主战场。两帮人各自躲在一段矮墙后,哨声一响,但见泥巴乱飞,叫喊声此起彼伏。通常,我们男孩子夏天都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裤衩,泥巴砸在头上和身上,大不了跑到詹家塘和绣溪边,跳到水里一洗干净。女孩子不行了,她们胆小,很少有敢下水的,因此弄脏了衣服和裙子,常常是哭哭啼啼的回家,不仅要挨骂,而且还会被父母剥夺与男孩子游戏的权利。但是,有一位姓赵的女孩子始终参与我们的战斗,并且成了我最顽强的对手。一次,她扔过来的烂泥巴,糊住了我的眼睛,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凭感觉砸过去。好家伙,不偏不倚,她脑袋开花了。小伙伴们全都吓蔫了,我听到哭声,赶紧抹掉眼睛上的泥巴,跑过去,把泥巴直接抹到了她的伤口上,血止住了。晚饭时,她不情愿的跟在她妈身后,到我家兴师问罪。母亲又是赔礼又是道歉,末了,还给人家送去一碗三个糖打蛋。姓赵的女孩子后来和我一起上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我曾经写纸条子追求过她,却无下文。想必,她是记仇的。
打泥巴仗避免不了误伤,打水仗也难免磕磕碰碰。旧时的詹家塘,水面开阔,最深处有几米深,加上水边生满了菖蒲,叶边锋利,不小心很容易割伤皮肤。于是,打水仗的地点一般选择在绣溪。绣溪的河道很窄,枯水季节只有六七米宽,平均深度两三米,是游泳嬉戏的最佳去处。
从老街穿过查家巷,几分钟便到了绣溪边。绣溪边有处水泥台阶,早晨挤满了阿姨婶娘们,她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淘米洗菜洗衣服。洗衣服照例要用棒槌捶打,装衣服的小木桶,俗称“晾子”,在台阶上摆成一溜儿。
我的水性超好,一个猛子,可以从河这边一头扎到对岸。打水仗时,我们都会带上一根一尺长的扁平木棍,用来打水。同伴们和我打赌,在河底的泥巴下藏起木棍,不到几分钟,被我统统找出来。一次,一个姓光的男孩子看了妒忌,从台阶上偷来一只“晾子”,趁我不注意,一下子套到我头上。猝不及防的我,顿时头重脚轻,连喝了几口河水,在河心里乱扑腾。伙伴们看呆了,竟然没有一个上前帮忙。幸亏我命大,尽管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但是手脚并用,拼命划水,终于游到了河心的一块沙洲上,自己用手将头从木桶里拔了出来。这次,是母亲带我上门去人家兴师问罪了。光姓男孩的父亲是干部,出手大方也够狠。他给了我一斤大白兔牛奶糖,把那小子一脚从路牙子上踹到了街中间。
对我来说,牛奶糖不啻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吃惯了家里自产自销的水果,雪白柔软的牛奶糖咀嚼起来,又香又甜,特别是粘在牙缝里的那点残余,用手抠出来再吃,非常过瘾。长大后,我对一切甜味的糖果情有独钟,水果糖、棒棒糖、牛皮糖,甚至糖饼子、大扁糖、宝塔糖,简直不吃不厌。变态的是,我喜欢用红糖拌和稀饭吃,直到参加工作后,在室友们异样的眼神下,才艰难地弃绝了这个癖好。
牛奶糖换来的代价,是直接牺牲了我游泳的权利。几年过去,我成了不谙水性的“旱鸭子”。
不过,孩子们的游戏总是花样繁多,而且层出不穷的。
跳房子、五子棋、挑花棍、挤油渣、瓦石子、丢沙袋、打搞腿、掼纸牌、弹弓打鸟、掏鸟窝、逮知了、放蜻蜓、抓青蛙、斗蟋蟀、挖芦根、斗鸡草、弹弹子、踢绢子、地老鼠、滚铁圈、纸飞机......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不似现今的孩子们,平时学习作业多,到了放暑假,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和特长班。游戏的机会少的可怜,只能偶尔上上网和玩玩电动赛车,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玩的时间。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无拘无束的游戏和玩耍,蕴育了天真烂漫的性格和盎然不衰的童心。长大后,我和别人交往,也是坦诚相待,不工心计,不计恩怨,性情使然。一个人懂事太早不好,多一点人情世故,便会少一份闲适恬静。我始终认为,率真的成人应该比成熟的少年更加魅力四射。
小时候,我感觉到祖母是孤独寂寞的。祖父去世后,叔伯们分家,祖母在四个儿子家轮流过一个月。大半年下来,祖母喜欢上了我们家,到了月底,大伯来接她去西门吊桥的祖宅,老人硬是赖着不走。
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早逝,一个远在广西。俗话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祖母身边没有嘘寒问暖的女儿,便把满腔的疼爱给了她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母亲虽然不愿意,但也只好迁就父亲。从此,祖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家前面,临街有间草屋,里面住着一个孤老奶奶。老奶奶的丈夫是民国政府的小官员,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天突然失踪了。老奶奶无儿无女,养着一条大黑狗,平时乞讨为生。祖母看她可怜,经常送些剩饭剩菜给她吃,偶尔我也帮忙端个碗,所以和老奶奶的关系非常好。
老奶奶时常在半夜里偷哭,后来,头发掉光了,邻居们都叫她“秃老奶奶”。老奶奶失了名姓,她住的草屋,一年到头看不到点灯,看上去黑咕隆咚挺神秘的,是我和小伙伴们最感兴趣的地方。有时候,老奶奶带着大黑狗出去了,我们便从窗户翻进去,想从里面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宝贝。想不到,屋子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床肮脏的被絮摊在满地凌乱的稻草上,那算是老奶奶睡觉的地方吧。这让我们很是失望。
不过,草屋的屋檐下,有好几个麻雀窝。顺着墙边的香樟树爬上去,把手伸进鸟窝,里面暖和和的,抓出一把羽毛和干草,说不定能找到几颗麻雀蛋。我家对门的小华子,是个长得白白生生的小女孩,一看到我们掏鸟窝,马上拿着一个纸盒跑过来。我很大方的把麻雀蛋全部送给她,她会召唤来一帮子女孩子,陪我们男孩子跳房子和跳绳子。
那帮小女孩大多和我年龄相仿,小郭红、二莲子、计老鼠、蚂蚱子、小姑子和二丫头,后来都成为我在岗湾小学的同学。说来奇怪,那时候,她们的脸蛋上无一例外的都生了许多麻雀斑,直到初中,小华子还一直把我当做罪魁祸首。
我家前面的空地比一个篮球场还大,跳房子时,祖母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看。所谓的跳房子,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长四格宽两格的大方块,然后向第一个方格扔一块小瓦片,游戏者要单腿跳,将瓦片按顺序踢向下一格,出线或碰线算输。跳房子本来是女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踢瓦片讲究力道,技巧性很强。男孩子们很少有人愿意玩,弹玻璃珠则是我们最拿手的把戏。当然,隔壁的“酒专处”仓库大院,要比临街的空地更适合躲猫猫和做游戏。
大院的门楼处有扇厚重的木门,平时一般是从里面闩上的。这难不倒我,我回家拿来一把钢锯刀,塞进门缝里三别两别,就别开了。小伙伴们喊着“冲啊!”,一窝蜂的跑进去。
大门拴上是有原因的。原来,大院西墙下有几口大水缸,一米左右深,全部埋在土里,缸沿和地面平齐。以前,大水缸据说是用来储藏白酒的,后来便无人管了,聚满雨水,成了鹅鸭游泳的天堂。七三年冬天,三岁大的弟弟一不小心滑跌倒,掉进冰冻渣渣的大水缸里,幸亏我伸手抓住他腰间的绷带,一下子将他拉出来。这也算我童年的壮举之一,祖母因此说,大黑长大了肯定会讨女孩子们喜欢。
大院里有一排南北向的仓库,里面储存了大量的白酒。车辆运送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去围观。仓库的地面是木地板,铺了一层厚厚的稻壳,大白天都可以看到黄鼠狼在木箱缝隙间活动。和仓库相对的,是一幢两层小楼,楼梯极窄,楼上有四间房,两间住人,两间是车间,有几个妇女踩着缝纫机做衣服。
楼下有两家住户,门框都是青石条的,家里的地面铺的也是青石。到了夏天,坐在地上玩,不晓得多凉快。其中一家姓谭,父亲是烟酒公司的货车司机,母亲在蜡烛厂上班。家里有两个男孩,哥哥叫大兵,弟弟叫小兵,岁数都比我小,玩的时候自然是我的小喽啰。
祖母在我家住了两年多,我六岁那年,老人生了一场大病,被大伯接回了祖宅。
祖母去世的前晚,我半夜起来,站在床边的马桶前小便。忽然看到祖母拄着拐杖,从前面的厨房那边脚步蹒跚的向我走过来,吓得我“哇哇”大喊着一头钻进蚊帐里。父亲起来察看动静,说我是想奶奶想的眼花了。
第二天凌晨,二婶急匆匆敲开我家的大门,对父亲说,“奶奶走了。”原来,祖母临走前,舍不得我。于是,拄着拐杖,迈着小脚,又到西门岗上来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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