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障碍发病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目前倾向认为，遗传与环境因素在其发病过程中均有重要作用，而以遗传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影响中枢神经信息传递过程等，导致躁狂和抑郁等情感症状。
遗传因素
双相障碍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其遗传倾向较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障碍等更为突出，但其遗传方式不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属多基因遗传。
家系性调查结果示双相障碍一级亲属中双相障碍的发病率与正常一级亲属双相障碍发生率相比高8～l8倍，双相障碍的遗传度也高于正常人群，表现在50％ 的双相障碍患者双亲至少有一位罹患情感障碍。双亲之一罹患双相障碍，其子女情感障碍发生几率为25％ ；而如果双亲均罹患双相障碍，其子女发生情感障碍患病几率则增加到50％ ～75％[1]。
孪生子调查发现单卵双生子间双相情感障碍同病率为33％ ～90％ ，而异卵双子间双相障碍同病率为5％ ～25％[1]，寄养子研究显示患病父母的子女寄养正常家庭环境也仍具有较高的情感障碍发生率，且与未寄养的子女接近，证明双相障碍是具有遗传性的疾病。
包括使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RFLPs)在内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双相障碍可能与第5、第11号及性染色体上的基因异常有关，但研究结果缺乏良好的重复性。已经明确，与双相障碍有关的第5号染色体上有D1受体基因，而第11号染色体上有D2受体基因和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合成的限速酶酪氨酸羟化酶基因。可见，遗传、中枢神经信息传递过程与双相障碍三者之间，可能存在复杂而密切的关联[2]。
神经生物化学因素
双相障碍患者中5-HT和NE水平在发病机理中是相互影响的，但其首要原因是5-HT功能降低。大量证据表明双相障碍抑郁相和躁狂相都有5-HT的功能不足。当存在持续的5-HT功能异常时双相障碍患者的发作相取决于NE紊乱的方向(升高或降低)，例如NE过多被认为导致躁狂，NE减少导致抑郁。提高5-HT功能可以治疗躁狂和抑郁，但是色氨酸的急剧减少能导致躁狂和抑郁复发[3]。
细胞外信使物质如神经递质、激素等作为第一信使，负责细胞间信息传递过程，一般不进入靶细胞内部。第二信使就是第一信使刺激靶细胞后由胞浆产生的信息分子，是胞外信息与胞内效应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物。目前已知的第二信使有环磷酸腺苷(cAMP)及细胞膜磷酸肌醇(PI)代谢产物三磷酸肌醇(IP3)等。已经明确，鸟苷酸结合蛋白(G蛋白)能通过调控cAMP和IP3的生成，影响跨膜信息传递过程。G蛋白有Gs、Gi、Gp、Go等多种类型。其中，Gs、Gi参与受体与腺苷酸环化酶(AC)的偶联，而Gp和Go参与受体与磷脂酶C(PLC)的偶联。Gs、Gp分别通过介导激活Ac和PLC，刺激cAMP、IP3的生成；而Gi和Go则通过介导抑制Ac和PLC而减少eAMP和IP3的产生。目前，已知β受体通过Gs，而a2受体、5HT1受体和DA受体通过Gi与Ac偶联，al受体、5-HT2受体通过Gp与PLC偶联。最近有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存在G蛋白活性异常增强，表现为躁狂病人Gp蛋白活性增强，而抑郁病人Gs功能亢进。碳酸锂对Gp、Gs两种蛋白均有抑制作用，因而对情感活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2]。
神经内分泌因素
双相障碍的发生还有可能和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有关，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和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大多研究支持双相障碍的HPA 功能亢进，但是也有研究有相反的结论。
首次发作的患者垂体容积增大，被认为是HPA功能亢进的代偿反应，Mondelli等[4]用MRI进行脑部扫描，测定183例垂体容积，26例分裂症患者和44例他们的一级亲属，29例双相障碍患者和38例一级亲属，46例健康对照者，结果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及其一级亲属和对照者相比垂体容积大小没有显著差异，而首发分裂症患者的脑垂体容积明显增大(P =0．002)。另外双相障碍的病生机制也和应激性生活事件有关，应激可造成HPA 功能亢进，导致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CRH)分泌增多，并抑制HPA的负反馈环路，进一步增加了HPA的活性，虽然这些推论与假设尚未在人体研究中获得证实，但是内分泌系统在双相障碍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编写者：王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