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22日，第二十二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在美丽的厦门召开，本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以“创新精准研究，探索智慧医疗”为主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汇集，聚焦肿瘤临床前沿，呈现一场饕餮学术盛宴。会议期间，医脉通有幸采访了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吴一龙教授，吴一龙教授围绕EGFR TKI的耐药相关问题、PD-L1抗体研究进展和生物标志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医脉通：第三代EGFR TKI单药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当前关于克服EGFR-TKI耐药问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在处理耐药问题上您自己有何心得体会？
吴一龙教授：所有靶向药物都面临着耐药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处理耐药模式的治疗策略，而这种治疗策略目前也得到了全球以及国内专家的认可，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治疗模式和策略进行治疗，那这个模式是什么？
所有耐药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仅有孤立的转移进展，比如某患者的疾病控制得挺好，突然出现了脑转移，或出现肾上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继续使用原来的靶向药物，然后进行手术或化疗把转移灶去除，使用这个策略的原因是什么？既往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靶向治疗之后会出现肿瘤异质性，即肿瘤细胞会分化，一部分细胞对靶向治疗仍然敏感，而转移部位的细胞已经变得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用原来的靶向药物控制仍对其敏感的肿瘤细胞，然后再使用局部治疗把对其不敏感的肿瘤细胞杀灭，这是第一种治疗模式——寡转移治疗模式。
第二种类型是，病灶进展的非常慢，比如几个月病灶只增加一点，或者病灶没有变化，但发现CEA等肿瘤标志物的升高，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肿瘤细胞仍对目前使用的靶向药物敏感，我们推荐继续使用原来的靶向药物，因为若太早更换药物，对抗肿瘤细胞的“武器”会更少，将来的治疗可能更困难。
第三种类型是，肿瘤细胞耐药后进展较快、症状出现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换治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做一次活检，以探究出现耐药的原因，从以往的经验看，约50%会出现EGFR T790M突变，另有20%是另一个通路的基因突变，第三种是其他突变，如果发现是第一种突变，我们会选择第三代EGFR TKI，如果是旁路激活的基因突变，会联合抑制旁路激活的药物。因此，耐药的处理方式较复杂，基本上会根据第二次活检的结果来决定最佳的治疗措施。
医脉通：中国本土免疫治疗药物发展竞争也非常激烈，今年的WCLC会议上，您报告了一项卡瑞利珠单抗单药二线治疗NSCLC的II期研究，其研究设计有何特点，研究结果有何意义？
吴一龙教授：大家知道，I/II期临床试验的目的并不是要确定某种治疗方式，其目的是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必要继续往前走，因此，不太赞同的是，大家一看到有结果公布，就马上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因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
世界肺癌大会上报告的这个II期临床研究，实际的目的是探讨二线治疗是否有生物标志物来指导治疗，设计的初衷是，从目前的研究证据看来，二线治疗不需要生物标志物的指导，而不采用生物标志物治疗的结果就是二线治疗的有效率只有15%，即约六个或七个人中能找到一个对治疗有效的患者，这实际上比传统的治疗好很多，但从医生的角度看来，非常令人不满意。所以若能把这15%有效的患者筛选出来，而剩余85%不获益的患者就不使用这种方法。
这是一项“伞状”研究，研究设计了四个实验组，分别是PD-L1阴性、PD-L1 TPS 1%~25%、PD-L1 TPS 25%~50%、PD-L1大于50%，第一个目的是探索卡瑞利珠单抗在四个实验组的疗效，第二个目的是探索EGFR TKI治疗后PD-L1高表达患者中的疗效，因为EGFR突变患者耐药之后的治疗非常棘手。结果非常有趣，卡瑞利珠在PD-L1表达阴性患者中的有效率很低，PD-L1表达越高，其疗效越好，单药治疗EGFR突变患者几乎无效，因此，这个研究提示，对这几组患者应分群对待，下一步会用大的样本样来验证本次的研究结果。
医脉通：从中国患者数据中，PD-L1的表达和TMB这两个生物标志物哪个更有优势？
吴一龙教授：目前看来，所有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PD-L1是相对较好的生物标志物，临床实践中，已经根据PD-L1的表达与否来指导治疗，而且PD-L1表达高低可用来决定使用单药或联合治疗。至于TMB，之前我们认为TMB是不错的肿瘤标志物，也非常符合基因检测公司的理念，因其能计算出TMB水平等要素，但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结果可见，TMB作为生物标志物并不是很乐观，TMB可能是较好的预后因素，即高表达预后差些，低表达预后较好，但并无法预测治疗效果，个人看来，TMB的应用会局限在较小的人群中，不会用作广泛的肿瘤标志物。
