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有点老了。诗的老在于它的“变”。诗变动得太快,太频繁,幅度也太大,追赶潮流的结果,是诗离它抒情言志的本质越来越远,相当多的原先痴迷于诗的人们,已经在不甘情愿地拒绝他们的热爱。究其原因,岂止是“审美疲劳”所能概括?那些充斥着今日诗坛的废话和垃圾能有美感吗?散文也有点老了。散文的老在于它的几乎“不变”,总是令人厌倦的即物抒情,托物言志,总是那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老套路,就此说散文的“审美疲劳”也许近是。而介乎这两种文体之间的散文诗却是青春依旧——它总也不老。这里套用白先勇的话。“尹雪艳总也不老”,这是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篇的第一句话,也是这篇名作的“诗眼”。尹雪艳从上海滩来到台北,战争风云,人事沧桑,她依旧充满了青春的魅力。周围的人都老了,她依然周旋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依旧有爱她、慕她、被她倾倒的人。以此来形容散文诗是很有趣的。鲁迅以后至何其芳,至柯蓝和郭风,人们总觉得散文诗的写作过于轻盈,人们希望它像别的文类那样“沉重”一些,“深刻”一些,希望它能为中国的艰难时势有更多的承载。
长期以来人们所谓的散文诗的尴尬,其实并非是基于它的“两栖文体”的尴尬,而是它的有局限的形式与内容上与时代的、社会的、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之间的表达与承诺的矛盾造成的尴尬。散文诗有自己的个性化的形式,有它自有的表达关心与关怀的场域与方式。散文诗区别于所有的文类而自成一格。要求它与长篇或短篇小说,与写实或非写实的报告文学,与其他在题材方面游刃有余的文类做同等的事,这种要求显然有悖于事实。世界很大,人事很复杂,欣赏的趣味又因人而异,文类的分工正好适应了这种多元的供需关系。小说擅长于说故事,戏剧擅长于演人生,诗歌擅长于抒性情,这些文类,可以庄严,可以诙谐,可以轻松,可以诗情画意,原是为适应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设的。前已说过,散文诗是三弦之类的“小乐器”,它不是大锣大鼓,来不得惊天动地。它有自己的擅长,它所擅长的,未必别人能做到。说到当下,人们对有的文体失望了,而钟情于这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小摆设”。好比吃腻了浓郁的肉食,转过来喜欢清淡的菜蔬。人们开始钟情于散文诗自有他们的道理——这是紧张之后的放松,疲劳之后的休息。
其实,散文诗尽可以我行我素。它可以、也应当适应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也可以顺应潮流的涌动而涌动,但散文诗也可以坚守,它可以不变。不变并非它的过错,不变是因为有人喜欢,有人喜欢就是坚持的道理。这是青春的文体,优美,轻盈,灵动,隽永,还有始终如一的高雅,以及始终拒绝粗鄙化的坚守。从主要的表现形态来说,散文诗是一幅一幅的水墨山水,淡淡的,浅浅的,如山间的云雾。“花开无异色,刚刚沐浴过晨露。此时春风化雨,小溪漫过百里浅草,跨过唐诗宋词,在线装卷帙中与你春风一顾。”(爱斐儿:《百合》,引自《非处方用药》,中国青年出版社9月版)“我的思想埋在土里是记忆中的地瓜,长在田野上是金黄的麦穗,它其实就是关于人间的温饱;我的思想还可以是苜蓿、是牡丹、是草原上茂盛的青草,是冰山上的雪莲,它其实就是关于世界的美丽。”(周庆荣:《我能否点燃这天鹅绒般的思想》,引自《有理想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7月版)你读这些清清浅浅、婉婉约约的文字,你的心灵不能不被它所化解而保留了难得的一份清纯,一份温馨,一份甜蜜。有了这些,足以慰困顿繁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