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各类事物运行本来是没有学科（或专业）界线的，人们为了便于学习和认识事物的运行规律，人为地划分为许多学科。学科划分是为学习和研究方便不得已而为之，学科划分使原本完整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
即使在某一学科内部看起来具有系统性、严密性的知识体系，一旦跳出这一学科，或者以另一学科的体系来解读，就会发现，原来认为系统性、严密性的知识体系也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地球上的客观事物本来是没有经度、纬度和时区的，为了认识地球上事物的方便，把地球划分为经度、纬度和时区，这一划分是系统的、严密的，但是，如果站在长江、黄河这样的水系角度，纬度和时区就把长江、黄河的水系分割在多个不同的纬度和时区。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按照某种知识分类标准（分类标准不只一种维度，而是有多种维度）划分而成的，如果以别的分类标准来看，本来看似边界明确的学科也就成为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了。打个比方，人可以分为南方人、北方人、东方人、西方人，之间的边界并不明确，即使找到明确的边界（如长江或淮河），如果以其它分类标准（如老年、青年、少年；或富豪、中产、穷人）来看，按地域划分的南方人、北方人都会跨到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类别中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推论：“所有学科（专业）都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不仅管理学会跨到其它学科，物理、化学这样的看似边界清晰的学科也会跨到其它学科。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化学，美国化学会主办一份《物理化学》杂志，物理学家投稿总是被拒，因为化学领域的审稿人读不懂物理学家写的文章。于是，美国物理学会就办了另一份杂志《化学物理》，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很难讲。后来，两边的一部分科学家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
杨玉良曾经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对学科之间边界和关系有深入的研究。杨玉良认为，学科是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学科划分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存在负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当然，不同学科的边界清晰程度还是有差异的。与数学、物理这样的学科相比，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更为模糊，这些学科的边界不像动物、植物的分类（能明确界定某种动物或植物属于某一界、门、纲、目、科...）一样清晰，而是像对地球的表面及内部进行的分类，既可以分为高原、盆地、丘陵、高山、江、湖、海，也可以分为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还可以分为某一段经度或纬度，这些分类的边界大多是不清晰的。
管理学与其它学科的边界，就像“温带”这一领域在地球上的边界，从经度或时区的标准来看，“温带”涉及地球上的所有经度和时区，从另一角度（如纬度）来看，“温带”只是在某些纬度的范围内，而且存在高纬度区域与低纬度区域都属于温带的交叉现象。
基于“学科就是对知识的不同角度分类”这一认识出发，也能回答《再问管理学》一文提出的“有中国管理学吗？”的问题。
管理学内部的二级、三学科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按管理过程来分，有计划（学）、组织（学）、指挥或领导（学）等；按职能（功能）来分，可以分为战略学、人力资源学、财务学、营销学；按国别（文化、地域）来分，则有东方（中国）管理学、西方（美国）管理学等；按时期分，则有古代管理学、近代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可见，“中国管理学”作为按国别（文化、地域）来划分的一个子领域，是可以存在的，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
注：本文为约稿评论，发表于《管理学报》第7期，第969～9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