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一场奇怪的疫情。
整个城市，总共有1680人不幸感染。
这些感染者，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446人因此死亡。
他们共同的症状是：瘫痪。
疫情像吃人的怪兽，从南通肆虐到其他城市，青岛、上海、南宁、济宁等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纷纷告急。
一时间，恐慌情绪在蔓延，人人谈之色变，许多家庭终日闭门谢客。
这种让无数家庭陷入不幸的可怕疾病，学名叫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脊髓灰质炎病毒，可通过消化道传染，会破坏脊髓神经，进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者，呼吸肌萎缩，最终可能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
一位母亲，因为孩子感染了这种怪病，四处寻医问药。
在他人的指点下，她来到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
她听人家说，这里有一个叫顾方舟的医生，是研究这种疾病的专家。
1956年1月，顾方舟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被国家派往北京，参与制订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脊灰研究室主任一职。
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这一天，顾方舟刚刚从实验室出来，就遇到了那位四处寻医问药的母亲。
这位母亲，紧紧抓住顾方舟的胳膊，眼神里全是期待和哀求。
她背上的孩子，眼睛晶亮灵动，一看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面对可怜无助的母子，顾方舟不得不以几乎哽咽的声调道出真相：
这种怪病，全世界至今还没有治愈办法，或可以找个整形科大夫，恢复孩子部分功能。
听完这最后的“宣判”，原本眼神坚毅的母亲，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眼睛呆呆地盯着地板，她无法接受孩子要在瘫痪中度过一生的现实。
这一幕，也深深刺痛了一旁的顾方舟。
面对这位绝望的母亲，他爱莫能助。但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竭尽所学，尽快发明疫苗，别再让其他的孩子被这头怪兽吞噬。
02
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康之家。
他的父亲顾国光，在宁波海关任职，工作还算体面，收入也足够养活一家人。
意外发生在1930年，顾国光在出外勤时，被一种叫白蛉的吸血昆虫叮咬，感染上了黑热病，几个月后去世了。
从此，一家人断了生活来源。
顾方舟一共四兄弟，此时都还没成年，加上一个年幼的叔叔，所有生活的压力全部落在了母亲周瑶琴身上。
周瑶琴是小学老师，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家庭的开支。
有人给尚属年轻的周瑶琴出主意：
顾家嫂子唉！你一个人，怎么养活四个小孩嘛！早点改嫁吧！
周瑶琴不为所动，她明白，只要她一离开，这个家立马就会垮掉。
在丈夫去世两年后，已经34岁的周瑶琴，不仅没改嫁，反而做出了一个堪称“逆天”的决定：
重新回到校园，学一门更赚钱的技术。
周瑶琴选定杭州私立广济助产职业学校，准备学习助产术，将来开助产医院。
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别说这么大年纪回炉重炼，就是一般到社会上工作的女性都极少。
换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堪称惊险的人生抉择。
年幼的顾方舟和兄弟几个，被送到姥姥家照顾，直到两年后母亲毕业，才又母子团圆。
后来，人生已经开挂的周瑶琴，做出更加大胆的决定：
带着一家老小，前往当时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天津谋生。
在这里，她挂牌开业，做起了助产医生。
靠着这份工作，周瑶琴保护了顾家周全，也让顾方舟几兄弟接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个中辛苦难以尽述，但家庭的变故，尤其是母亲对教育的重视，极大地激励了年幼的顾方舟。
他认识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尤其是一无所有的穷人，也只能靠不断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比较有意思的是，大概也是因为医生的这个身份，每每遇到困难，母亲总是鼓励顾方舟：
认真读书，将来做个医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3
1944年，顾方舟如愿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大学里的时光，总是伴随着青春和活力。
但对顾方舟那一代人而言，却并不完全是这样。
当时的北平已经沦陷，北大被日本人操控的华北伪政权控制。
就算在医学这种学科里，也必须学习日文。
顾方舟对此深恶痛绝，尤其讨厌生理课上日本教授显示出的“民族优越感”。
当然，也有他乐意上的课程，比如公共卫生课，那是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先生开设的。
当时的中国人，对公共卫生这事不重视。
无论城市乡村，到处都是随意倾倒的垃圾，大量的厕所沿街沿河而建，河水被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利用”。
当时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7%~20%，农村人平均寿命只有33岁，每年因为卫生常识缺乏而枉死的人数以千万计。
严镜清在课堂上经常举一些沉重的案例：
小小的破伤风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
产妇不懂卫生保健，病死率居高不下；
大量的婴儿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便匆匆离去。
每每说及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先生总是红着眼圈，学生们也跟着潸然泪下。
这门课程几乎动摇了顾方舟做一名医生的决心。
他逐渐感觉到，单纯靠拯救一个一个的病人还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预防更多人陷入疾病的痛苦之中。
这个转变，最终因为一个同学促成。
有一次，班级里一个女生，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
回到学校后，这位女生，几乎被所见所闻击垮，情绪低落，终日一言不发。
在同学的再三要求下，她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述见到的惨状：
矿井之中，暗无天日，矿工穿着麻袋、露趾破鞋，被包工头打得头破血流、露出骨头；
他们夜里枕着砖头入睡，病死了就被人丢进万人坑，吃着阳间饭，干着阴间活。
叙述的女生，泣不成声。
周围聆听的同学，泪如雨下。
顾方舟那一刻决定，不当医生，要当个拯救更多人的公共卫生专家。
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前途光明的医生职业。
当顾方舟放弃外科医生这个职业时，连他的老师严镜清先生也颇有些意外。
但顾方舟谢绝了一切关心，态度相当坚决：
当医生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啊？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04
但是，要做一名拯救千万人的公共卫生专家，又谈何容易呢？
当时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才刚刚起步。
在脊髓灰质炎肆虐的50年代中期，顾方舟被国家指定专门研究这种可怕的疾病。
可当时国内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外，大多数人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
医生的诊断，也只能依赖患者的临床表现，比如发热、瘫痪等，误诊率比较高。
一些损伤、急性骨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疾病，很容易被误诊为小儿麻痹症。
更要命的是，就算患者被准确诊断感染了脊灰病毒，也无法确定是感染了哪种类型。
脊灰病毒一共有三种类型，只有通过病原学、血清学方面的研究，才能确定国内流行的到底是哪一种类型。
顾方舟和团队，首先要完成这些基础的调研工作。
为此，他们调查了国内12个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患者粪便标本，一一比对化验，最终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分离和定型方法。
这是顾方舟攻克脊灰病毒的第一战。
但也仅仅是第一战，未来还有更加艰难的科研工作：研制和生产疫苗。
时不我待，当时脊灰病毒扩散速度很快，早一天研制出疫苗，就能多挽救一些患者和家庭。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他写道：
如果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骨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地来一个大爆发。
可是急也没用，当时世界上能够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生产工艺，都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上。
为此，国家再次把顾方舟派遣到苏联学习。
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分为两种：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
两者各有优劣，活疫苗的药性强，效果显著，但风险比较高，弄不好容易伤到人类自己。
死疫苗相对温和，倒不至于伤到自己，但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就难说了。
在去苏联学习之前，顾方舟对于疫苗工艺其实已经有所了解。
死疫苗，无论从生产的难度，还是所需的成本上来说，都不太划算。
这种疫苗生产，所需要的高纯度蒸馏水、十几种氨基酸、“119培养基”，国内都没有条件保障，一旦大规模生产，只能依赖进口，如此一来成本会非常昂贵。
这对于当时几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不太现实。
最关键的是，这种疫苗也只能阻断病毒对单个患者的伤害，却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
所以顾方舟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活疫苗的生产工艺上。
幸运的是，在苏联，得益于此前留学时的恩师丘马可夫教授相助，顾方舟获赠到3000份美国科学家塞宾原制的活疫苗。
这让顾方舟兴奋到了极点，也更加让他想要进一步研究这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在规定的回国时间还没到来之前，他就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提前回国。
05
带着大量的研究材料回国后，顾方舟来不及休整，就立马投入工作了。
但要确定一种疫苗是否有效和安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大量动物和临床试验才行。
动物试验好解决，关键是如何做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一般分为三期，从少数人受试，逐渐扩大到更大的人群。
当时掌握活疫苗技术的美国人塞宾，就是停在了这一步，找不到人来进行真正的临床试验，所以安全性一直饱受争议。
但顾方舟和同事们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很简单。
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他们一致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
这天，顾方舟一口喝下了一瓶有点微苦的疫苗溶液，像个大无畏的战士。
他对自己研制的疫苗有把握，所以一周的观察期，没有太多可担忧的，反倒像意外得到一次休假。
果然，一周之后，他和同事们各项体质指标完全正常。
不过接下来的实验，更为艰难。
因为疫苗主要是给幼儿使用的。
成年人的免疫能力比较强，成年人可以抵抗疫苗的毒性，并不代表幼儿可以。
所以接下来更大的难题是，需要找到愿意接受实验的幼儿。
但哪个做父母的，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以身犯险呢?
这样的难题，想想都觉得头冷。
此时的顾方舟，再次展现出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和无私。
瞒着妻子，他让自己刚刚满月的儿子接受了实验。
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像自己服用疫苗时那么从容了。
在儿子接受实验之后，他几乎每个夜晚都要陪在他身边，直到孩子呼吸均匀进入梦乡，他才敢洗漱就寝。
在他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让自己的小孩进入实验的行列。
以至于每天早晨，同事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问：
你家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漫长的实验期终于结束，所有同事都各自汇报了结果：孩子安然无恙。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所有人都放下了内心的愧疚和担忧，喜极而泣，相拥庆祝。
此后，疫苗临床实验，顺利扩展到更大的人群，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被反复验证。
接下来紧要的问题，是大规模生产。
06
疫苗的研究从零开始，生产同样也是从零开始。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前往苏联考查疫苗前，政府就已经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猿猴实验站。
1959年，卫生部批准筹建的实验站改成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只是当时准备生产的是死疫苗。
在了解了顾方舟带来的活疫苗消息之后，国家才决定将活疫苗生产基地也选定在这里。
这个基地，建在昆明西北郊的玉案山的花红洞山沟，是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山沟。
建疫苗生产基地，需要大量的水泥、钢筋等基本物资，但当时的昆明无法全部供应，所以只能从北京、上海等地调运过来。
一些特殊的科研物资，更是需要从全国各地运过来。
一次调运不完，就分多次慢慢调运。
当时昆明的火车站，设在昆明东郊。
物资从火车上卸下之后，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才能被拉到西北郊玉案山。
但整个昆明城，只有五六辆拉物资的货车，而抢着用的单位特别多，很难抢到。
没办法，只能用马车运。
但运到玉案山脚，又面临一个难题，马车无法上山，物资只能卸在山脚下。
要将物资运上基地，还得靠人接力背上去。
环境如此艰苦，平时留学、学富五车的科研人员，也常常参与重体力劳动。
顾方舟是领导，也是科研骨干，但和其他人没啥两样。
扛200斤的水泥、挑粪给蔬菜施肥、背疫苗下山冷藏，是日常修炼。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中，他和同事们像纤夫一样，拉着厚重的水泥柱平整地面，做起了人肉压路机。
干重体力活的男性，本需要大量的食物补充体力。
但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只能分到9两大米。
而他们居住的地方，也简陋到令人想哭：是战争时期留下的防空洞，又冷又漏风。
有一些年轻人实在受不了，偷偷溜走了。
一名饲养员，因为过于饥饿，打起了猴粮的主意。
一米八的大个子，被抓住时，皮肤蜡黄，嘴唇没一点血色。
顾方舟见到这位饲养员时，就已经心软，因为他知道，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和他有一样的感觉：饿。
在这山沟沟里，认识的人，知道他们是留过学的科研人员，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在这里劳改。
但在这艰苦的环境里，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并被迅速投放于11个城市。
调研证明，疫苗防疫率达到93%，这让顾方舟和同事们欣喜不已。
1963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正式刊发消息：小儿麻痹症有预防方法了。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顾方舟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
疫苗需要冷藏保存，否则会失去活性，但当时只有大城市的防疫站才有冷藏条件，一般的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没法送达。
而且疫苗是液体，运输不易，使用前还得稀释，也不是很方便。
家长把疫苗滴在馒头里，一不小心就容易浪费。
受到儿子爱吃糖的启发，顾方舟经过一年多的测试，推出了更加方便运输和服用的糖丸。
这颗白色的糖丸，一经推出就大受孩子们的欢迎，脊灰疫苗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
如今的70后、80后、90后、00后，基本都吃过这样的小糖丸，那是接种疫苗唯一不用被打针吓哭的幸福时刻。
1965年，全国农村也逐步推广开了疫苗。
预防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全国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逐年下降，无数家庭和孩子幸免于难。
1983年，全国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为0.3/10万。
1988年，全国仅报告667例。
1994年，仅湖北襄阳报告了一例。
此后，再无发现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宣布实现无脊髓灰质炎目标。
从此，小儿麻痹症这种可怕的疾病，彻底远离了刚出生的孩子。
图源| 《大家》顾方舟-使命召唤
[1]《使命的召唤——顾方舟传》，江苏人民出版社，作者：徐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